冰心作品集- 第499部分

灭），改造自己从旧社会得来的坏习惯和坏思想，不使自己走入反动派指引的错误路上去，

并继续前进，向着社会主义社会和共产主义社会前进。

这“保护”两个字，对我们的鼓励和安全感是极大的。这以后就乘美国耶鲁大学请文藻

去任教的机会，辗转曲折地从香港回到了祖国！

如今只录下两段回来后写的文章：

《回忆五四》１９５８年４月１９日

毛主席说得好：“知识分子如果不同工农群众相结

合，则将一事无成”……我们脱离群众的生活，使我走了几十年的弯路，作了一个空头

的文学家，但我现在并不难过，只要一息尚存，而且和工农兵在一起的时候，我还总会感到

激动和兴奋。我想，在党的领导下，我还可以努力同工农兵相结合，学习他们，改造自己，

使我能尽一切的力量，在我自己的岗位上为人民服务。

《纪念老舍先生》１９７８年１０月老舍先生逝世了，我们这些活着的他的朋友们，要

学他的认真学习马列主义和毛泽东思想，和以周总理的“活到老、学到老、改造到老。”的

教诲，鞭策自己，在党中央的领导下，为了祖国到本世纪之末实现四个现代化的艰巨宏伟的

事业，而努力写作下去。

（本篇最初发表于《民主》１９９２年第５期。）三喜临门

今年二月四日，是旧历元旦，又值“立春”，又是我的爱猫咪咪的八岁生日。我的外孙

们都来围着我说：“今天是元旦，又是咪咪的八岁大寿，也算‘猫到中年’，应该买块生日

蛋糕来庆祝庆祝了。”我不觉笑了，说：“咪咪又不吃蛋糕……”他们又抢着说：“咪咪不

吃，别人还可以‘吃’，来庆祝它的大寿呀。”于是不由分说地打开我的钱包，取出不知多

少钱，买来了一块不大也不小的五彩缤纷的蛋糕，上面还有“祝你生日快乐”字样。他们把

蛋糕捧到咪咪面前，咪咪闻了一下，偏过头去，不感兴趣。他们却立刻拿刀把蛋糕切成一大

块一大块的，一面笑唱“祝你生日快乐”，一面把蛋糕用右手拿着，左手托着，一大口一大

口地吃了起来，吃得鼻尖上都沾上了奶油！大家都吃得十分高兴，十分快乐。咪咪蹲在桌

上，看见大家都那么兴高采烈，它也就高兴地叫了一声，却不知道这快乐是它给予的。中国

人的严谨的亲属称呼

我在美国留学的时候，有时同学的长辈来了，她就向我介绍说，这位是我的Ａｕｎｔ，

或者说这位是我的Ｕｎｃｌｅ，我也只客气地和她或他握一握手，因为我不知道他们到底是

什么亲属关系。

在中国，这两个字的覆盖面可太广了！Ａｕｎｔ可能是伯母、婶母、姑母、姨母、舅

母，甚至是表伯母……Ｕｎｃｌｅ呢，也可能是伯父、叔父、舅父、姑父、姨父，甚至是表

伯父。当我的父母，把他（她）介绍给我们时，我们都得深深地鞠一个躬！

其实，不但是亲戚，父母亲的好友来了，我们也是张伯伯、李伯母、王阿姨地叫得亲热

得很！

就拿我们自己的朋友们来说，一般来谈公事或业务的，孩子们都不近前，我们也不给孩

子们介绍。但是有几位特别爱孩子也会“招”孩子的爱的，就不同了！比如４０年代，我们

住在重庆歌乐山的时候，老舍就常来我们家玩，他是最能“招”孩子的，只要“舒伯伯”一

进门，孩子们就围上前去，拉着胳臂抱着腿地说笑个不停，有时还把平时自己争着吃的糖

果，塞到舒伯伯的嘴里。５０年代我们都回到了北京，孩子们也都长大了，不好意思拉胳臂

抱腿了，可是只要舒伯伯来了，孩子们总是围着不走，我们要谈正事，也只好把他们撵开。

此外就是沙汀，我们的孩子都是在重庆长大的，说的是一口的四川话，也特别爱听四川

话。沙汀来了，说话是他永远改不了的四川口音。孩子们就高兴得像“他乡遇故知”似的，

用四川口音亲热地叫“沙伯伯”，让座倒茶，忙个不停，也得由我们把他们撵开。

再就是夏衍夏伯伯了，我们是在５０年代中期，同在一个对外访问团里认识的。这时孩

子们都长大成人，还做了教师了，他们最佩服，最喜欢夏伯伯。夏衍来了，我的第二代第三

代孩子就赶紧去拿烟盘（因为文藻和我都不抽烟，桌上不摆烟盘），他们知道夏伯伯烟瘾大

得很，一天不停地抽烟，这时夏衍就从容地从自己的上衣口袋里掏出一包烟来。

更有意思的是他们把我的几位朋友称为舅舅，而不是伯伯，也不知为什么。如赵朴初是

赵舅舅。朴初的秀劲的书法、铿锵的诗词，都使他们拜服，特别是他和我们的谈话，既亲切

又风趣，他们坐在旁边都舍不得走开。还有就是巴金舅舅，他们爱读他的文章，佩服他的风

骨。我同巴金从３０年代就认识了，我曾写鲁迅先生赠瞿秋白的一副对联送他：“人生得一

知己足矣，斯世当以同怀视之。”就感到这已说尽了一切。他到北京必来看我，《关于女

人》也是他带到上海开明书局去付印的。后来因为他也摔了腿，多年不来了，但我们的通信

始终是密而不断。

此外就是萧乾了。他的学名叫“萧秉乾”，是我三弟为揖的同学好友，十一二岁时就常

来我家。大学毕业后，他当过编辑，又是驻外记者，又是作家，又是翻译家。他游遍四海，

过着相当富裕的生活，但是他还是毅然地回到了他热爱的祖国。但回来后并不顺利，他当过

右派，住过门洞，他却一点也不后悔，如今好了，当上了文学馆长，可以安富尊荣了吧？

他却仍是闲不住，几乎在每一本杂志上，我都看到他的文章，上至天文地理，下至花鸟

虫鱼，只要抓到一个题目，他就能写上几万字（要是我，早就晕死了）。这“孩子”的精力

太充沛了！

因为他每次给我写信，下面总署“弟秉乾”，孩子们不懂得这“乾”是“乾坤”的

“乾”，而读做“乾湿”的“乾（干）”，就亲昵地叫他“饼干舅舅”，他也高兴地“哎”

了一声！

说到亲属，中国有一句谚语：“远亲不如近邻”，我则以为“近邻不如好友”。（现在

重楼叠阁的房子太多了，“近邻”

都不互相“认识”。）而且我们中国朋友之间，并不像西方人那样，互称为先生或女

士，而是“称兄道弟”，“称姐道妹”。

我总觉得我们中国的社会，是一个亲密温暖的大家庭！

（本篇最初发表于《随笔》１９９２年第４期。）致宫玺

宫玺先生：

示悉，《万般皆上品》请用原稿，（我就因他们改稿而不看《人民日报》）。

卓如刚有电话说：一、二、三月的稿子，卓如还要到我家来取杂志，以后一起都给您，

她已有信给您了，匆上祝好！

冰心四、十九、一九九二致萧乾文洁若

饼干夫妇：

信和剪报都收到。你俩都拼命译作，真使我佩服！你的展览①，我已和舒乙说好，等没

人的那一天去。

说来也真快，你这孩子都写作六十年了！我如何不老？大姐四、卅、一九九二

期。）

①１９９２年５月５日——１１日在历史博物馆举办“萧乾文学生涯六十周年”

展览。《冰心九旬文选》自序

舒乙又编了一本《冰心九旬文选》，就是我最近几年随意写的小文了。这些小文写得又

自由又散漫；反正是随时想到、看到、听到什么，有想法、有念头就挥笔写了出来，古语说

“耋与耄，虽有罪不加刑”，我也豁出去了！

一九九二年五月十二日微雨之晨致宫玺

宫玺同志：

示悉，《病榻呓语》·不·改·了，我是那么记的，就那么写。

原文例是“吾所以有大患者”。

刘基的话是“除暴安良民多·爱”，谷字印·错了。

我的生日是庚子年闰八月十二日，阳历是十月五日，没错。

“又闲·在”是北京话，没错。匆上祝好！

冰心五、廿八、一九九二关于岳王坟

中国谚语说，“雁过留声，人过留名”，但名与名又不一样，有“留芳百世”的名，也

有“遗臭万年”的名，在中国历史上最突出的就是南宋时期的岳飞和秦桧！

我在杭州西湖灵隐寺畔参拜岳王坟，已是好几十年以前的事了，我看见在岳王坟前有两

个白铁铸成的秦桧夫妇跪像。

那两个跪像上充满了大人的痰唾和小孩的尿水，还有淋漓的——参拜岳王坟的人们倒在

他们头上的脏水，真是污秽不堪，人人掩鼻。后来听说这两个铁像已被冲净，而且用栏杆围

起来了，免得污损岳王坟的环境。

这使我忆起古诗人的两句诗：

由此又想起两句姓秦的诗人的：

人从宋后羞名桧我到坟前愧姓秦

真是的！就我所知道的中国人名中，就没有叫什么桧的；至于姓秦，那是出生在秦姓的

家庭中，没有办法了。

又有两句诗是：

不知这位诗人是否故作糊涂？少男少女是感情最浓烈，思想最活泼，模仿力和可塑性也

最强的年龄，因此他（她）们不作悠闲游玩的踏青，而是一拨一拨地以最炽热的崇拜心情去

参拜岳王坟，所以那句诗里的“争上”两字是极有力量的！

一九九二年七月十六浓阴之晨我不是一个做学问的人，也从来不记卡片，我看的书刊又

杂，看过了书，只记得诗，所以这几位诗人的姓名和时代（总是“宋后”的吧？），我都想

不起来了。又及痛悼邓颖超大姐

７月１１日夜我在看电视“新闻联播”，忽然看见在广播员的左边，呈现出一幅邓颖超

大姐的相片，我的眼泪立刻涌了出来，邓大姐永远离开我们了！在我的痛哭声中，广播员沉

重而缓慢的声音，我一句也没有听到！这一夜我像沉浸在波涛怒翻的酸水海里，不知是如何

度过的。第二天一早就立刻让我的外孙陈钢，去取来一篮白玫瑰花，系上一条白绸带，写上

我的悼词。他又立刻把这只小小的花篮，一直送到中南海西花厅邓大姐遗像前的桌上，并拍

了一张相片回来。

在这以后的日子里，当我独在的时候，就总忍不住呜咽，我要写痛悼邓大姐的文字，但

在这种极端激动的心理状况下，我总不能动笔。我也实在写不尽邓大姐对于国家、人民（尤

其是妇女）所做出的那许多丰功伟绩，但我的心头涌出了一幅幅永远不能忘怀的邓大姐和我

同在的画面，尤其是在１９５８年４月，我的老伴吴文藻被划为右派。在我们最冤愤、最无

告的时候，周总理和邓大姐派了一辆小车来接我到那所朴素简陋的西花厅，我一见到邓大

姐，我的一腔冤愤就倾泻了出来，那时邓大姐注视着我的那一双睿智的目光，充满了同情和

“理解”。“人之相知，贵相知心”，邓大姐那时充满了“理解”的目光，是我永远也忘不

了的。

从此邓大姐和我就相识了。我们都喜欢玫瑰花，我的一位癖爱玫瑰的小朋友陈于化，在

他工作的北京工大的校园里，开辟了一座玫瑰花园，每年在玫瑰盛开的时候，他就一定请邓

大姐和我同去赏花。我从１９８０年伤腿后就从不出门了。但是有同邓大姐会见的机会我从

来不肯错过。我们一边谈笑，一边看花，同时还照了许多人和花的相片。记得在１９８７年

我因为赶写一篇中小学生作文评论的文章，不能赴约，邓大姐到了玫瑰园没有见到我，又听

陈于化说我家离京工不远，便带了一束准备送我的西花厅院里自种的芍药花来到了我家。邓

大姐的到来，引起了我无限的意外的惊喜，我把那把芍药花供着在我客厅墙上悬挂的总理像

前，邓大姐和我又在总理像前照了一张相……

昨天得到了巴金的一封信，他说“邓大姐走了，你难过，我也难过，她是一个好人，一

个高尚的人，没有遗产，没有亲人，她不拿走什么，真正是个大公无私的人，她是我最后追

求的一个榜样，她是一个多么不容易做到的榜样。”

他说出了我不知道从何说起的话！

邓大姐你走吧！在天上，有与你音容间隔了１６年的周总理在张开两臂欢迎你，在人间

有千千万万不同年龄、不同肤色的要追求学习你的榜样的人民，在一步一个脚印地跟在你后

面努力奔走！

（本篇最初发表于《人民日报》海外版，１９９２年８月１３日。）

为北京图书馆建馆八十周年题词北京图书馆是我国首都的第一座宝库。八十年来，由梁

启超、蔡元培、鲁迅等许多名人学者为它的建立，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