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面是敌人，东北方向也黄糊糊地上来了，我领着部队往西撤。出山沟，拐山头，迎头又撞上一小队鬼子。那人都红眼了，不管三七二十一，机枪、步枪、匣子枪立即开火，枪打马冲，鬼子顶不住，往后跑。后面是三岔河，有条清沟，薄薄一层冰。鬼子哪明白这个呀，前面的掉下去，后面的收不住脚，30来个鬼子在里面抓挠着乱扑腾。我们这一顿好打，冰水都打红了，算是出了口恶气。
当晚在西南山里露营，第二天傍黑时，我带几个人回来，遍山不见烈士遗体。老百姓说，鬼子发现了冯参谋长的印章、文件，用白布裹着拉走了，其余的老百姓给埋了。
冯治刚的岳父，是旧中华民国汤原县最后一任监督（县长），事变后不当汉奸，带领全家老小躲进山里，病死了。3路军西征时，冯参谋长的母亲、妻子，还留在小兴安岭密营里。他牺牲前3天，还跟我说不知道她们怎样了，这个冬天能不能熬过来。
师团长们
3军3师政治部主任吴景才，人称“吴县长”。
吴景才原籍山东省义州府，石匠出身，“九一八”事变前闯关东到珠河县，在乌吉密、三股流一带打短工，又在常万屯沟里开个小烧锅。1933年底，日伪军进山“讨伐”，被赵尚志率游击队痛击，败退时经过烧锅沟，把吴景才的家和烧锅一把火烧了。吴景才自此参加抗战，为珠河游击队搞情报、购买物资。
1934年7月，在三股流成立珠河反日农民委员会总会，吴景才被选为总会会长。“农委”是在反日会基础上建立的半政权性质的组织，老百姓不习惯叫“会长”，都叫吴景才“县长”。1935年秋，在三股流召开群众大会，成立了珠河县人民革命政府，发布《大中华民国珠河县革命政府布告》，就是正儿八经的县长了。
从总会会长到县长，都是老百姓选举产生的，由此不难想见吴县长在群众中的威望。
1935年秋，日寇对珠河游击区实行焦土政策，“洗大沟”，建部落。吴景才有时潜入部落，有时进山，最终不得不上队，先后任3师、2师政治部主任。1938年10月，在方正县蚂蚁河西老道庙一带活动时，战斗中负重伤牺牲。
关于吴景才，从县长到师政治部主任，这里能够比较完整地讲个大概的，只有一件事。
1935年春，3军转到外线作战，伪23团突然闯进铁道南的红地盘抢粮。十万火急！“吴县长”命令各农委分会的自卫队，立即赶到土门岭伏击敌人。天擦黑时，伪军赶着300来副装满粮食的爬犁进入伏击圈，吴景才一声令下，步枪、老洋炮、大抬杆齐鸣。许多老百姓也赶来助阵，敲打铜盆，燃放鞭炮。伪军哪见过这阵势呀，蒙了，扔下粮食跑了。
郭铁坚，原名郭成文，1911年生于依兰县刁翎镇大通沟，1933年毕业于依兰中学，回乡创办小学校。1935年初参加抗日活动，5月入党，不久任刁翎党支部书记，3个月即动员50多人参加抗联。后来，他的妻子、哥哥、弟弟和刁翎小学30多学生，也陆续上队。刁翎地区先后参加抗联百余人，直接间接，都与他有关。
1935年8月，郭铁坚带两个党员，缴了大通沟伪自卫团9支步枪、1支撸子，拉起一支20多人的队伍参加3军，被编为1团游击连，任连长。9月，他率游击连在五道河子伏击伪军运输船，缴获十几支步枪和100多套棉衣。
1936年春，赵尚志决定将游击连划归9军，郭铁坚任游击连指导员。之后又调任军部科长，1938年1月任1师政治部主任，8月任2师师长。
郭铁坚家贫，父母省吃俭用供他读书，人又聪明、刻苦，学习非常好。没架子，人缘好，活泼，幽默，当师长也跟士兵开玩笑，没大没小的。战斗中负伤，用草药敷伤，士兵跟他开玩笑，说这回“锅”破了。他笑道，别看“锅”破了，这铁可是坚着呢，从此改名“郭铁坚”。
1941年8月，郭铁坚率9支队挺进呼伦贝尔。部队在瓢泼大雨中渡过嫩江，在西岸郭泥屯被敌人包围。暴雨、弹雨，敌人还调来榴弹炮。郭铁坚在指挥抢占制高点时，胸部中弹，仍大呼冲锋，直至牺牲。9支队仅15大队指导员孙志远带8个人杀出重围，仍按总部计划西进，在大兴安岭游击两年，不见大部队到来，才东返总部。
《满洲共产抗日运动概况》，谈罢“西北指挥部之组成状况”后，说：“其中尤以冯治刚、姜福荣、耿殿君、王铭贵匪帮活动最为频繁，彼等善于忽聚互散，纵横奔驰于游击区。”
耿殿君，中等个头，浓眉大眼，脸稍长，棱角分明，一口浓重的山东腔。1903年生于山东掖县，何时闯关东到汤原不详，1932年3月参加抗战，曾任6军留守团团长、11团团长、12团团长，1939年12月牺牲。
此人作战勇猛，颇得游击战要领。但他更突出的贡献，还是在后方建设上。
“留守团”、“补充团”、“留守处”、“经理处”，各军名称不一，内容都是一个。被服厂、医院、兵工厂等等，这些建在密林深处的后勤基地，随着形势的严峻，变得越来越重要，同时也越来越陷入窘境，而6军在联军中一直是比较好的。
留守团与战斗团的区别，在于摊子多，事务杂。耿殿君的特点，一是勤勉、敬业，地面熟，善交际，几乎没有他办不来的事。二是“抠门”，平时一颗钉子、一块破布都要精心收起来，在他眼里没有什么可扔的东西，人称“耿破烂”。留守团管钱管物，钱倒不一定有多少，物可是多去了，除了部队官兵肩背上扛背着的，6军的家当几乎都在这密营里了，也真需要这样一个“把家虎”。特别是粮食，特别是归屯后。三是严厉，一天到晚黑着脸，好像不会笑。密营人员散，被服厂都是女的，其余几乎都是老弱病残，病号、伤员少有断的时候，有时还有戒大烟的。常来常往的都是干部，许多是领导，有的来了就要“好嚼裹儿”。这样个单位，不严格管理，换个“好好先生”，还真不行。
问题在于耿殿君严厉得简单粗暴，经常是张口就骂，甚至举手就打。
1938年8月25日，《中共下江特委给六军全党同志并转北满临时省委的意见书》中说：
“他骂（妈）的！这些小子又来蹲沟啦！没有什么事扯他妈儿八蛋，你（指刘连长）不会说不会道的，见大官老爷别哆嗦，要不了命。他们愿来就来！上这儿来吃给养还叨叨，不来拉倒，我有工作太忙。”
耿同志有一贯的轻视组织的精神，对于上级党的指示和工作决议，表面上同意，而没有一次不是暗中反对，或表面抵抗，有时谩骂党和上级领导机关。一般的经常反抗上级。
有老人说，批判赵尚志，一些人觉得不是那么回事，也不敢说。耿殿君不管这一套，这也是他受处分的一个原因。
1938年4月，耿殿君被留党察看3个月，期满后被开除党籍。
同年11月，有人在给省委的报告中说：“六军干部如周云峰、吴一光、耿殿君等撤职，派到最下层去改正错误，特别是老耿如短期内再有新的错误，即将处死。”
看过《东北地区革命历史文件汇集》的人都清楚，或者政治路线，或者“浪漫行为”，抗联中高级干部中没有受到批评或处分的不多。当然，许多都被实践证明是错误的。而关于耿殿君，用有的老人的话讲，是“撅嘴骡子卖个驴价钱——坏在嘴上了”。
在《开除耿殿君党籍的决议》中，说：“他在抗日救国运动中，曾不断的表现出英勇斗争精神，无有动摇的坚强意志。”
在被“派到最下层去改正错误”期间，从组建讷河地方武装，到最终牺牲，同样表现了他的英勇斗争精神，毫不动摇的坚强意志。
1939年6月21日，《冯仲云关于部队在下江活动、供给、干部等情况给金策等同志的信》中说：
我提议北满要发起一个追悼运动，来追悼和纪念我们一九三八年来牺牲之先烈魏长魁、关化新、陆希田、张传福以及最近牺牲的张连科、雷炎、陈芳钧、孙绍清等，我们要详细研究他们牺牲之经过，详细的他们的史迹的记载，最好写出传记，提高全党及全队对保护干部之注意！
1940年12月8日，《张寿海Ц涸鹜静⒆泄仓醒胝尉值谋ǜ妗分校诹谐觥度肪刹客臣票怼罚ù幼苷⒆懿文背さ街Ф映ぁ⒄⒉文背ぃ┖螅吹溃�
最积极的、忠实、勇敢、有战斗历史、经过锻炼的青年干部，如白福厚、许宝和、隋德胜、曹德胜、孙继州、姜文贵、徐泽民、王景华等军事指挥员，姚士同、迟万君、朴吉松（韩国炫）、金永贤、张荣、韩玉书、吴时英（韩国炫）等政治工作员，这都是我军战斗干部。其外如夏振华、李静波、王勤、李福才等后方管理工作员，张中孚、徐子英、金贞顺、张英华（韩国女炫）等文化技术干部。
以上多为团或团以上干部，后来大都牺牲了，有的这时已经牺牲了。
“我的头颅我的热血是贡献民族革命”
张兰生，原名鲍巨魁，满族，1909年生于黑龙江省呼兰县，1928年师范学校毕业，1932年入党，历任珠河中心县委书记、北满临时省委书记、3军政治部主任。
像张兰生一样长期从事地方工作的高禹民，原名高升山，1916年生于山东省高密县，八岁时随父闯关东到依兰土龙山，1934年在依兰中学读书时参加抗日活动，曾任依兰中学党支部书记、依兰县委书记、下江特委书记。1939年冬转移到西荒，1940年4月后先后任9支队、3支队政委。
高禹民中等个头，眉清目秀，英俊文雅，思维敏捷。上队后，曾参与指挥攻打克山、霍龙门战斗，年底在阿荣旗王兆富屯战斗中牺牲。
有汉奸告密，先来一中队鬼子，后来大批伪军。晚上9点多钟打响。王明贵、王钧带教导队部分人员住在屯子东头，冲到后面山上，抢占制高点。高禹民带主力住在屯子西头，远点，没冲出来。王明贵指挥用火力压制敌人，掩护、接应主力，高禹民带个机枪班，占据雪地中两块突兀的大青石，向冲上来的敌人射击。激战一个多小时，主力大都撤到山上，高禹民和十几个人被敌人包围。敌人喊话，让他们投降。高禹民让教导队长安永化用日语喊话，让敌人投降。
王钧老人说，第二天傍黑时，我们又回到王兆富屯。烈士遗体让敌人拉走了，大青石上除了弹痕就是血，雪地上一层弹壳。那雪不是白的了，弹壳都红了。
无论省委书记、军政治部主任，还是普通士兵，要使后人比较详细的知道他们的事迹，须得两个条件。一是当年有比较详细的资料，并能留存下来，二是有比较熟悉他们的人活下来。张兰生长期做地方工作，这种“地下工作”，原本就是难为人知的。
1940年6月1日，《张寿海砗嘀哺鸩叩男拧分兴担�
三肇张文廉同志光荣殉国矣，真使人痛心，李道文（十二支队参谋长）全家殉难，敌人破坏了一些公开关系，但秘密组织敌人是无法知道。
张文廉，1913年生于宁安，北平一中毕业，1935年秋回乡抗战，参加5军，任连指导员，战斗中失散，半年后找到队伍，被误认为是奸细，险些被处死。之后任3军秘书、青年科长、三肇地区龙江工委书记，1940年被捕，坚贞不屈，被日寇填进松花江冰窟窿里。
张文廉被捕后，金策曾指示徐泽民，一定千方百计营救，花钱买出来也行。
不知道徐泽民具体怎样营救的，只知道他是不遗余力了，还知道徐泽民、小孔、尹子奎等人都牺牲了。
而谁都知道的，如果没有地方党的配合，讷河、克山、肇源是不可能打下来的，许多好仗都是没法打的。
还知道张兰生、高禹民白纸黑字给我们留下的精神财富：
我的头颅我的热血是贡献民族革命，是贡献于党的事业。
亲爱的同志们！现在我正是无钱无粮，山尽水穷的时期，是最紧急的关头，但不论是怎样艰苦和困难，不论是怎样的挨饿和受冻，只要是血在温，只要是头尚存，丝毫不能变动了革命的意志，请勿念！
小孩队
曹曙焰老人说，我上队不久就见到何畏，圆脸，大眼睛，挺招人喜欢。那个头使大劲也就1。50米的样子，一看就是个小孩，大家却叫他“团长”，没一点儿开玩笑的样儿。我心里纳闷儿，这么大点小孩，怎么就当团长了呀？后来知道，他上队前是儿童团长。
何畏，1922年生于宾县，八岁到方正县大罗勒密，给人放猪。1935年初参加儿童团，当团长。“讨伐队”来了，人们跑进山里，让他回村看看。鬼子军官和伪军官腰里的手枪，让他眼馋，那也没招呀。村头孤零零的一家院子里，架着十几支步枪，伪军在屋里睡觉，一个哨兵在门口抱枪打瞌睡。何畏立刻有了主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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