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乡，我不应该继续躲避。正好余姚市政府聘请我担任文化顾问，我就在今年秋天
回去了一次。一直好心陪着我的余姚乡土文化的研究者姚业鑫先生执意要我在进余
姚城之前先去看看河姆渡博物馆，博物馆馆长邵九华先生为了等我，前一夜没有回
家，在馆中过夜。两位学者用余姚话给我详细介绍了河姆渡的出土文物，那一些是
足够写几篇大文章的，留待以后吧；我在参观中最惊讶的发现是，这儿，七千年前
，人们已经有木构建筑，已经在摘食杨梅，已经在种植稻谷，已经在烧制炊具，甚
至在陶甑所盛的香喷喷白米饭上已经有可能也盖着一层霉干菜！有的学者根据一个
陶碗上所刻的驯良的野猪图形，判断当时的河姆渡人不久烧食猪肉，而且极有可能
正是由霉干菜烧成。难道故乡的生态模式，早在七千年前就已经大致形成？如此说
来，七千年过得何其迅速又何其缓慢。
我在河姆渡遗址上慢慢地徘徊，在这块小小的空间里，漫长的时间压缩在一起
，把洋洋洒洒永远说不完道不尽的历史故事压缩在泥土层的尺寸之间。我想，文明
的人类总是热衷于考古，就是想把压缩在泥土里的历史爬剔出来。舒展开来，窥探
自己先辈的种种真相。那么，考古也就是回乡，也就是探家。探视地面上的家乡往
往会有岁月的唏嘘、难言的失落，使无数游子欲往而退；探视地底下的家乡就没有
那么多心理障碍了，整个儿洋溢着历史的诗情、想象的愉悦。我把这个意思说给了
陪着我的两位专家听，他们点头，但转而又说，探视地底下的家乡也不轻松。
我终于约略明白了他们的意思。就在我们脚下，当一批批七千年前的陶器、木
器、骨器大量出土引起人们对河姆渡的先人热烈欢呼的时候，考古学者在陶釜和陶
罐里发现了煮食人肉的证据，而且，煮食的是婴儿。多么不希望是这样，他们郑重
地请来了著名古人类学家贾兰坡教授，老教授亲自鉴定后作出了确证无疑的结论。
此外，又挖掘出了很多无头的骨架，证明这里盛行过可以称为“猎首”的杀人祭奠
仪式。当然这一切绝不仅仅发现在河姆渡遗址中，但这儿的发现毕竟说明，使故乡
名声大震的悠久文化中包含着大量无法掩饰的蒙昧和野蛮。
可以为祖先讳，可以为故乡讳，但讳来讳去只是一种虚假的安慰。远古的祖先
在地底下大声咆哮，儿孙们，让我真实，让我自在，千万别为我装扮！于是，远年
的荣耀负载出远年的恶浊，精美的陶器贮存着怵目的残忍。我站在这块土地上离祖
先如此逼近，似乎伸手便能搀扶他们，但我又立即跳开了，带着恐惧和陌生。
美国人类学家摩尔根指出，蒙昧——野蛮——文明这三个段落，是人类文化和
社会发展的普遍阶梯。文明是对蒙昧和野蛮的摆脱，人类发展的大过程如此，每个
历史阶段的小过程也是如此。王阳明他们的产生，也同样是为了摆脱蒙昧和野蛮吧
，摆脱种种变相的食人和猎首。直到今天，我们大概还躲不开与蒙昧和野蛮的周旋
，因为文明永远显得如此珍贵。蒙昧和野蛮并不是一回事，蒙昧往往有朴实的外表
，野蛮常常有勇敢的假相，从历史眼光来看，野蛮是人们逃开蒙昧的必由阶段，相
对于蒙昧是一种进步；但是，野蛮又绝不愿意就范于文明，它会回过身去与蒙昧结
盟，一起来对抗文明。结果，一切文明都会遇到两种对手的围攻：外表朴实的对手
和外表勇敢的对手，前者是无知到无可理喻，后者是强蛮到无可理喻。更麻烦的是
，这些对手很可能与已有的文明成果混成一体，甚至还会悄悄地潜入人们的心底，
使我们在寻找它们的时候常常寻找到自己的父辈，自己的故乡，自己的历史。
我们的故乡，不管是空间上的故乡还是时间上的故乡，究竟是属于蒙昧、属于
野蛮，还是属于文明？我们究竟是从何处出发，走向何处？我想，即使是家乡的陶
瓷器皿也能证明：文明有可能盛载过野蛮，有可能掩埋于蒙昧；文明易碎，文明的
碎片有可能被修补，有可能无法修补，然而即便是无法修补的碎片，也会保存着高
贵的光彩，永久地让人想象。能这样，也就够了。
告别河姆渡遗址后，几乎没有耽搁，便去余姚市中心的龙泉山拜谒重新修复的
四位先贤的碑亭。一路上我在想，区区如我，毕生能做的，至多也是一枚带有某种
文明光泽的碎片罢了，没有资格跻身某个遗址等待挖掘，没有资格装点某种碑亭承
受供奉，只是在与蒙昧和野蛮的搏斗中碎得于心无愧。无法躲藏于家乡的湖底，无
法奔跑于家乡的湖面，那就陈之于异乡的街市吧，即便被人踢来踢去，也能铿然有
声。偶尔有哪个路人注意到这种声音了，那就顺便让他看看一小片洁白和明亮。
七
第二天我就回上海了。出生的村庄这次没有去，只在余姚城里见一位远房亲戚
：比我小三岁的表舅舅。记得吗，当年我初到上海时在钢琴边与我握手的小男孩，
终于由于语言不通而玩不起来；后来“文化大革命”中阴差阳错他到余姚来工作了
，这次相见我们的语言恰好倒转，我只能说上海话而他则满口乡音。倒转，如此容
易。我就算这样回了一次故乡？不知怎么，疑惑反而加重了：远古沧桑、百世英才
，但它属于我吗？我属于它吗？身边多了一部《余姚志》，随手翻开姓氏一栏，发
觉我们余姓在余姚人数不多。也查过姓氏渊源，知道余姓是秦代名臣由余氏的后裔
，唐代之后世居安徽歙州，后由安徽繁衍到江西南昌，历史上姓余的名人很少，勉
强称得上第一个的，大概是宋代天圣年间的官僚余靖，但他是广东人。后来又从福
建和湖北走出过几个稍稍有点名气的姓余的人。我的祖先，是什么时候泊到浙江余
姚的呢？我口口声声说故乡、故乡，究竟该从什么时候说起呢？河姆渡、严子陵时
代的余姚，越窑鼎盛时期的上林湖，肯定与我无关，我真正的故乡在哪儿呢？
正这么傻想着，列车员站到了我眼前，说我现在坐的是软席，乘坐需要有级别
，请我出示级别证明。我没有这种证明，只好出示身份证，列车员说这没用，为了
保护软席车厢旅客的安全，请我到硬席车厢去。车厢里大大小小持有“经理”证明
或名片的旅客和他们的家属开始用提防的眼光注视我，我赶紧抱起行李低头逃离，
可是我车票上的座位号码本不在硬席车厢，怎么可能在那里找到座位呢？只好站在
两节车厢的接口处，把行李放在脚边。我突然回想起三十多年前第一次离开余姚到
上海去时坐火车的情景，也是这条路，也是这个人，但那时是有座位的，行李里装
着酒浸杨梅和霉干菜，嘴上嘟哝着余姚话；今天，座位没有了，身份模糊了，乡音
丢失了，行李里也没有土产了，哐啷哐啷地又在这条路上走一趟。
从一个没有自己家的家乡，到一个有自己家的异乡，离别家乡恰恰是为了回家
，我的人生旅行，怎么会变得如此怪诞？
火车外面，陆游、徐渭的家乡过去了，鲁迅、周作人的家乡过去了，郁达夫、
茅盾的家乡过去了，丰子恺、徐志摩的家乡过去了……
他们中有好多人，最终都没有回来。有几个，走得很远，死得很惨。
其中有一个曾经洒脱地吟道：悄悄的我走了，正如我悄悄的来；我挥一挥衣袖，
不带走一片云彩。
车窗外的云彩暗了，时已薄暮，又想起了崔颢的诗句。淅淅沥沥，好像下起雨来了。
十万进士
最近一个时期我对中国古代的科举制度产生了越来越浓厚的兴趣，其原因，可
以说是“世纪性”的。
二十世纪已接近末尾，如果没有突然的不幸事件，我们看来要成为跨世纪的一
群了。能够横跨两个世纪的人在人类总体上总是少数，而能够头脑清醒地跨过去的
人当然就更少。称得上头脑清醒，至少要对已逝的一个世纪有一个比较完整的感悟
吧？因此我们不能不在这繁忙的年月间，让目光穿过街市间拥挤的肩头，穿过百年
来一台台已经凝固的悲剧和喜剧，一声声已经蒸发的低吟和高喊，直接抵达十九世
纪末尾、二十世纪开端的那几年。在那儿，在群头悬长辫、身着长袍马褂的有识之
士正在为中华民族如何进入二十世纪而高谈阔论、奔走呼号。他们当然不满意中国
的十九世纪，在痛切地寻找中国落后的原因时，他们首先看到了人才的缺乏，而缺
乏人才的原因，他们认为是科举制度的祸害。
他们不再像前人那样只是在文章中议论议论，而是深感时间紧迫，要求朝廷立
即采取措施。慈禧太后在１９０１年夏天颁布上谕改革科举考试内容，有识之士们
认为科举制度靠改革已不解决问题，迟早应该从根本上废止。１９０３年的一份奏
折中说：
科举一日不废，即学校一日不能大兴，士子永远无实在之学问，国家
永无救时之人才，中国永远不能进于富强，即永远不能争衡各国。
说这些英气勃勃的冲决性言词的是谁？一位科举制度的受惠者、同治年间进士张之
洞，而领头的那一位则是后来让人不太喜欢的袁世凯。于是大家与朝廷商量，能不
能制订一份紧凑的时间表，以后三年一次的科举考试每次都递减三分之一，减下来
的名额加到新式学校里去，十年时间就可减完了。用十年时间来彻底消解一种延续
了一千多年的制度，速度不能算慢了吧，但人们还是等不及了。袁世凯、张之洞他
们说，人才的培养不比其它，拖不得。如果现在立即废止科举、兴办学校，人才的
出来也得等到十几年之后；要是我们到十年后方停科举，那么从新式学校里培养出
人才还得等二十几年，中国等不得二十几年了——“强邻环伺，岂能我待”！
这笔时间帐算得无可辩驳，朝廷也就在１９０５年下谕，废除科举。因此不妨
说，除了开头几年有一番匆忙的告别，整个二十世纪基本上已与科举制度无关。
二十世纪的许多事情，都由于了结得匆忙而没能作冷静的总结。科举制度被废
止之后立即成了一堆人人唾骂的陈年垃圾，很少有人愿意再去拨弄它几下。唾骂当
然是有道理的，孩子们的课本上有《范进中举》和《孔乙己》，各地的戏曲舞台上
有《琵琶记》和《秦香莲》，把科举制度的荒唐和凶残表现得令人心悸，使二十世
纪的学生和观众感觉到一种摆脱这种制度之后的轻松。但是，如果让这些优秀动人
的艺术作品来替代现代人对整个科举制度的理性判断，显然是太轻率了。
科举制度在中国整整实行了一千三百年之久，从随唐到宋元到明清，一直紧紧
地伴随着中华文明史。科举的直接结果，是选拔出了十万名以上的进士，百万名以
上的举人。这个庞大的群落，当然也会混杂不少无聊或卑劣的人，但就整体而言，
却是中国历代官员的基本队伍，其中包括着一大批极为出色的、有着高度文化素养
的政治家和行政管理专家。没有他们，也就没有了中国历史中最重要的一些部位。
有一种曾经风行一时的说法，认为古代考上状元的那些人没有一个是有学问的，情
况好像并非如此。考状元的要求过于特殊，难于让更多的杰出人物获得机会是事实
，但状元中毕竟有一大批诸如王维、柳公权、贺知章、张九龄、吕蒙正、张孝祥、
陈亮、文天祥、杨慎、康海、翁同〔龠禾〕、张謇这样的人物，说他们没有学问是
让人难以置信的。这还只是说状元，如果把范围扩大到进士，那就会开出一份极为
壮观的人才名单来。为了选出这些人，几乎整个中国社会都动员起来了，而这种历
久不衰的动员也就造就了无数中国文人的独特命运和广大社会民众的独特心态，成
为中华民族在群体人格上的一种内在烙印，绝不是我们一挥手就能驱散掉的。科举
制度后来积重难返的诸多毛病，其实从一开始就有人觉察到了，许多智慧的头脑曾
对此进行了反复的思考、论证、修缮、改良，其中包括我们文学界所熟知的韩愈、
柳宗元、欧阳修、苏东坡、王安石等等，不能设想，这些文化大师会如此低能，任
其荒唐并身体力行。
科举制度发展到范进、孔乙己的时代确已弊多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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