请问你用什么看他？用眼睛，还是用心灵？
演讲会散了，闹哄哄的人群挤在走廊上，气氛相当热烈，好似上一分钟才从一场宴会里散出来。
一张又一张脸上，我找到的不是沉思，我听到看到的只是寒暄和吵闹。
那么多张脸啊，为什么没有一丝索忍尼辛的光影？而你正从他的讲话里出来。
你为什么来？他又为什么讲？场外那么多哀哀求票的人，你为什么不干脆将票给了他们？
是那一位过来问我：“三毛，你听演讲为什么泪湿？”
我无法回答你这个问题，你根本在场，看见了这样的一个人，听了他的讲话，想到他的一生，却问我为什么堕泪，那么你跟我，说的不是同样的语言。
我流泪，因为我寂寞，你能懂吗？孤臣孽子的寂寞，无关风月，一样刻骨。
你又说：“你是情感丰富的人，当然是如此反应的。”
那么我跟你说，你冷血，这儿一半听讲的人都冷血，全台湾一半的人冷血、自私、懦弱、短视……你无感，因为你没有爱，没有心，没有热血，也没有灵魂。
是的，我们是一个自由的世界，我们自由得慢慢烂掉，烂在声色犬马的追逐里，死在浮华生活的彩色泡沫中而洋洋自得。这便是你对自由的了解和享受，是不是？
你是不是将索忍尼辛的来，又当作一场空泛的高调，你听见自由的呼唤，听见一个真诚而热烈的灵魂喊出了你常常听的东西，也喊出了大陆同胞的声音，你便机械的鼓掌，就如你一生拍了无数次想也当然的手一样。
你只是拍手而已，你的眼底，没有东西。
我们僵掉了，我们早已僵化了，我们有的只是形式和口号，我们不懂得深思，因为那太累了。
你不要喊口号吧，口号是没有用的，如果你不调整自己的生活，不改变自己的理念，不珍惜你已有的自由，不为你安身的社会担负起当有的一份使命，那么你便闭嘴好了。有的时候，我们将物质的享受和自由的追寻混为一谈，我们反对极权便加强渲染那个不自由世界里物质的缺乏。却不知道，有许多人，为着一个光明而正确的理想，可以将生命也抛弃。物质的苦难和自由的丧失事实上是两回事，后者的被侵犯才是极可怕可悲的事情。
我并不是在跟你讲国家民族，我只跟你讲你自己，我们既然将自由当作比生命还要可贵的珍宝，那么请你不要姑息，不要愚昧，爱护这个宝贝，维护它，警惕自己，这样的东西，你不当心，别人便要将它毁灭了。
请你看这个人，看进这一双悲天悯人的眼睛，看出他心里的渴望，看清楚他个人血泪的遭遇，看明白他的语重心长，也看见他心底那一股如同狂流般的焦虑和得不到自由世界回乡的寂寞。
听了索忍尼辛的话，但愿你心里有一点被刺痛的感觉，他如此的看重每一个珍爱自由的灵魂，我们不当轻视自己，更不能将这份卫护自由的使命交在他人的手里，而忘了自己也是一份力量。
我所知所爱的马奎斯
马奎斯是近年来世界性受欢迎的作家。他的作品不只在西班牙语地区得到普遍的欢迎，同时在世界各地只要对近代文学略有涉猎的人都不应该不知道他。很可惜的是在中国，他的名字还不能被一般的读者所熟悉。
我大概是九年以前开始看这位先生的作品。第一本看的是《没有人写信给上校》，第二本是《大妈妈的葬礼》。他的书在任何一个机场都可以买到，所以说他是一个受普遍群众所喜爱的作家。直到五年前我看到《一百年的孤寂》，我的看法是除了中国《红楼梦》之外，在西方作品里，它是这百年来最有趣的一本书。它可以让每个人阅读、了解和欣赏，念他这本书，如入幻境，痴迷忘返。
我认为今天以一个写短篇小说起家的作家（不能说专写短篇小说），能够得到诺贝尔文学奖的荣誉，也是相当的特殊。我最受感动的两篇文章，台湾好象没有介绍，一篇叫做《星期二晌午》，一篇叫做《鸟笼》，都是很短的，而里面说的东西是很平凡的生活上的故事，可是又那么深刻。《星期二晌午》是说一个贼在镇上被打死了，他的母亲带了个小女孩坐火车到那个镇他的坟上去献朵花，镇上的人觉得打死这个贼有一点羞耻，就把百叶窗都关下来了。
这个女人下火车时就跟女孩讲要振作起来，然后她们走下去，走到教堂的门口敲门；教堂的神户打开门接待她们，带她们到坟上去，在上面放一朵花。离开镇的时候；百叶窗后面很多眼睛看着她们。神父说：“真可惜啊！你当初为什么不叫你的儿子做一些好事？”母亲答复说：“他本来就是个好人。”《鸟笼》是说一个做鸟笼的人，很渴望做一个美丽的鸟笼去卖给镇上一个富翁生病的小孩，希望能赚一点钱。他做了很多幻想之后，把鸟笼很辛苦的做好拿去，最后的结局是把鸟笼送给了那小孩，走了，没赚到钱。很辛酸的一个故事。《大妈妈的葬礼》写的都是很平凡的故事，但有很深刻的一种人生的悲剧感。他的作品在整个气氛上很像福克纳的东西，很沉而不闷，很满，要说的话不说出来就结束了，有回味。他有些作品短，而且非常短，在西班牙本土，前两年几乎每一个星期都把他的短篇小说编成电视剧演出，非常好看。
我从来没有受过这样深的感动，希望把西班牙语系文学作品译出来，直到看到马奎斯的作品。我认为他的作品在当今这些文豪来说，他得奖实在是晚了一点，早该得奖了。
对于马奎斯这样的看法可能是因为对西班牙语文有着太强烈的情感，同时与他们的人民、土地、民族也有认同。马奎斯在世界各地已是十多年来最受欢迎的作家，作品深刻而悲哀，他有着悲天悯人的胸怀，写的是全人类的情感，文学浅近不晦涩。
他得奖我非常兴奋。但愿因为这个人的得奖，使我们中国不再只注意欧美文学，事实上西班牙语系文学到今天还是非常灿烂，可是对我们中国人来说，引介的工作还有待努力。
逃亡
认识张君默不知有多久了。
有一次，君默的散文中提到了三毛，少夫先生由香港千里迢迢的寄来了这份剪报，我看了内心有很多的感触，亦是千山万水的写信去找这位陌生的作家，因而结下了这一段文字因缘。
几个月前，与父母由欧洲返回台北，路经香港，在过境室里打了电话找君默，却没有与他谈到话，那一刹那间，心中真是惆怅。香港与台湾并不远，可是这么一交错，又不知哪一年才能见面，人生原来都是如此的，想见的朋友，不一定能相聚，真见到了，可能又是相对无语，只是苦笑罢了，还有什么好说的，这个人生难道还觉得不够吗？
我的笔友并不多，通信的一些朋友大半都不写文章，因此很难在信札里大幅面的去接触到一些没有见过面的友人真正的心灵。君默便不太相同，我们通信虽然不算勤，可是他收录在《粗咖啡》书中的每一篇散文我都仔细的念过了。
若说，一个作家的文字并不能代表他全部的自我，这是可以被接受的，可是我总认为君默的文字诚实而真挚，要他说说假话他好似不会，也写不来。
君默的文笔非常流畅，一件件生活中的小事情经过他的眼睛与心灵之后，出来的都是哲学。文字中的君默是个满抱着悲天悯人的情怀的真人，他说得如此的不落痕迹，可说已是身教而不是言教的了，虽然他用的是一支笔。
总觉得君默对生命的看法仍是辛酸，虽然在他的文字和生活中对自由、对爱、对美有那么渴切的追求，可是他的笔下仍藏不住那一丝又一丝的无奈和妥协，每看出这些心情，我也是辛酸。毕竟，还是悲剧性的君默呵。
一旦君默在现实与理想不能平衡的时候，一旦他觉得身心的压力都太重的时候，他便“度假去了”，我称他的度假叫做“逃亡”。
欣赏他的逃，起码他还懂得逃开几日，逃去做一个小孩子，忘掉一切又一切的烦恼，看见他逃了又得回来，我总是想叹息，人没有囚他，他没有囚自己，是他甘心情愿回来的，因为君默不只是为自己活，在这世上还有另外几个息息相关的人要他去爱、去负担，这份责任，君默从来没有推却过，虽然他也许可以无情，也许可以不去理会，可是他不能——因为他不忍。
世上又有多少如同君默的人，默默的受下了这副生活的担子，为了父母，为了孩子，为了亲人，这的确是一种奉献，可是生命是无可选择的，责任也是无法逃避的，也因为如此，这个世界仍有光辉，虽然照亮别人是必须先燃烧自己的，可是大部份的人都做了。
喜欢君默的是他如一幅泼墨画，再浓的书，也留了一些空白，他懂得透透气，那怕是几分钟也好，这内心的“闲静”是一个聪明人才能把握的。更欣赏他的赤子之心，好似生活复杂，情感没有归依，整日又在生活的洪流里打滚，可是他的童心，总也磨不掉，你给它机会，它便会显出头来，这是最最可贵的。
君默是个有情人，对父母，对孩子，对朋友，甚而对花草动物都是天地有情。这真是好，却又为他痛惜，难道不懂得“多情却是总无情”的道理吗？这一点，君默与我是很相似的，我却想劝他什么呢？
最近君默给我来了一封信，他说“人的不快乐，往往是因为对生命要求太多而来的，如果我们对这个人生一无所求，便也不会那么痛苦了”。当然，这是他在没有文字来安慰我目前的心情下，写出来开导我的话，我知他亦是在痛惜我。
可是君默，我们都不是那样的人，你的书，我的书，我们所写的，我们所做的，都是不肯就如此随波而去，了此一生。我们仍是不自觉的在追寻，在追寻，又在追寻，虽然岁月坎坷，可是如果我不去找，我便一日也活不下去，如果你现在问我“三毛，你在追寻什么？”我想我目前只会无言苦笑，答也答不出来，可是我在等待再次的复活，如果没有这份盼望，我便死了也罢。你亦是同样的性情中人，你呢？你呢？你教教我吧！=
往事如烟
拓芜嘱我给他的新书写序，回国快两个月了，迟迟未能动笔。今天恰好由学校去台北父母家中，收到拓芜寄来的《左残闲话》，我将它带到阳明山上来，灯下慢慢翻阅，全本看完已近午夜了。
合上了那本稿件，我在书桌前坐了一会儿，又熄了灯，到校园里走了一圈。夜很静，风吹得紧，大楼的台阶空旷，我便坐了下来，对着重重黑影的山峦发怔。
无星无月云层很厚的天空，不是一个美丽的夜晚，坐着坐着，拓芜、桂香、杏林子（剑侠）、刘妈妈、我自己，这些人走马灯似的影像，缓缓的在眼前流动起来，活生生的表情和动作，去了又绕回来，来了又去，仿佛一座夜间的戏台——只是看见了光影，可是久久听不到声音，默片也似川流不息的人，老是我们几个，在那儿上上下下。
还说没有声音呢，桂香不就在我旁边笑？笑声划破了云层，笑的时候她还拍了一下手，合在胸前，上半身弯着，穿了一件毛线衣，坐在一张圆板凳上，那时候，她跟我们在说什么？
在说的是“代马”。我说：如果我是拓芜，这个一系列的“代马输卒”就一辈子写下去，不但手记、续记、补记、馀记，还要增记、追记、再记、七记、八记、重记、叠记……再没有东西好写的时候，赖也还要赖出一本来，就叫它《代马输卒赖记》。
拓芜听了哈哈大笑，问我：赖完了又如何？
桂香就那么一拍手，喊着——就给它来个“总记”呀！那一年，拓芜北投违章建筑里的笑语满到小巷外边去。好像是个年夜，小旌忙出忙进的来要钱，钱换成了爆仗，啪一下啪一下的住外丢，我们这些大人，坐在明亮亮的灯火下，一片欢天喜地。
接着怎么看见了我自己，刘侠坐在我对面，定定的看住我；刘妈妈拉住我的手；我呢，为什么千山万水的回来，只是坐在她们的面前哀哀的哭？
再来又是桂香和拓芜，在台北家中光线幽暗的书房里，我趴在自己的膝盖上不能说话，他们为什么含着泪，我为什么穿着乌鸦一般的黑衣？
同样的书房绕了回来，是哪一年的盛夏？刘侠的声音从电话那边传来，拓芜唯一能动的手握着话筒，说着说着成了吼也似的哽声。那一回，拓芜是崩溃了。也是那一回，我拿冰冻的毛巾不停的给拓芜擦脸，怕他这样的爆发将命也要赔上。
而后呢？刘妈妈来了，刘妈妈不是单独的，刘侠的旁边，永远有她。这一对母女一想就令人发呆，她们从没有泪，靠近刘妈妈的时候，我心里平和。
然后是哥伦比亚了，山顶大教堂的阴影里，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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