显然那边也上去敌人了，而且火力更猛。这边子弹也快打光了，只得撤退。
5个女兵，裴成春在后边掩护，一个身强力壮的在前面开路。这年雪大，山沟里积雪没裆、齐胸。大个子女兵大张嘴巴，累得上气不接下气，李敏上前替她。手扒头拱，拼命向前，突然脚下一滑，那人就像坐了滑车似的飞了出去。
待她明白怎么回事，天色已经暗了下来。
这是山沟里一条河沟的河道，雪挺厚，这时的积雪还松软。冰面坡度不算大，沾点雪特别滑，一扒拱到冰面上，那人就下去了。石头、树棵子什么的，撞上几下，那人就昏过去了。
她不知道是怎么从雪堆里拱出来的，恍若梦境。风在林间呼叫，雪粒子一阵阵扑打在脸上，她感到一种透心的寒冷，意识就开始苏醒，想起刚才的战斗。她挣扎着爬出河道，向上走去。首先看到大个子女兵，最后是裴成春，横躺竖卧的，都牺牲了。还有两个人没了，后来得知是被俘了。她抱着裴大姐哭了个一塌糊涂，就向山顶爬去。
她想鸣枪，没子弹了，就开始“叫树”。人在山里迷路，或与同伴走散了，拿根腕口粗细的木棒，梆梆梆敲击树干，能传出很远，有人听见，就会以同样方式回应，叫“叫树”。叫了好一阵子，胳膊都震麻了，除了风吼没别的，就又燃起一堆火。她希望有人看到这火光，更希望哪儿也燃起这样的火光。她朝东山方向可着嗓子叫着，她不相信那么多人都牺牲了。风把她的声音和希望劫走了，隐约传来狼的嗥叫。
她把枪背好，拄根棍子，开始下山。
她知道，不论多大山，有条河，沿着河道就能走出大山。
上山容易下山难。不知跌了多少跟头，胳膊腿和身上都可用“鼻青脸肿”形容了。
太阳出来了，雪地上一个毛茸茸的东西一动不动，是只死老鼠。她踢了一下，冻得像块石头，就伸手捡起来——这是块肉呀！
狐狸、狍子、鹿、狼、羽毛艳丽的野鸡，两天里见得太多了。狍子有的离她就10多步远，傻呆呆地望着她。帽儿山密营被袭，牺牲几个人，李桂兰和夏军长的女儿负伤被俘，可还有很多人，有裴大姐。两年了，无论她怎样想在别人的眼里变成大人，身边的每个人都是她的依靠，只需跟着他们就行了。而现在，这个世界就剩她自己了，她感到从未有过的恐怖、无助、绝望。十四岁的女兵，觉得自己就像离开大海的一滴水，眼看就要蒸发了、消失了。
把死老鼠烧了吃了，腿脚有点儿劲了。
第一天晚上“行军”，第二天晚上在篝火边“宿营”，天亮了继续“行军”。肚子咕咕叫着，捡些榛柴叶子嚼着。看到脚印，就仔细端详一阵子，也留意树棵子上是否挂着棉絮、布条、布丝。不过这时已经很难辨认了，因为抗联官兵许多人穿的都是缴获的日伪军服装。
天黑了，她想找个背风的地方“宿营”，突然觉得有些异样，赶紧趴下。前面林子里传来踏雪声，一个山东口音挺重的人说：“同志们，起队。”
六十一年后，李敏老人说，改革开放后播香港电视剧，警匪片中警察都说“收队”、“起队”。我们那时就是“收队”、“起队”，不叫集合。想想这辈子，没有比那一声“同志们，起队”，再使我热血沸腾的了。
李敏、李在德这辈子最难忘怀的人之一，就是6军被服厂厂长裴成春了。
她是朝鲜庆尚北道人，1919年十二岁时随家人来到中国东北，“九一八”事变不久入党，1933年参加汤原游击队。中等个头，圆脸，大眼睛，脸上总是红扑扑的。姐姐漂亮，弟弟英俊，都是党员、老游击队员。大弟裴锡哲，1932年春到鹤岗煤矿组织工人暴动，夺矿警的枪，赶上瓦斯爆炸牺牲。二弟裴锡九，同年春打入一支山林队，准备将其改造成党的武装，被坏人杀害。三弟裴敬天——前面已经说过了。
一口流利的汉话，爽朗、热诚、稳重、干练，不知疲倦，没有能难倒她的事情。
或者被袭击，或者主动转移，6军被服厂几次搬迁，选址、建密营都是她张罗。从锯树开始的一整套建房程序，不但懂行，干起活来一般男人也没她利索。被服厂常为其他军做服装，因为6军被服厂的效率是有名的。她手脚不闲，却没有手忙脚乱的时候，总能把工作安排得井然有序。洗衣染布料，一双手皴裂开的口子，有的就像小孩嘴似的。送来一批伤员，被服厂随即转型为医院，她这位厂长就成了院长，还是护士、护理员。给重伤员擦屎擦尿，任何女性开头都难免迟疑，她上手就干。敌人来了，指挥战斗，她就是这支人员参差不齐的队伍的队长兼政委。
1938年4月，在帽儿山四块石，敌人来袭，裴成春把伤员转移隐蔽后，带个队员迎敌而去，两支枪把敌人引开了。
1938年后，更多的是履行医院职能、照料伤病员的被服厂，到处迁移、游动。露营“打火堆”，大家都睡了，她坐在火堆旁缝这补那。风向变了，或是谁凑得离火堆过近了，就把他往外拽拽。查完“铺”了，再去查哨。
朝鲜族妇女刻苦耐劳的坚忍精神，即便不是举世无双，也世所罕见。曾担任过区、县妇联领导和县委委员，只是在参加革命后学点文化的裴成春，还有一种与生俱来的领袖气度。
当年和今天，李在德和李敏一想起裴大姐，就会想到母亲。
赵尚志也叫她裴大姐，当然不仅是因为她比他大一岁。
张家窑战斗的最后时刻，李敏听见金碧蓉喊“没子弹了”，裴大姐厉声道：“别吵吵。”
母亲去世，一夜间李敏长成大人。裴大姐牺牲，李敏就觉得自己是老兵了。而从战争年代到“文化大革命”，每当她觉得快要挺不住了时，就会想起裴大姐。
1939年初，随3团一个连掩护20多伤病员在宝清县锅盔山活动的李敏，已经是个地地道道的老兵了，实实在在还是个小丫头。
一口大铁锅，劈锯成擀面杖粗细长短的桦木绊子，在沸水中咕嘟着腾腾的热气。春天在山里渴了，用刀在桦树上割道口子，汁水就流淌下来，清沁可口。或许就是这个原因，断粮了，就煮桦树绊子，叫“熬树胶”。苦涩不说，还有股说不出的味道。可人饿急眼了，望着那棕色的渐显黏稠的“树胶”，嗓子眼里就恨不能伸出个小巴掌。
不到二十岁的小刘说：今儿个是“几儿”（几号）了？该过年了吧？
四十多岁、和李敏同一天入党的苗司务长，扳着指头算来算去，一拍大腿：可不是咋的，今儿个是年三十呀。
有人就说，那得弄点儿“好嚼裹儿”呀？哪来的“好嚼裹儿”呀？小刘那抿裆裤的屁股上缝块老羊皮，早没毛了，献出来。苗司务长进地窨子里，又拎出只破牛皮乌拉，洗了剁了放锅里，空气中就有了股脚丫子味儿。
大年初一天快亮时，李敏去换岗。星星在天上眨眼，这是一天最冷的时候。哨位在丈把高的石砬子上，身后几棵一人粗细的油松，她将身子靠在树干上。不宜随意走动，走动影响听觉，夜岗主要靠听。真就听到下边有踏雪声，还有树枝折断声。是野兽？不像。谁？口令？就听下边猛跑起来，李敏“吧吧”就是两枪。
一个连就十几个人，还没伤病员多，又没连长。杜指导员说不能撤，地形有利，子弹有的是，打。当即部署战斗，轻伤员也操枪进入阵地。
山陡，老林子里积雪浅处及裆。敌人攻一阵子攻不动，躲在树后一露头，上边就是一枪。
天亮了，敌人少说百十多人，大都是伪军。大家就喊“中国人不打中国人”，唱《劝伪军反正歌》。这帮伪军很顽固，打到中午未觉有冲天放枪的，枪打得也准，冲锋时那股凶悍劲儿甚至不亚于鬼子。开头大家只打鬼子，这下子就不分日伪了，有人甚至专打伪军。
10点多钟，敌人来了援军，炮兵也到了。阳光下，迫击炮弹像一只只老鸹从山下林子后面飞上来，在空中划着抛物线，随即地动山摇。轻重机枪子弹像把无形的扫帚迎面扫来，钻进树干的那种声音，用哪种象声词都难说准确。山陡雪深，攻击动作慢，就成了活靶子。可伪军都带着钢盔，半截身子埋在雪里，再毛着腰，钢盔就像盾牌似的把人都护住了。李敏就侧射，或者瞄准正面敌人钢盔前沿的雪地。
不断有人伤亡。旁边的苗司务长趴在那儿不动了，李敏抱起他的头，满脸是血，牺牲了。许排长是个老伤员，右腿迎面骨又打坏了，倚坐在树下，雪地上通红一片。李敏给他包扎，他说别管了，没用了。边说边举枪瞄准，一枪，又一枪。眼看包扎完了，许排长身子猛地向后一跳，倒了，双眼圆睁，胸前涌出血来。
李敏僵住几秒，就抓起许排长那支三八枪。
起来！不愿做奴隶的人们！
把我们的血肉铸成我们新的长城！
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
每个人被迫着发出最后的吼声。
……
一曲旋律，在李敏心头、耳畔昂然响起。
杜指导员一只胳膊负伤了，在用肩头顶扛着一块石头。李敏唱着跳着冲过去，再加一把劲，大石头就起动了，卷起一路雪烟轰隆隆滚下山去。撞上大树弹跳、迟滞一下，拐个弯继续翻滚，敌人惊叫着，躲避不及的就被撞飞了，碾压着。
又一些大石头被下去了。这种地形，这种东西比迫击炮、重机枪还厉害，坦克般轰隆隆如入无人之境。而敌人也更疯狂了，炮弹在阵地上不断爆炸，李敏旁边的树干被子弹打得蜂窝似的，最近的敌人也就20来米的距离，官兵们准备拼刺刀了。
起来！饥寒交迫的奴隶！
起来！全世界受苦的人！
满腔的热血已经沸腾，
要为真理而斗争。
……
战场上，指挥员有时会不让女兵唱歌喊口号。因为敌人知道有女兵，有的就喊着“抓活的”，“抢老婆”，产生一股邪劲。男兵为了保护女兵，有的会不顾一切，不听指挥。而这工夫就是不顾一切，也不用指挥了，打死一个够本，打死两个赚一个。
官兵们唱着、打着，周身的每个细胞，都被《国际歌》和《义勇军进行曲》的旋律激励着、沸腾着。连地窨子里能够活动的伤病号，也唱着爬向阵地上，向敌人射击。
有人已经端着刺刀冲出去了。小刘眼尖，大喊：“红旗！红旗！”就见敌人乱了，后面的已经逃跑了。透过青松和杂树的梢头，一面红旗时隐时现，正向山上飘来——是团长白福厚率队赶来，在敌人背后打响了。
李敏老人说，那工夫，看不到、也不可能去看谁的表情，但是没说的，就是四个字“宁死不屈”，或者“视死如归”，或者“有我无敌”。
老人说，“满腔的热血已经沸腾”——那工夫那人能“发功”。大石头冻在雪地上，别说一肚子脚丫子味儿的“牛羊树胶汤”，就算酒足饭饱的棒小伙子，平时几个也难搬得动，那工夫两个人就下去了。追击敌人，几丈高的砬子，平时谁敢跳呀？那工夫想都不想就下去了，在雪地上打几个滚，爬起来就追，什么事没有。
“号召妇女男性化”
胡真一老人说：
宫小丫是1938年夏天病死的，打摆子。部队转移，通过地方关系把她寄放到老百姓家里，两个多月后派人去看，死了。吴华敏嫁给军部一个副官，也姓吴，被俘牺牲了。吴华敏调去8军做妇女工作，再就没了消息。解放后我到处打听，回刁翎也问，这人肯定没了，调去8军还能有个好吗？干姊妹还有个谢兴华，一家人上队，她爸牺牲了，她也没了下落，也只能是牺牲了。我看过的抗联资料、文章和书里，没有她们的名字，没人知道她们。这种情况太多了，可我能不记得她们吗？
5军妇女团最多时300多人，活下来多少？我算过多少回，10来个人吧。
李敏老人说：
上队了，高兴啊，过段时间又不满足了。1师师长马德山来了，我们就缠住他不放，要求男女平等，让他带我们真正地上队，拿枪打日本子。他说这密营里的工作也得有人干，这不是男女不平等，而是革命分工不同，男女总是有区别的。我们就说他是封建脑袋，军阀残余，有人还要开他的斗争会。
1938年后，这男女瞅着也真的“平等”了。露营打火堆，那脸都跟灶王爷似的，衣服像要饭花子似的，也没什么“头发长，见识短”了，大家都差不多。张口说话，那嗓子大都是嘶哑的，你说谁是男的、女的？要说也有不一样的，女的没胡子，再就是天暖和时见到河水，总惦记着洗把脸，算是有点儿女人样了。
也有优势，同样挨饿，先倒下的大都是男人，女人就抗造。可弱势也明显，女人来到这世上，原本就要承受更多的苦难。
看报纸、电视，妇女卫生巾的广告有多少？我们那时用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