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十年代，在重庆的雪峰，写信给丁玲说他永远注视着她的创作。事实上，雪峰以其理论家的敏锐和对丁玲及其创作的特殊呵护每每在丁玲创作的紧要关头，他都撰文给予极为中肯而又实事求是的评品。
我们不讳言革命者个人丰富的内心情感，而丁玲和雪峰这种崇高的情怀，绝不以个人情感的满足为准绳的态度足以令我们深思和钦慕。在延安时，曾有人问丁玲，最怀念的人是谁？丁玲是这样回答的：“我最纪念的是也频，而最怀念的是雪峰。”纪念的是死者，而怀念的是生者。那时上饶集中营的军统特务们根本不知道这个从浙江义乌农村抓来的私塾先生模样的人———冯福春，就是参加过二万五千里长征，后被中央派往上海办事处任副主任的中共要人———丁玲几年没有见到的冯雪峰。
自然之爱：一个陌生男人向她走来
胡也频的牺牲，丁玲的生活信念并没有轰毁，桅杆坚挺在暴风雨中，生活之舟却颠簸在浪峰与波谷之间。丁玲在致友人的信中说：“我预备走，我明白，不走也不行啊！”当时，她一个人要负担连她母亲、儿子在内三人的生活重担，关心她的朋友都以为这样一个人生活太难，终不是长久之计。
就在这时，一个陌生人走进了她的生活。
一天，雪峰通知她德国《法兰克福时报》记者史沫特莱要访问她。史沫特莱要她的翻译兼私人秘书先过来找丁玲，约好见面的日子。这位身材适中、温文尔雅、不卑不亢的书生型青年，就是年仅26岁的冯达。当他将丁玲接到摩西路与史沫特莱娓娓而谈时，冯达第一次了解到这位知名青年女作家人生追求的艰难；丁玲谈到一年来的遭遇和现实的处境，冯达在流畅的翻译中，仿佛看到一个真实而伟大的女性矗立在一个崭新而富于传奇色泽的世界，当丁玲坦诚而动情地谈到胡也频和她的情感生活时，在一旁翻译的冯达，内心几乎像火山一样爆发。
无论是敬佩、仰慕还是爱恋与同情，此后，冯达常去看望丁玲，有时陪丁玲出去走走，看朋友，买东西。丁玲一年来身心疲惫，冯达的出现，帮助她度过了那些难熬的日子。
对于冯达，丁玲只知道他说过家里有母亲、弟弟住在广州老家，但他们却很少通信，上海也没有别的社会关系。丁玲后来这样回忆：
这是一个陌生人，我一点也不了解他，他用一种平稳的生活态度来帮助我。他没有热，也没有光，也不能吸引我，但他不吓唬我，不惊动我。他是一个独身汉，没有恋爱过，他只是平平静静地工作……他不爱多说话，也不恭维人。因为从事秘密工作，为了迷惑敌人，他穿戴整齐，腋下常常夹几张外文报纸。他没有傲气，也不自卑。他常常来看我，讲一点他知道的国际国内新闻给我听。因为我平日很少注意这些事，听到时觉得新鲜。有时他陪我去看水灾后逃离灾区的难民，他为通讯社采访消息；我也得到一点素材，就写进小说里去。我没有感到一个陌生人在我屋里，他不妨碍我，看见我在写文章，他就走了。我肚子饿了，他买一些菜、面包来，帮我做一顿简单的饭。慢慢生活下来，我能容忍有这样一个人。后来，他就搬到我后楼亭子间。这年11月，我们就一同搬到善钟路沈起予家。沈起予住三楼，我们住二楼。每月我们给沈家20元房租，和楼下一家一同搭伙吃饭，每月给她20元饭钱，并和他们共佣一个阿姨。“一·二八”后不久，我们离开善钟路。由于上海的白色恐怖和工作安全需要，我们东往几天，西住几天，经常搬家，最后搬到昆山花园路。
这时，丁玲已将儿子祖林送回湖南老家由母亲抚养，由于他们的房子成为党的秘密机关后，每月补贴25元房租。生活仍很清苦。
冯达与丁玲只是一个自然而平实的组合，其间少有浪漫的故事存在。严酷的生活使人变得成熟而严肃。丁玲当时谈到自己对“爱情”的感觉：
……爱情是一个可笑的名词，那是小孩的一些玩意儿，在我看来，感觉有些太陈旧了。一个25岁以上的人，若还毫不知道羞耻，把男女事看得那么神秘，男的终日只知道如何去媚女人，女的则终日只知道穿衣服、涂脂抹粉，在客厅中同一个异性玩点心灵上的小把戏，或读点情诗，写点情诗，消磨一个连接一个而来的日子，实在是种废料。
不久，冯达调至中共江苏省委并负责《真话报》工作，丁玲也接受组织安排，参加《北斗》编辑工作，她约稿、看稿、选稿、讨论……
丁玲寓所觅踪
虹口区有条东西走向、仅十几个门牌、现为服装市场的昆山花园路。七号是幢三楼带部分四楼联结式的红砖洋房，门口挂有一块“丁玲寓所”的铜牌。丁玲在此创作了短篇小说《奔》、散文《我的创作生活》，并和鲁迅、茅盾、郁达夫等九人发表《为横死之小林遗属募捐启事》，强烈抗议日本帝国主义杀害革命作家小林多喜二。每当我走过这幢古老的民宅时，一个阴森冷峻的镜头就会浮现在眼前脑际，虽然岁月已逝去了六十多年，但仍久久不能褪却。
据史料记载，一九三三年五月十四日下午一时许，空气混浊，腥风触鼻，申城笼罩着一片白色恐怖。一个穿着灰色西服，脚蹬黑色皮鞋，手挟黑色皮包，腰间插着手枪的中年汉子——国民党蓝衣社特务队长马绍武，率领五个彪形大汉，驱车前来丁玲寓所，熟门熟路地登上四楼一间十八平方米的书房兼客堂（现为居民住房），随行的叛徒李菊村一个箭步窜上前去，指着一个身穿长衫，嘴叼纸烟的中年男子说：“他就是共产党员潘梓年！”
“好，久违久违！”马绍武一边点头招呼，一边搜查了潘的全身，后又皮笑肉不笑地转向坐在书桌边的另一位党员女作家丁玲说：“丁小姐，打扰了，能不能请你和潘先生一起跟我们到公安局去一下，有些事情要同你们商量一下。”接着，马又扫视了一下跟来的几个小特务，示意他们做好“邀请”准备。
丁玲似乎早有预料，因而从从容容地换了一下衣服，手里提着一个布包，里面包着几件替换衣衫和一件备穿的冬衣，马绍武一边布置几个小特务留下来搜索，一边率一小特务押着丁、潘走下楼去。
当天下午四点左右，共产党员应修人来到丁玲寓所，刚进屋，就觉察到有特务在守候，但为时已晚，欲退不能。几个特务要搜身检查，应勃然大怒，推开特务，一场格斗开始了，后终因寡不敌众，被几个特务掷下楼去。第二天，在一份报纸不显眼的角落里，登载说，一个无名青年坠楼身亡。
绑架后，国民党对丁、潘不审不判，也不见诸报端，一直处于秘密状态。可世上没不透风的墙。一个多月后，当上海文艺界人士得悉著作宏富、声望卓著的丁玲、潘梓年突遭绑架的风声后，感到极大的震惊和愤怒，连得时任国民党教育总长蔡元培也感到十分吃惊。于是，他会同杨铨、邹韬奋、叶圣陶、柳亚子、李公朴、钱君等三十八位社会名流，联名上书国民政府行政院长汪精卫，强烈要求“揆法衡情，量予释放”。第二天，《申报》全文刊登了这篇电文。
宋庆龄与丁玲的情谊
1980年10月14日，宋庆龄在她的北京寓所设家宴款待美国朋友伊罗生，丁玲、茅盾、赵朴初等都应邀参加。
下午5时，当宋庆龄进入餐厅与客人一起就座时，丁玲突然激动起来，急步趋前抱住宋庆龄，泣不成声地说：“敬爱的孙夫人呀，40多年前我被国民党特务逮捕处境危难时，您和中国民权保障同盟的同志们营救我；在我去延安前，您又资助我350元钱。可是这些事，有人不信，硬说我是‘造谣’，说夫人怎么会帮助你？”丁玲稍稍喘息了一下，继续说：“现在好了，这一切国家都已解决了。我永远忘不了您，永远感谢您，祝您健康长寿！”在场的中外来宾都被这激动人心的场面感动了。
原来，早在1933年5月，中国文坛发生过一起震惊各界的进步作家丁玲、潘梓年失踪事件，当时，社会上谣传纷起：“丁玲动摇了！”“丁玲叛变了！”可是富有正义感的人们并不相信。其真相是国民党特务突然绑架了丁玲和潘梓年。
以宋庆龄、蔡元培为代表的中国民权保障同盟领衔，联合文艺界人士38人联名发表了营救丁玲、潘梓年的电报，组成了“营救丁潘委员会”。由于中国民权保障同盟等进步力量的大力营救和丁玲本人的声望，国民党反动派不敢杀害她，而把她转移到南京秘密囚禁起来。1936年，丁玲巧妙地迷惑敌人，逃离了南京，准备奔赴延安，但她当时处境非常艰难。宋庆龄得知情况后，通过冯雪峰给丁玲送去了350元钱。
后来，丁玲在《魍魉世界——南京囚居回忆》中写道：“现在面对着这350元，我的心感到灼热，感到温暖。3年多来，敌人对我制造了许多无耻下流的谣言，用软刀子杀我。一些不明真相的人，受了谣言的影响，也曾用怀疑的眼光审视我。这时孙夫人赠我的350元钱，代表的是对我政治上的信任，这比泰山还重，是千万两黄金难买的无价之宝。”
凭“欲望”和“冲动”写作
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有这样一位经历奇特的女作家：她蹲过国民党的三年监狱，受到毛泽东的赋诗欢迎；得过斯大林文学奖，却又遭受过多年的迫害。这个人就是丁玲。
丁玲一生写过很多小说，但最能表现她的真性情的，也是最为人们所称道的，还是她凭“欲望”和“冲动”写出来的成名作———《莎菲女士的日记》。
丁玲不是在时代的风潮上成名的，相反，她在1927年发表的《梦柯》和《莎菲女士的日记》所反映的却是五四时代的主题，但这并没有脱离时代，甚至在一定意义上说是五四时代的必然延续。《梦柯》的女主人公在奋斗与挣扎中最后失败，不仅反映了一个个性主义者的心灵的悲剧，更重要的是反映出理想与现实的距离，五四运动的限度。
实际上，丁玲是为五四时期的个性主义唱了一曲感伤而又富有才情挽歌，这是五四退潮后的必然的结局，所以《莎菲女士的日记》的成功也决非偶然。如果从另一个角度讲的话，冰心试图以博爱拯救世界，而丁玲则告诉人们，莎菲的个性之爱恐怕连自己也拯救不了。
丁玲到延安后的思想波澜
丁玲（1904－1986）是第一个到延安的文人，也是最典型的延安文人。
丁玲是个有着火一样性情的新式女性。早在中学时代为反抗封建婚姻，她离开了湘西那个像《红楼梦》中贾府一般的家，“作为一个流放的叛徒，到上海去”。20年代莎菲式的苦闷阴鸷，到30年代已变成上街游行、写标语、贴墙报、散传单、飞行集会等革命行动。她不愿坐在家里写文章，也不满足于只是写几篇文章。1931年丈夫胡也频遇害后，她在沈从文的仗义护送下，将不满周岁的孩子送回湖南常德老家，三天后又转身返回上海。她向地下党组织要求去苏区，在实际斗争中释放心中的苦痛。但党组织安排她留在上海编辑《北斗》杂志，她只能接受任务。“实际我心中成天装着一盆火，只想找人发泄！”
1933年5月她被国民党特务绑架，秘密地从上海押解到南京软禁起来。她试图越狱，又尝试自杀，更为自己与冯达之间“明知不是伴，事急且相随”的同居关系，并导致怀孕、生育而懊悔不已。外间舆论谣言四起。“我真像一只被关在笼子里的老虎，怀着一颗饿狼般的心，只想吃人！”到1936年5月她才得以抽身暂时离开南京到北平，遇到曹靖华时表示：
我一定要找到党。如果找不到党，我即使能暂时住在北平，或别的什么地方，我仍是一个黑人，不能有什么活动，也无法向人民表白心意，说我自己要说的话。
尔后，她又悄悄地到上海，胡风帮她一步步与共产党组织联系。第三天她见到冯雪峰———一个与自己“曾有过热烈的爱情”，参加长征后由陕北被派到上海领导文化界工作的共产党人。
看到他我第一个感觉是他变了。怎么变了，变在什么地方，我说不清楚，也不可能细想下去；我只顾自己说话。说着说着就哭了起来。并不是说到什么伤心的地方才哭的，好像这眼泪已经准备了很长时间，准备了三年的时间，堵塞在我胸中、眼中已经三年了，三年来随时都想找一个地方把它全部倾泻出来。我已经忍无可忍，呵！我该流一次眼泪了。于是我尽情地哭了起来了。我以为我会得着满腔同情和无比安慰，然而我只听到一声冷峻的问话。雪峰说道：“你怎么感到只有你一个人在那里受罪？你应该想到，有许许多多人都同你一样在受罪：整个革命在这几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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