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北反日联合军总指挥
1935年1月，赵尚志率队在宾县二区活动，有老乡报告，说李华堂来了，要见赵司令。
人称“李老奤”的李华堂，种过大烟，当过胡子，被东北军收降后，在李杜任旅长的24旅96团当连长，不久提升营长，驻防林口刁翎。此人相当精明干练，治军有方，剿匪得力，在当地颇有声望。“九一八”事变后，随李杜抗战，组建一支400余人的混成旅第2支队，在刁翎、三道通、五道河子一带活动。李杜过界退去苏联后，他率队在林口、方正坚持抗战。1934年冬季大“讨伐”中，部队损失很大，只剩下50多人。谢文东的民众救国军更惨，土龙山暴动时的几千人，还跟在身边的也就30来人。两人在方正县见面，谢文东觉得没路走了，李华堂提议投奔赵尚志，就带上个认识赵尚志的秘书，奔哈东来了。
正是腊月，旷野上大雪没膝，太阳底下，气温也在零下20摄氏度左右，还得躲避、应对敌人的盘查，一路艰难自不必说。而他的穿着野猪皮缝制的乌拉的官兵，还有谢文东残部，躲在山里苦熬苦撑，没着没落的，不知道等待着他们的将会是什么。
队伍“哗啦”（散、败之意）了。说到动情处，五十来岁的七尺汉子止不住落下热泪。他希望赵尚志帮助他们恢复队伍，大家合伙打日本子。
李华堂诚恳，赵尚志痛快。
任何抗日队伍有难，赵尚志都不可能不伸出援手，更不用说对于李华堂和谢文东了。这两个人在下江（松花江下游，当时通称“下江”）地区有很大声望，特别是谢文东，土龙山暴动声播海外。早在1934年5月19日，即土龙山暴动后的两个多月，满洲省委即指示珠河县委：“土龙山的队伍是非常重要的部队，责成你们动员党团员或最好的群众或好的义勇军队伍或义勇军下层的个别战士去建立起联系与下层工作，来造成与珠河游击队行动的配合，这是非常重要的任务，你们要想尽一切办法去完成它。”
3月初，已经不止威震哈东的赵尚志，率3军政治保安营、少年连和1团东去方正县，在大罗勒密见到谢文东和李华堂。
这在东北抗联史上是一次重要的会见，穷途末路的谢、李自是非常高兴，两部官兵也受到鼓舞。
赵尚志主要讲了党的反日统一战线方针。在反日救国的前提下，不分信仰，不分政治派别，可以保持各自的政治主张，互不干涉内部政治行动，联合起来，互相支援，求得民族革命战争的彻底胜利。经过协商，决定在不投降、不卖国、不扰民、不阻碍民众反日等条件下，以3军和谢、李两部，另有祁致中的“明山队”等义勇军，成立“东北反日联合军总指挥部”，推举赵尚志为总指挥，李华堂为副总指挥，张寿海苷尾恐魅危胫僭莆苊厥槌ぁＭ背闪⒕挛被幔晃亩挝背ぁ�
东北反日联合军总指挥部成立的意义，是非同寻常的，也是此前各地党的武装与义勇军、山林队的联合难以比拟的。由于谢文东、李华堂的身份、地位和影响，这等人物都参加了共产党领导的反日联合军，党和党的武装自然声望大增，有力地推动了哈东、下江地区的反日统一战线和游击战争。
也就有了后来的3军与8军的恩怨是非，有了“奸老奤，傻老赵，谢文东瞎胡闹”的民谣。
此话留待后续。
第14章 突击！突击！
“不许敌人侵入游击区一步”
珠河游击队在三股流成立时，以三股流为中心的道南根据地已经颇有模样了。
1933年7月10日，《团珠河县委关于目前形势及组织状况等问题的报告》中说：
珠河一带形成了三种不同性质的区域。珠河街、河东，一方面为日本帝国主义直接统治的地方，乌吉密、小五站、黑龙宫、五区是直（间）接统治的地方，娄家窝棚、亭家店、石头河子、苇塘沟及其他山沟里的农村，是无政府状态。
其实，除了大中城市，东北各地农村基本都是这种状态。而珠河中心县委能够创造出非同一般的业绩，在于这是个比较成熟的坚强、精干的班子。珠河游击队从诞生那一刻起，就有了一个比较稳定的立足地，并不断地得益于县委的领导、支持。而有了这样一支武装，珠河游击区则迅速扩展，红地盘益发红火。
巴彦游击队失败的教训之一，就是没有根据地，像个没家的孩子似的。这样一支队伍迟早是要垮掉的，北方会议那一套更是加快了这种步伐，使这支稚嫩的队伍还未来得及寻摸到生存、发展的路径，就在那冰天雪地中消逝了。
首先在无政府状态地域恢复秩序，接着就是拔据点，打伏击，在日伪间接统治的地盘上大展身手，并向道北黑龙宫一带突击，建立起以侯林乡、秋皮屯为中心的道北根据地。到1934年秋，哈东支队游击区已遍及五常、宾县、珠河、双城、阿城、苇河、延寿、方正等县，而珠河四区、五区，宾县二区、三区、七区、八区，延寿二区及三区一部分，五常五区及四区一部分，双城九区一部分，则成了共产党领导下的红地盘。
哈东游击区普遍建立了反日会，仅珠河县就有会员约1万人。
在被称为红地盘的根据地，普遍建立起农民委员会，珠河县还成立了农民委员会总会，下设总务、武装、生产、拥军、经济、肃反、妇女等7个部门，代行政府职能。1935年10月成立的珠河县人民革命政府，就是在农委总会基础上建立的，总会会长吴景才任县政府主席，人们都称他“吴县长”。成立大会发布《大中华民国珠河县革命政府布告》，号召珠河人民在革命政府领导下积极参加反日活动，发挥各种反日群众组织和反日武装的作用，粉碎敌人的秋季“大讨伐”。
在游击区和根据地，还组织了农民反日自卫队、青年义勇军、模范队，与南满的农民自卫队和青年义勇军类似。珠河县人民革命政府在三股流成立时，除其他各界人士外，有农民反日自卫队和青年义勇军、模范队4000多人参加庆祝大会，并接受检阅。用当年老人的话讲，洋枪土炮“扎枪头子”（红缨枪），那也是刀枪如林“海了去了”（形容极多的样子）。
红地盘内建有兵工厂、被服厂、医院，还有学校，孩子免费读书。没收汉奸地主土地分配给农民，不收地租，军烈属的土地实行代耕。税收是低额累进制，五垧地以下每垧每年五角钱，五至二十垧每垧一元，二十垧以上二元。而日伪统治区为每垧一至二元。红地盘的税率低于“满洲国”，连日本人都不能不承认。胡子不敢来，棒子手、砸孤丁、小线绝迹，在那个遍地起胡子的年月，堪称奇迹。
日伪当局称：“珠河地方俨然成为一共产王国。”
1933年6月13日，在日本关东军参谋长会议上，参谋长小矶国昭中将说：“恢复治安的手段，有讨伐，有招抚，有政治工作。但军队恢复治安的唯一无二的手段是讨伐。”
“九一八”事变不久，关东军即抛出“治安第一主义”。无论北进苏联，还是西犯华北，它都必须把治安放在首位，把个安稳的东北拿在手里。对于大规模的义勇军比较好办，通常是两翼迂回，飞机、大炮一通轰炸，正面一攻，就解决问题了。可面对到处都是、四处出击、打了就跑的小股义勇军，就有些蒙，找不着北——用当年老人的话讲，叫“抓瞎了”。
开头，自以为大局已定的不可一世的鬼子，几十个人，甚至十几个人也敢出城，结果到处挨打，有时连根毛也回不去。即便大部队行军，这一枪，那一枪，只闻枪声，只见伤人，不知道对手在哪里。随着兵力增加，日军战术也不断变化。1935年前，通常都是落雪后“讨伐”，多则两三个月，少则几个星期，搜山沟，见影儿就追，见道就钻，常中埋伏。之后，一是不受季节限制，特别是从秋至春的树叶开门时期，经常连续不断地“讨伐”。二是分散配置兵力，密切通讯联系，把住重点村屯和交通要道，发现对手即行追击、包围，不拘地区穷追猛打。以上为所谓“治标”，即军事“讨伐”。三是建立“集团部落”，推行保甲连坐，组织伪自卫团，修筑警备道路，架设警备通讯网，收缴民枪，进行经济封锁，即所谓“治本”。其中最阴险、毒辣，也是对抗联危害最甚、堪称致命的一招，就是集甲并村，大搞“集团部落”，实行“民匪分离”，制造无人区。
笔者上个世纪采访到的八十岁左右的乡间老人，唠起当年，常挂嘴上的一句话就是：“到哪儿都能刨两垧地。”就是这种魅力，吸引着一代代闯关东的人们。无论是被称做“大界”的平原，还是山边、山沟，大都为山东人的移民，这一家，那几户，过着一种远离尘世的日子。1935年10月15日《胡仁给中共吉东特委的报告信（第四号）》中说：“农民皆散居于各山沟里，零落如早星，十家二十家在一处很少，虽有火车路（宁、密）及汽车路（林口至梨树镇，林口至勃利县）也不能使农民集居于一处。”而1937年5月《关东军参谋部关于最近满洲国的治安》中说：“在习惯于旧军阀苛敛殊求的山里僻地居民之中，尚有很多不知已经建立满洲国和不知官宪恩惠的人们，这种民众和匪贼很和睦，把匪贼作为自己人，将讨伐队的行动等传告匪贼。”之前的1935年12月《关东军参谋部关于昭和十年秋季治安肃正工作概况》中，则说：“民众对匪贼之认识是极为良好的，并不是我们所认为的那样有不共戴天之仇。”
对于这些“零落如早星”的农家，就是胡子也不会轻易骚扰的。一是没什么值钱的东西可抢，二是离不开这些人，起码到那儿可以歇歇脚，吃顿饭。而从游击队到抗联，能够不断发展壮大，靠的就是所到之处都有人家、群众。
1933年春，伪磐石县参事官荒谷千次和伪额穆县参事官蛸井元义等人，向伪满民政部建议设立“集团部落”，当年即在磐石县试行，第二年又在额穆、敦化、桦甸等县实行。同年12月3日，伪满民政部发布969号《关于建立集团部落训令》，遂在东北各地普遍推行。
所谓“集团部落”，就是将平原和山区零散居民强行驱赶至一处居住。“一个部落以收容八十户至一百户（四百至五百炫）为宜。这对于警备和经营都有利，如六七十户以下，居民自卫力量不足；二百户以上，则统治上又有困难。”部落面积，“建成周围四百米的正方形或长方形为宜”。“建设位置：匪贼时常经过或物资供给地等重要警备线上；（2）经济资源丰富的地方；（3）易于警戒和自卫的地方；（4）供水方便和比较干燥的地方。”“建设次序：建立铁丝网、土墙和炮台；（2）建造公共建筑物（部落办公室、自卫团室）和伪装房屋；（3）建筑住房；（4）打井和建造附属建筑物。”
部落内常驻日伪军警备队，或伪警察派出所，还组建伪自卫团，凡青壮年男性居民都是其成员，站岗、巡逻。部落有电话，部落间修筑警备道路，一处遇袭，附近部落日伪军和伪自卫团都来支援。
部落有正副部落长和正副自卫团长，部落长兼保甲长，实行保甲连坐制度。部落通常有4个大门，居民外出种地、打柴要登记，携带物资要检查，以防流入“匪贼”之手。太阳落山，大门紧闭，回来晚了，就有“通匪”嫌疑，受到盘查。有亲戚朋友来了，从哪儿来，干什么，住几天，报告、登记，还得有保人。
这种统治就让人想到堡垒、集中营——用当年黑土地人的话讲，叫“围子”、“人圈”。
吉林地区的磐石、额穆、桦甸、永吉、舒兰及敦化6县，1935年建“集团部落”136个，1936年又建418个，1937年再建365个。据伪满治安部《各地治安工作调查报告集》中说，金川、柳河、通化3县，“康德三年（1936年——笔者）度并户工作有飞跃发展，匪团所依靠的分散房舍，几乎全部消灭”。
汤原县仅用23天，就将山边零散农家全部烧光。
1936年（无月日），《东北人民革命军第四军第二师司令部为抗日救国告群众书》中说：
日寇为什么要归大屯呢？第一，它想要断绝群众与抗日军的关系，而使抗日军没房子住，没饭吃，没处得消息，不用打仗就消灭了。
日伪对哈东游击区和珠河根据地的大规模“讨伐”，是从1935年开始的——它怎么能够容忍这样一个“共产王国”，在其北满的统治中心哈尔滨近旁一天天发展、壮大呢？
这年夏天，日伪当局召集北部6省警务指导官和宾县、五常、双城、阿城、珠河、延寿6县参事官，在哈尔滨开会，成立“讨伐”办事处，由野崎大佐为办事处主任，统一指挥上述6县日伪军，彻底毁灭哈东游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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