冰心作品集- 第451部分

又把被子给他盖上，说：

“这转折点终于来了！”又都回头对我笑说，“好了，您不用难过了……”我擦着脸上

的汗说：“你们辛苦了！他就是这么一个人，什么都慢！”

我的身心交瘁的一个多月过去了，却又忙着把他搬回山上来，那时没有公费医疗，多住

一天，就得多付一天的住院费，我这个以“社会贤达”的名义被塞进”参政会”的参政员，

每月的“工资”也只是一担白米。回家后还是亏了一位文藻的做买卖的亲戚，送来一只鸡和

两只广柑，作为病后的补品，偏偏我在一杯广柑汁内，误加了白盐，我又舍不得倒掉，便自

己仰脖喝了下去！

回家后，大女儿吴冰向我诉苦，说五月一日是她的生日，富奶奶（关于这位高尚的人，

我将另有文章记述）只给她吃一个上面插着一支小蜡烛的馒头。这时文藻躺在家里床上，看

到爬到他枕边的、穿着一身浅黄色衣裙，发上结着一条大黄缎带的小女儿吴青（这也是富奶

奶给她打扮的），脸上却漾出了病后从未有过的一丝微笑！

文藻不是一个能够安心养病的人。一九四三年初，他就参加了“中国访问印度教育代表

团”去过印度，着重考察了印度的民族和印度教与伊斯兰教的冲突问题。同年的六月，他又

参加了“西北建设考察团”，担任以新疆民族为主的西北民族问题调查。一九四四年底，他

又参加了去到美国的“战时太平洋学会”，讨论各盟国战后对日处理方案。会后他又访问了

哈佛，耶鲁，芝加哥，普林斯顿各大学的研究中心，去了解他们战时和战后的研究计划和动

态，他得到的收获就是了解到“行为科学”的研究已从“社会关系学”发展到了以社会学、

人类学、社会心理学三门结合的研究。

一九四五年八月十四日夜，我们在歌乐山上听到了日本帝国主义者无条件投降的消息。

那时在“中央大学”和在“上海医学院”学习的我们的甥女和表侄女们，都高兴得热泪纵

横。我们都恨不得一时就回到北平去，但是那时的交通工具十分拥挤，直到一九四五年底我

们才回到了南京。正在我们作北上继续教学的决定时，一九四六年初，文藻的清华同学朱世

明将军受任中国驻日代表团团长，他约文藻担任该团的政治组长，兼任盟国对日委员会中国

代表顾问。文藻正想了解战后日本政局和重建情况和形势，他想把整个日本作为一个大的社

会现场来考察、做专题研究，如日本天皇制、日本新宪法、日本新政党、财阀解体、工人运

动等等，在中日邦交没有恢复，没有友好往来之前，趁这机会去日，倒是一个方便，但他只

作一年打算。因此当他和朱世明将军到日本去的时候，我自己将两个大些的孩子吴平和吴冰

送回北京就学，住在我的大弟妇家里；我自己带着小女儿吴青暂住在南京亲戚家里，这一段

事我都写在一九四六年十月的《无家乐》那一篇文章里，当年的十一月，文藻又回来接我带

着小女儿到了东京。

现在回想起来，在东京的一段时间，是我们生命中的一个转折点。文藻利用一切机会，

同美国来日研究日本问题的专家学者以及东京大学、京都大学的同行人士多有接触。我自己

也接触了当年在美留学时的日本同学和一些妇女界人士，不但比较深入地了解了当时日本社

会上存在的种种问题，同时也深入地体会了美帝国主义的侵略本性！

这时我们结交了一位很好的朋友——谢南光同志，他是代表团政治组的副组长，也是一

个地下共产党员。通过他，我们研读了许多毛主席著作，并和国内有了联系。文藻有个很

“不好”的习惯，就是每当买来一本新书，就写上自己的名字和年、月、日。代表团里本来

有许多台湾特务系统，如军统、中统等据说有五个之多。他们听说政治组同人每晚以在吴家

打桥牌为名，共同研讨毛泽东著作，便有人在一天趁文藻上班，溜到我们住处，从文藻的书

架上取走一本《论持久战》。

等到我知道了从卧室出来时，他已走远了。

我们有一位姓林的朋友——他是横滨领事，对共产主义同情的，被召回台湾即被枪毙

了。文藻知道不能在代表团继续留任。一九五○年他向团长提出辞职。但离职后仍不能回

国，因为我们持有的是台湾政府的护照，这时华人能在日本居留的，只有记者和商人。我们

没有经商的资本，就通过朱世明将军和新加坡巨商胡文虎之子胡好的关系，取得了《星槟日

报》记者的身份，在东京停留了一年，这时美国的耶鲁大学聘请文藻到该校任教，我们把赴

美的申请书寄到台湾，不到一星期便被批准了！我们即刻离开了日本，不是向东，而是向西

到了香港，由香港回到了祖国！

这里应该补充一点，当年我送回北平学习的儿女，因为我们在日本的时期延长了，便也

先后到了日本。儿子吴平进了东京的美国学校，高中毕业后，我们的美国朋友都劝我们把他

送到美国去进大学，他自己和我们都不赞成到美国去。便以到香港大学进修为名，头了一张

到香港而经塘沽的船票。他把我们给国内的一封信缝在裤腰里，船到塘沽他就溜了下去，回

到北京。由联系方面把他送进了北大，因为他选的是建筑系，以后又转入清华大学——文藻

的母校。他回到北京和我们通信时，仍由香港方面转。因此我们一回到香港，北京方面就有

人来接，我们从海道先到了广州。

回国后的兴奋自不必说！一九五一年至一九五三年之间，文藻都在学习，为接受新工作

做准备。中间周总理曾召见我们一次，这段事我在一九七六年写的《永远活在我们心中的周

总理》一文中叙述过。

一九五三年十月，文藻被正式分配到中央民族学院工作。

新中国成立后，社会学和其他的社会科学如心理学等，都被扬弃了竟达三十年之久。文

藻这时是致力于研究国内少数民族情况。他担任了这个研究室和历史系“民族志”研究室的

主任。他极力主张“民族学中国化”，“把包括汉族在内的整个中华民族作为中国民族学的

研究，让民族学植根于中国土壤之中”。这段详细的情况，在《中央民族学院学报》一九八

六年第二期，金天明和龙平平同志的《论吴文藻的“民族学中国化”的思想》一文中，都讲

得很透彻，我这个外行人，就不必多说了。

一九五八年四月，文藻被错划为右派。这件意外的灾难，对他和我都是一个晴天霹雳！

因为在他的罪名中，有“反党反社会主义”一条，在让他写检查材料时，他十分认真地苦苦

地挖他的这种思想，写了许多张纸！他一面痛苦地挖着，一面用迷茫和疑惑的眼光看着我

说：“我若是反党反社会主义，就到国外去反好了，何必千辛万苦地借赴美的名义回到祖国

来反呢？”我当时也和他一样“感到委屈和沉闷”，但我没有说出我的想法，我只鼓励他好

好地“挖”，因为他这个绝顶认真的人，你要是在他心里引起疑云，他心里就更乱了。

正在这时，周总理夫妇派了一辆小车，把我召到中南海西花厅，那所简朴的房子里。他

们当然不能说什么，也只十分诚恳地让我帮他好好地改造，说“这时最能帮助他的人，只能

是他最亲近的人了……”我一见到邓大姐就像见了亲人一样，我的一腔冤愤就都倾吐了出

来！我说：“如果他是右派，我也就是漏网右派，我们的思想都差不多，但决没有‘反党反

社会主义’的思想！”我回来后向文藻说了总理夫妇极其委婉地让他好好改造。他在自传里

说“当时心里还是感到委屈和沉闷，但我坚信事情终有一天会弄清楚的”。一九五九年十二

月，文藻被摘掉右派分子的帽子。一九七九年又被把错划予以改正。

作为一个旁观者，我看到一九五七年，在他以前和以后几乎所有的社会学者都被划成右

派分子，在他以后，还有许许多多我平日所敬佩的各界的知名人士，也都被划为右派，这其

中还有许多年轻人和大学生。我心里一天比一天地坦然了。

原来被划为右派，在明眼人的心中，并不是一件可羞耻的事！

文藻被划为右派后，接到了撤销研究室主任的处分，并被剥夺了教书权，送社会主义学

院学习。一九五九年以后，文藻基本上是从事内部文字工作，他的著作大部分没有发表，发

表了也不署名，例如从一九五九到一九六六年期间与费孝通（他已先被划为右派！）共同校

订少数民族史志“三套丛书”，为中宣部提供西方社会学新出名著，为《辞海》第一版民族

类词目撰写释文等，多次为外交部交办的边界问题提供资料和意见。并参与了校订英文汉译

的社会学名著工作。他还与费孝通共同搜集有关帕米尔及其附近地区历史、地理、民族情况

的英文参考资料等，十年动乱中这些资料都散失了！

一九六六年“文革”开始了，我和他一样靠边站，住牛棚，那时我们一家八口（我们的

三个子女和他们的配偶）分散在八个地方，如今单说文藻的遭遇。他在一九六九年冬到京郊

石棉厂劳动，一九七○年夏又转到湖北沙洋民族学院的干校。这时我从作协的湖北咸宁的干

校，被调到沙洋的民族学院的干校来。久别重逢后不久又从分住的集体宿舍搬到单间宿舍，

我们都十分喜幸快慰！实话说，经过反右期间的惊涛骇浪之后，到了十年浩劫，连国家主

席、开国元勋，都不能幸免，像我们这些“臭老九”，没有家破人亡，就是万幸了，又因为

和民院相熟的同人们在一起劳动，无论做什么都感到新鲜有趣。如种棉花，从在瓦罐里下种

选芽，直到在棉田里摘花为止，我们学到了许多技术，也流了不少汗水。湖北夏天，骄阳似

火，当棉花秆子高与人齐的时候，我们在密集闭塞的棉秆中间摘花，浑身上下都被热汗浸透

了，在出了棉田回到干校的路上，衣服又被太阳晒干了。这时我们都体会到古诗中的“锄禾

日当午，汗滴禾下土”句中的甘苦，我们身上穿的一丝一缕，也都是辛苦劳动的果实呵！

一九七一年八月，因为美国总统尼克松将有访华之行，文藻和我以及费孝通、邝平章等

八人，先被从沙洋干校调回北京民族学院，成立了研究部的编译室。我们共同翻译校订了尼

克松的《六次危机》的下半部分。接着又翻译了美国海斯、穆恩、韦兰合著的《世界史》，

最后又合译了英国大文豪韦尔斯著的《世界史纲》，这是一部以文论史的“生物和人类的简

明史”的大作！那时中国作家协会还没有恢复，我很高兴地参加了这本巨著的翻译工作，从

攻读原文和参考书籍里，我得到了不少学问和知识。那几年我们的翻译工作，是十年动乱的

岁月中，最宁静、最惬意的日子！我们都在民院研究室的三楼上，伏案疾书，我和文藻的书

桌是相对的，其余的人都在我们的隔壁或旁边。文藻和我每天早起八点到办公室，十二时回

家午饭，饭后二时又回到办公室，下午六时才回家。那时我们的生活“规律”极了，大家都

感到安定而没有虚度了光阴！现在回想起来，也亏得那时是“百举俱废”的时期，否则把我

们这几个后来都是很忙的人召集在一起，来翻译这一部洋洋数百万言的大书，也不是一件容

易的事。

“四人帮”被粉碎之后，各种学术研究又得到恢复，社会学也开始受到了重视和发展。

一九七九年三月，文藻十分激动地参加了重建社会学的座谈会，作了《社会学与现代化》的

发言，谈了多年来他想谈而不能谈的问题。当年秋季，他接受了带民族学专业研究生的任

务，并在集体开设的“民族学基础”中，分担了“英国社会人类学”的教学任务。文藻恢复

工作后，精神健旺了，又感到近几年来我们对西方民族学战后的发展和变化了解太少，就特

别注意关于这方面材料的收集。一九八一年底，他写了《战后西方民族学的变化》，介绍了

西方民族学战后出现的流派及其理论，这是他最后发表的一篇文章了！

他在自传里最后说：“由于多年来我国的社会学和民族学未被承认，我在重建和创新工

作还有许多要做，我虽年老体弱，但我仍有信心在有生之年为发展我国的社会学和民族学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