柯灵文集- 第3部分

“真厉害，这样的做人，真厉害！”

是的，“这样的做人”！世故与流俗的泛滥，─—我们就生活在这样的洪流里，连最低限度的洁癖，也常常受着迫害。

朋友中间，西苓以软弱出名。但他也有他应付环境的方法，那就是坚韧地忍受，沉着地进攻。渐渐地，他学了一点乖，懂得了怎样使自己减少吃亏的诀窍；更重要的，是他有了名，在制片工作上得到了许多便利，同时他的作品的成就也更显著了。但因此好像也就引起了一点不满。─—意思大约是“阳似谨愿，阴实圆滑”之类。这也并非对于西苓特别的苛刻，我们都有一种习惯，对于坏人容易宽恕，对好人却总是取求全责备的态度。仿佛在这样的世道里面，要使它改善起来，老实人就应当始终吃亏。

我曾在电影界混了好几年，一踏进那圈子，最初认识的就是西苓。在这一段不算很短的年月里，除却洞察了许多驳杂的世态，可以倾心相谈的朋友，也不过是屈指可数的几个。我和西苓辗转在三个电影厂服务，也几乎三次都是同时进退的。同样服役于人类理想的志士，革命者的热烈使人感泣，学者的庄严使人起敬，而艺术家的亲切使人生爱。西苓属于后者，生活里并且保留着成年人所极其缺乏的天真──在无须拘束的场合，他常常一高兴就蹦跳起来，习惯地摹仿米老鼠的跳舞。这瞬间，恰如电光的一闪，在生命深处照出了潜藏的童心。他的真挚使人易于接近，不但可以常常谈笑往还，也可以不必掩藏自己的幼稚和可笑，彼此倾诉一点私事，从而得到温暖。

有谁理解无垢的友情的吗？它正是生命里的一掬甘泉。

三年余来的战争，对于刚刚走向健康的中国电影是一个大打击。当上海成为“孤岛”以后，支持着中国电影进步一面的工作者，都浮云似地吹散了。在初寒的天气，我黯然地送走了一大批朋友，西苓和他的姊姊沈兹九，他的爱人，还有打扮得像商店伙计一样的蔡楚生。他们装作不相识者，坐着轮船驶出了敌舰纵横的吴淞口。

在西苓临走的前些时，几乎每天都见着面。他在意兴阑珊中带着兴奋，那是因为他跟熊辉的情感已经成熟。西苓的婚姻有缺憾，男性的温柔无从寄托，是为若干接近的朋友所知道的，但他跟熊辉在将要结婚之前，却很少有人知道他们的关系。他进行得很秘密。戏剧和电影工作者的两性问题是洋场才子发挥才情的好资料，也正是他们仗义执言的好题目，一被人家知道，就会闹得沸反盈天。我懂得，这也正是西苓近年来学得的小乖。两个人中间的私事，自然也无须学时髦人物那样的特别张扬，用以表示自己的浪漫。但这时候他开始带着一个极其好看的女性到我家里来了，在决定离开上海之前，他本来还预备暂时迁居隐避，而找房子也跟她在一起，我这才知道了此中的消息。等他们决定走了，我请他作了一次小叙，算是送别，也是祝贺。西苓不善于饮，这一天却喝得醺醺大醉，洗脸时醉眼朦胧地望着毛巾上的红花，他至于吃惊地叫起来：

“怎么，金鱼游出来了？”

在凄清的街灯下，我目送他和熊辉坐着人力车逐渐远去。现在我才知道，那是我看见他的最后一瞥了。

以后我只跟他通了两三次消息。在懒得写信这一点，他似乎跟我同病。我只晓得他后来到了汉口，又到了重庆，也还是在使用着电影这武器。……

终于意外地传来了他的逝世的噩耗。

战争对人是一种残酷的磨练，许多我们怀念中的友人，在风晨雨夕，曾经屡屡梦幻着重逢的愉快的，许多都已如辞枝的落叶，永远从人间失去。想到这些意外的伤痛，就不禁涌起一片激情和悲愤！

因为西苓的去世，想到电影界的人才寥落，更想到近来上海影坛的堕落，则更觉得这一缕穿心的寂寞，不仅是个人的了。

一九四一年六月十八日

伟大的寂寞

伟大的寂寞─—悼周木斋

战斗又谈何容易，但私淑的心情却是有的，由于自幼看着忠厚劳苦的母亲受人欺凌而死，小妹失恃漂泊而死，而我也就是漂泊于欺凌者群之间的一个，以沉默为反抗，日积月累，便酿成了一副戆脾气。这是升华吧，但欺凌者群也有“升华”的，我们不是感到窒息吗？

周木斋：《消长集·前记》

一九四一年七月二十五日午后，在武定路一家殡仪馆里，我参加了一个亡友的丧仪。这朋友是年轻而寂寞的，他和冷酷的社会战斗了一生，和缠绵的疾病挣扎了十个月，现在他匆促地放下一切，悄然走了。

人是社会的生物─—我们生活在流光的海里，人的海里，爱与憎，拥抱与斗争，使人间悲喜交织，充满着大热闹。然而人们有时是极其寂寞的─—寂寞地生下来，寂寞地活着，寂寞地战斗，然后寂寞地死去。

恰如死者的生平，丧仪也异常地落寞，灵堂地位很小，孝幔低垂，冷清清挂着仅有的一副挽联─—旧小说上说“白头人反送黑头人”，这唯一的挽联正是他尊人的哀辞，那素朴的骈语上就淋漓着老人的血泪。灵前有三五个花园，供桌上除了香烛，是一张高度还不满一尺的遗影─—他还是生前那样，拘谨、温和、沉静地望着人，似乎有许多话要说，可是又说不出来。

孝幔里面传出哭声，是一种使人断肠的哭声。灵前有几个乐人弄着丧曲，像塞上黄昏的唢呐，凄凄切切地回荡。

望着死者的遗影，我觉得眼睑的酸涩和沉重。他是这以前的三天死去的，他的死讯在熟人间无一得到，直到大殓这一天，一个朋友偶然从报纸上看到他的报丧广告，才惊疑地通知了几个较为接近的朋友。到殡仪馆去的路上，我还怀有万一的侥幸心，希望广告上所刊的或者竟是别一个同姓名的人。─—人有时不免于自私，我们愿意幸运降临于自己的周围，而不幸属于陌路的他人。可是现在证明了这是一种妄想，我们已经永远失去这可敬爱的朋友了。无常的人生！活得这样强的，却死得这样早，钢铁的意志竟无补于生命的脆弱！

我和同去的朋友黯然坐在灵堂的一角，我们都没有说话。死者生前的耿介使他寡交，赶来吊唁的更显得寥落。零星地来，断续地去，看情形，有许多怕还是他父亲和哥哥的友人，为了慰唁生者而来的。他自己接近的朋友总共不过六七人，他们都是默然而来，默然向灵前行礼，接着眼红红地退下来，默然相望，不发一言。

要恰当地赞美一个人，正像中肯的批评一样艰难。要写出对这亡友的正确的理解，而又不偏于感情，或偏于理智，是困难的。他和有些旧知识分子一样，有点洁癖，一生远避着势利和虚骄，但他同时是谦和的；而且，他并不躲避现实，他站在新世界和旧世界斗争的前线，近十年来不断发表数量可观的杂文，正是他驰突的痕迹；这些文字是尖锐、进步的，说明他是一个勇猛的革命斗士。可是这斗士却出奇地孤独，“由于自幼看着忠厚劳苦的母亲受人欺凌而死，小妹失恃漂泊而死，而我也就是漂泊于欺凌者群之间的一个，以沉默为反抗，日积月累，便酿成了一副戆脾气。”这戆脾气使他对一切都不肯将就。

“沉默”，真是他的一个大缺点。他的性情实际并不冷，他爱朋友，但不擅谈吐，即使是最熟的熟人，跟他在一起，也常常弄得相对无言。他温和而沉静地望着你，似乎要说话，到头却是沉默。他可以给你潜在的温暖，但你没法从他得到娓娓清谈的愉快。最糟的是过分的拘谨，送朋友必送到大门以外。这些缺点使若干友人纵然惦记着他，也轻易不向他访问。

谁都想得到，在这崇尚招摇、时行哄骗的社会里，这样的性格会招致什么结果。冷淡！在如海的人潮中，他永远是寂寞的一个。

战前他在一家晚报当编辑，上海沦陷，那报纸接受了敌人的检查（但后来不久就改悬“洋商”招牌，恢复独立），他冒着饥饿的危险，跟几个同事一起毅然退出了，随后他又前后在两家报馆做事，接着却不欢而散。在一家报馆他编的是副刊。上海的报馆老板，是像一个模子里塑出来的，他们发最廉的薪水，出最低的稿费，却要求三教九流无不爱看的好读物；他自然没法满足要求。有一天，老板笑嘻嘻地提出交涉：“先生！副刊最好编得趣味浓一点，我们征求一篇×××的小说，你看好不好？”他没有回答，第二天默默地辞了职。以后由朋友介绍，还有两家报馆请他，他咬紧牙关，不再干这个了。

“合则留，不合则去”，原没有什么了不起，可是在这样的世道，至少也得骨头硬一点才行，因为接下去他就要受生活的熬炼。

好！冷淡，失业，贫穷，都来吧，他还有一枝笔！两年来他关紧房门，不断地写，以比战前更刻薄的稿费，应付着涨了十倍的生活高潮，直到力疾而仆。（香港一般书店卢豫冬主编的“新现实丛书”中，他有一本近四百页的《新中国政治史》，就是这时期写成的。）可是他不喊一声音，即使在最接近的朋友前面，在文字里，他也轻易不表现自己。……

是那样落寞的生，默无一言的死─—几乎像是陨星流泻，落地无声。他什么人都不惊扰。

坐在四壁萧然的灵堂里，面对这庄严而苍凉的人生，谁能够无动于衷呢？

大殓时，我们向死去的友人作了最后的告别。他平静地躺在黑洞洞的棺木里，闭着双眼，除了过分瘦削，还是那样的安详，那神色仿佛传达着一片无产的语言：磨尽了生命的光，完成了为人的义务，“施比受更为有福”，他已经无所憾于人世。每一个送别者都懂得这语言，他们多数低了头，用手中擦着眼。

白发的老人对爱子重温了最后的一瞥，又逃避似地跑开去，从喉咙底里发出了一串干咽。他的哥哥在一边挥泪相向。攀着棺沿嚎啕的是他的夫人，两个女眷抱着劝解也解不开她疯狂一样的悲痛，一个七八岁的小女孩，满身缟素，怔怔地望着母亲，却不发一语。─—可怜的孩子！让我们来祝福她！这小小的灵魂，似乎已经承袭着不幸的遗传，她平时就不爱跟一般孩子作伴，一看见生人就要哭泣，那孤独的性格正像她的父亲。

我再也禁不住我眼泪。

走出殡仪馆，茫然踅向归途，我被一种矛盾苦恼着：有些正直的人一生受尽排挤，一经长眠，却无论敌友，都来悼惜，哄哄然好不热闹；这种热闹固然令人啼笑皆非，像这样从生到死的冷淡，却也真使人禁不住倒抽一口寒气。但对这位已逝者，这恐怕倒是最合适的吧？

这寂寞的战斗者，让我用最虔敬的哀悼来纪念他─—周木斋先生。

一九四一年七月三十日

桐庐行

桐庐行我生长在水乡，水使我感到亲切。如果我的性格里有明快的成分，那是水给我的，那澄明透澈的水，浅绿的水。

我多次横渡钱塘江，却只是往来两岸之间，没有机会沿江看看。钱塘上游的富春江，早就给我许多幻想了，直到最近，才算了却这个无关紧要的心愿。

江上旅游，最理想的，应当坐木船，浮家泛宅，不计时日，迎晓风，送夕阳，看明月，一路从从容容地走去，觉得什么地方好，就在那里停泊，等兴尽了再走。自然，在这样动乱的时代，这只是一种遐想。这次到富春江，从杭州出发，行程只有一天，早去晚回，雇的是一艘小火轮。抗战期间，从杭州到所谓“自由”区的屯溪，这是一条必经之路，舟楫往来，很热闹过一时；现在“曲终人不见，江上数峰青”，才还了它原来的清静。在目前这样“圣明”的“盛世”，专程游览而去的，大概这还算是第一次。

论风景，富春江最好的地方在桐庐到严州之间，出名的七里泷和严子陵钓台都在那一段；可是我们到了桐庐就折回了，没有再上去。原因有两种，时间限制是其一，主要的是因为那边不太平，据说有强盗，一种无以为生、铤而走险的“大国民”。安全第一，不去为上。这自然未免扫兴，好比拜访神交已久的朋友，到了门口没法进去，到底缘悭一面。妙的是桐庐这扇大门着实有点气派，虽然望门投止，也可以约略窥见那秀甲天下的光景。

从钱塘、富春溯江而上，经富阳到桐庐，整整走了九小时，约莫有二百里的水程。清早启碇，沐着袭人的凉意，上面是层云飘忽的高空，下面是一江粼粼的清流，天连水，水连天，交接处迎面挡着一道屏风似的山影。─一这的确是屏，不像山，动人的是那色彩，浓蓝夹翠绿，深深浅浅，像用极细极细的工笔在淡青绢本上点出来的。这一路上去，目不暇接的是远远近近的山，明明暗暗的树，潮平岸阔，风正帆轻，偶或在无穷的原野中出现临河的小村小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