交稿期迫，我奋笔疾书，随看随写，难免挂一漏万，读者最好还是去读原文。１９８７
年１０月２９日致周达宝
周达宝同志：
信悉，听说你去了一趟福建，很好。我的故居，听说早已成大杂院，不标志更好。我给
人的信不多，往往只是为什么事答复几个字，汇不成书。请告诉湖南出版社，不必列入计划
了，白费了你的心，我真过意不去。
李玲修是来过，为君子兰送土来，她很热心。匆匆即祝笔健！
冰心十一、一、一九八七我的朋友阳翰笙
我的交游不广，承认我为好友的人也不太多，但翰笙的确是我的莫逆之交。
我记得我们的第一次见面，是４０年代初期，在重庆的一次文艺团体的集会，我们坐在
同一个小圆桌边上。经过介绍，谈了起来，我就觉得他态度洒脱，吐属不凡。我早知道他是
一位多面手的作家，写过许多话剧和电影剧本，还有许多小说。我对戏剧技巧方面，完全是
个外行，赞美的话，还是留给行家去讲，但从我在报刊上读过的他的那些作品，都感到革命
气息，跃然纸上。他抨击了地主和与帝国主义相勾结的买办资产阶级对于农民、渔民的残酷
的剥削和压迫，赞美了人民武装斗争。七七事变以后，他又写了许多抗日的剧本和文章，来
唤起中国民众的抗战激情，这些功绩，别人写的都会比我详尽，我就不必多讲了。
这里我只说说我们的交情。作为一个朋友，他是一个有才又有趣的人。我们来往较多，
是在新中国成立以后，我们不但在文艺的集会上常常见面，而且常常互相家访。我这里还藏
着一张他和巴金在我家客厅里照的相片，巴金身后站的是他的女儿小林，我身后站的是我的
小女儿吴青，翰笙的身后站的是他的女儿蜀华，我们脸上都是笑容可掬，这是１０年以前的
会面了。
１９８０年夏，我得了脑血栓，住进北京医院，正好翰笙也住在那里，他患的仿佛是肠
胃病。我们常由我们各自的女儿陪着，推着轮车在走廊上散步，累了就坐在廊子里的长椅上
闲谈，疾病之苦，几乎都忘却了。
脑血栓后，我又摔坏了右腿，行动不便，从此闭门不出了。我的老朋友们有机会还是常
到我家来看我，并且，因为近年文联在我的第二故乡烟台，修建了一座休养所，文联的工作
同志都请巴金、夏衍、翰笙和我同时到那里欢聚。我们各自的女儿们更是十分怂恿我们去，
因为她们也都是极好的朋友。但是在说定的时间里，不是这个病，就是那个有事，始终没有
同去过。
前天，我给翰笙打了电话，因为听说他已去过烟台了，想问问那边的风光。翰笙说：他
倒是去了，但却病了一场。这时我才有点感到我们都老了，但我总觉得身体会老，精神是永
远不会老的，正如前些日子，我得到的巴金的信里，谈到自己的病，杂事又多，不速之客也
不少，感到烦恼，最后他说：“现在想的只是把一点真挚的感情留在人间……因此时间对我
是多么宝贵。”我深深知道翰笙在写作了６０年之后，也会和巴金一样，不断地以他真挚的
感情，继续写出对中国文艺事业有更大贡献的作品！１９８７年１１月４日急就忆许地山先
生
许地山的夫人周俟松大姐，前些日子带她的女儿燕吉来看我，说是地山９５岁纪念快到
了，让我写一篇文章。还讲到１９４１年地山逝世时，我没有写过什么东西。她哪里知道那
一年正是我在重庆郊外的歌乐山闭居卧病，连地山逝世的消息都是在很久以后，人家才让我
知道的呢？
我和地山认识是１９２２年在燕京大学文科的班上听过他的课。那时他是周作人先生的
助教，有时替他讲讲书。我都忘了他讲的是什么，他只以高班同学的身份来同我们讲话。他
讲得很幽默，课堂里总是笑声不断。课外他也常和学生接触，不过那时燕大男校是在盔甲
厂，女校在佟府夹道。我们见面的时候不多。我们真正熟悉起来是在《燕大学生周刊》的编
辑会上，他和瞿世英、熊佛西等是男生编辑，我记得我和一位姓陈的同学是女生编辑。我们
合作得很好，但也有时候，为一篇稿件、甚至一个字争执不休。陈女士总是微笑不语，我从
小是和男孩子——堂兄表兄们打闹惯了，因此从不退让。记得有一次，我在一篇文章里写了
一个“象”字（那时还不兴简笔字），地山就引经据典说是应该加上一个“立人旁”。写成
“像”字，把我教训了一顿！真是“不打不成相识”，从那时起我们合作得更和谐了。
１９２３年初秋，燕大有四位同学同船赴美，其中就有地山和我。说来也真巧，我和文
藻相识，还是因为我请他去找我的女同学吴楼梅的弟弟、清华的学生吴卓，他却把文藻找来
了，问名之下，才知道是找错了人，也只好请他加入我们燕大同学们正在玩的扔沙袋的游
戏。地山以后常同我们说笑话，说“亏得那时的‘阴错阳差’，否则你们到美后，一个在东
方的波士顿的威尔斯利，一个在北方的新罕布什州的达特默思，相去有七八小时的火车，也
许就永远没有机会相识了！”
地山到美后，就入了纽约的哥伦比亚大学。我在１９２４年冬天在沙穰养病时，他还来
看我一次。那年的９月，他就转入英国牛津大学。１９２５年我病愈复学，他还写信来问我
要不要来牛津学习？他可以替我想法申请奖学金。我对这所英国名牌大学，有点胆怯，只好
辞谢了。
１９２６年，我从威尔斯利大学得到硕士学位后，就回到燕大任教。第二年，地山也从
英国回来了，那时燕大已迁到城外的新址，教师们都住在校内，接触的机会很多。１９２８
年，经熊佛西夫妇的介绍，他和周俟松大姐认识了，１９２９年就宣布定婚。在燕大的宣布
地点，是在朗润园美国女教授鲍贵思的家里，中文的贺词是我说的，这也算是我对他那次
“阴错阳差”的酬谢吧！
１９３５年，因为他和校长司徒雷登意见不合，改就香港中文大学之聘，举家南迁。从
那时起，我们就没有见过面了。
地山见多识广，著作等身，关于他学术方面的作品，我是个门外汉，不敢妄赞一词。至
于他的文学方面的成就，那的确是惊人的。他的作品，有异乡、异国的特殊的风格和情调。
他是台湾人，又去过许多东南亚国家和地区，对于那些地方的风俗习惯，世态人情，都描写
得栩栩如生，使没有到过那些地方，没有接触过那些人物的读者，都能从他的小说、戏剧、
童话、诗歌、散文、游记和回忆里，品味欣赏到那些新奇的情调，这使得地山在中国作家群
里，在风格上独树一帜！
地山离开我们已有近半个世纪了，他离世时正在盛年。假若至今他还健在，更不知有多
少创作可以供我们的学习和享受，我们真是不幸。记得昔人有诗云“美人自古如名将，不许
人间见白头”，我想“才人”也是和“美人”一样的吧！天实为之，谓之何哉！１９８７年
１１月１０日清晨忆实秋
我和实秋阔别了几十年。我在祖国的北京，他在宝岛台湾，生活环境，都不相同。《文
汇报》“笔会”约我写回忆文字，也只好写些往事了。
记得在我们同船赴美之前，他“在１９２３年７月写了一篇《繁星与春水》，登在《创
作周报》第十二期上，作了相当严格的批评”。他那本在国内出版的《雅舍怀旧——忆故
知）中的《忆冰心》那篇里，也说繁星和春水的诗作者“是一个冷隽的说理”的人，又说
“初识冰心的人，都觉得她不是一个容易令人亲近的人，冷冰冰的好像要拒人于千里之
外”。以后我们渐渐地熟悉了。他说：“我逐渐觉得她不是恃才傲物的人，不过有几分矜
持……”，底下说了几句夸我的话，这些话就不必抄了。
１９２６年我们先后回国，１９２７年２月他就同程季淑女士结婚了。这位程季淑就是
他同我说的在他赴美上船以前，话别时大哭了一场的那位女朋友。真是“有情人终成眷
属”。
婚后，他们就去了上海，实秋在光华、中国公学两处兼课。１９３０年夏，他又应青岛
大学之约全家到了青岛。我１９２６年回国后，就在母校燕京大学任教。１９２９年文藻自
美归来，我们在燕大的临湖轩举行了婚礼，以后就在校园内定居了下来。
我们同实秋一家见面的机会就少了，不过我们还常常通信。实秋说我爱海，曾邀我们去
他家小住，我因病没有成行，文藻因赴山东邹平之便，去盘桓了几天。
我们过往比较频繁，是在４０年代初的大后方。我们住在重庆郊外的歌乐山，实秋因为
季淑病居北平，就在北碚和吴景超、龚业雅夫妇同住一所建在半山上的小屋，因为要走上几
十层的台阶，才得到屋里，为送信的邮差方便起见，梁实秋建议在山下，立一块牌子曰“雅
舍”。实秋在雅舍里怀念季淑，独居无聊，便努力写作。在这时期，他的作品最多，都是在
清华同学刘英士编的《时代评论》上发表的。
抗战胜利后，我们到了日本，１９５１年又回到了祖国。实秋是先回北平，以后又到台
湾。在那里，他的创造欲仍是十分旺盛，写作外还译了莎士比亚的全部著作，这是一项了不
起的收获！
在台湾期间，他曾听到我们死去的消息，在《人物传记》上写了一篇《忆冰心》（这刊
物我曾看到，但现在手边没有了）。我感激他的念旧，曾写信谢他。实秋身体一直很好，不
像我那么多病。想不到今天竟由没有死去的冰心，来写忆梁实秋先生的文字。最使我难过
的，就是他竟然会在决定回来看看的前一天突然去世，这真太使人遗憾了！１９８７年１１
月１３日致顾一樵①
一樵兄：
十一月九日示悉，实秋逝世消息，此间早已传扩，可惜他的女儿文茜，要赴台奔丧，竟
被拒绝入境！附上悼念实秋文请阅。
我不会吟诗写词，您能致力于此，也可以消遣。明年回国，请偕夫人到舍下谈谈。（大
妹吴冰明夏会到哈佛晋修）。匆肃。请双安。
冰心十一、十九、一九八七①顾一樵，１９０２年生，东苏无锡人。１９１５年入清华
学校，１９２３年赴美留学，后任上海市教育局局长。创办上海戏剧专科学校。１９５０年
赴美国，相继任麻省理工学院、宾夕法尼亚大学教授。著作有剧本、长篇小说、传记、诗
词。１９６１年台湾商务印书馆出版了《顾一樵全集》１２册。
七七事变后留平一年的回忆昨天孙幼筠同学来，给我看了中国人民政协北京市委员会编
的《日伪统治下的北京》一书中侯仁之同学写的一篇《燕京大学被封前后的片断回忆》，读
后顿觉怨愤满怀，对于五十年前日本帝国主义对我祖国的残暴侵略，是一个中国人，都不会
轻易忘却的！文藻和我是在１９３８年夏天离开燕大的，那时北平已在日寇统治之下，但因
为燕京大学是美国基督教会捐资建立的，在珍珠港事变以前，还没有受到什么干扰，因此仁
之同学文章中所讲的艰苦情况，我们都没有承受过，我只记得有两件事：我们因为在七七事
变前的一个星期，才从欧洲取道西比利亚回国——１９３６—１９３７是文藻休假之年，燕
大惯例每名教授，教学七年之后，有一年的假期，我们得了罗氏资金的资助，并代表燕大到
美国哈佛大学祝贺该校的三百周年大庆，然后又到英国的伦敦大学、牛津大学等大学访问，
特别去了解牛津大学导师制的做法，即从大学本科三四年级挑选成绩优异的学生，予以特殊
指导。我特别提到这件事，因为在文藻指导下的两名学生朱南华和方绰，私下对我们要求到
后方去。我们去和司徒雷登校务长商量，可否用他的小汽车把他们两人在夜里送到西郊特定
地点，他慨然答应了。到了西郊以后，我们就从未得到这两个学生的消息。第二件事是１９
３８年的夏天，我们又辞别了燕大，去到大后方的云南。这时司徒校务长再三挽留，说是他
曾到过武汉见了国民政府的教育部长陈立夫，陈立夫再三敦嘱他说：“燕大一定要在华北坚
持下去。”因此他劝我们不要离开，免得扰乱了人心。其实我们也不曾想到抗战竟然会延长
到八年之久，而且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