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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军在宝清抓个人质，小孩，十二岁，叫朱振声，家里总也不拿钱来赎。敌人“讨伐”，部队转移，后来周保中让带去苏联，就算参加抗联了。漂亮，聪明，俄语学得可快了，大家都喜欢他，1944年得伤寒病死了。
1939年9月11日，《周保中关于侦察敌情、筹备给养等问题给张镇华的信》中说：
这类的事，处在现在状况之下是很难办的，敌情环境既非常限制，而我们的目的要求又很迫切，自然不能够一办就能顺利，有时弄到像曹操吃鸡骨头，吃着又无肉，扔了又可惜。可是你须了解一种要领：要求的额——目的不要过高，能办就办，不能办，或很迁延时间，就得立刻早早放弃，另作别的打算，即使有小利益也得割舍，不可贪恋流连。
抓了人质，就得和人家联系，就等于有条线抓在人家手里。就算家人不向敌人报告，特务、坐探听到风声，就盯上你了。这种亏也没少吃。可有些时候，也只有这种没有办法的办法了。
胡一真老人说，1939年冬，在刁翎南边活动，小部队下山“打给养”，赶回来几匹马，是从老百姓家拉的。有匹马瞅着眼熟，这不是我们家那匹瞎马吗？我小妹换亲换来的。我摸着它的嘴，它好像还记得我，使劲舔我的手。领导批评他们，问我怎么办。我说人都这样了，也算它为抗日作贡献了吧。
1939年6月21日，《冯仲云给金策并转中共中央北满省委的报告》中说：
二十三团尚在绥滨西江套一带，该团自团主任徐果逃回军部后，连长亦逃亡，仅余队员现约二十余人，均已匪化，大概在秘密种大烟。该团是去年吃过人肉的部队，队员均系山东人，尚相当顽强。
有老人说，最早吃人肉的，就是这个团，是6军的。他们被敌人包围在个江心岛上，打了几天，敌人上不去，他们也出不来。后来就算敌人放他们走，那人也走不动了。那时这种情况太多了。有些时候唯一可以使人活下去的，就是敌人的尸体，或者战友的遗体。或者饿死，或者生存，继续战斗，怎么办？
胡真一老人说，5军接应过一只吃人肉的部队，10多个人，送到军部。听说他们吃了人肉，一些人去看，我也去了。把牺牲的战友吃了，这是些什么样的人呀？穿戴还行，就是瘦得不像样子，不说话，眼神木呆呆的。有人冲他们瞪眼睛，说吃得下去吗？他们还是木呆呆的样子，眼泪却哗哗淌下来了。我也哭了，不敢看了，走了。
有几位老人谈到吃人肉的事。
有人说某位老人吃过人肉。笔者试探着和这位老人唠起来，他叹口气，摇摇头。
老人们几乎都回避这个问题。
“文化大革命”中，有人被贴大字报，说你吃革命烈士的肉，你的阶级感情哪里去了？
第45章 雪坟
冬天是个汉奸
1935年6月，《东北人民革命军第三军司令部政治部主任杨、一师二团政治部主任张给司令部的报告》中说：
三团不集合还好，一集合马上队员看看三团衣服整齐，就引起很大的动摇。
队员有说“三团是县委亲儿子，二团是外来的”，当然这是可笑的话。
抗联与八路军、新四军的诸多不同，是服装从未统一过，连一个军也难得清一色。这支部队能打仗，缴获多，这次缴获一批黑布，就统一做成黑色的。更多的时候，是什么颜色都有。当然也有军装，缴获鬼子、伪军的，还有伪警察的警服。
“穷汉子，你别欢，打春还有40天。”这是笔者家乡辽东地区的民谚，说的是立春后还有40天好冷，而在北满那就是两个月也不止了。
“太阳冒嘴，冻死小鬼”，是说太阳刚出来时最冷，把鬼都冻死了。今天东北人说天冷，是“贼冷贼冷的”，当年则是“嘎嘎冷”、“嘎巴嘎巴冷”这样的象声词——大地、冰面、树干冻裂了，“嘎嘎”响，“嘎巴嘎巴”直响。
三代同堂，四代同堂，南北大炕，老两口，中两口，小两口，现代人想象那多不方便呀？却有它的道理。你把它间隔成几个小屋子，炕头的房间挺热，炕梢那头就冻得受不了了。洞房花烛夜，东北好像没有“听房”习俗。且不说冬天趴在窗外会挨冻，有钱人家高墙大院进不去，就是夏天穷人家又能听到什么？同样，满族男人像女人一样穿大襟衣服，是因为大襟衣服保暖。冬天要扎条带子，扎前把棉袄使劲抿紧，就撅出一块，成了“撅腚袄”。而无论满汉男女，也无论冬夏棉单，那裤腰都挺高挺肥的，特别是棉裤。抓住裤腰往前一拽，然后向左或向右一抿，裤带就扎上了，叫“抿裆裤”。没有裤鼻儿，也没什么前开门、旁开门，裤衩、衬裤、衬衣什么的，对普通大众则是奢侈品。并非绑腿的腿带儿，是必不可少的，在裤脚上扎两圈。“撅腚袄”，“抿裆裤”，不看头脚，前后左右，女人没了形，男女都一样，暖和就行。
如今辽中、辽东、辽南，特别是城市，且不说棉鞋、棉帽，连棉衣、棉裤也逐渐淡出人们的视野。气候变暖是个原因，关键是从家门到上汽车再到单位，也就几十米、几百米的距离，而当年是离开家门就被风雪围裹着。冬天进山的猎户和在山里讨各种营生的人，除了“撅腚袄”、“抿裆裤”和狗皮帽子、乌拉外，必备的是老羊皮袄、皮套袖和皮裤筒子（又称套裤），腰后再绑块叫“屁挡”的狍子皮，或狗皮——每到冬天，抗联官兵最羡慕的就是这一套装备了。
1937年，3军、6军用黄波罗树皮或柞树皮熬的水，把白布染成黄了吧唧的颜色，做成军装。尽管深浅不一，淋了雨把黄种人染的更黄了，而且着装的仍是所属的部分部队，却算多少有点儿军装的味道了。
不过，后来可有点儿统一的味道了。从南满到北满，官兵大都穿着缴获的鬼子、伪军的服装，远远望去就像日伪“讨伐队”。
1937年（无月日），《抗联第二军和第五军政治军事情况的材料》中，开篇即道：
二军的队员养成刻苦耐劳俭朴的风气。可是队员的爱美好修饰，无论经济怎样困难，总是穿得很整洁，爱惜武器，保护枪械是无可比拟的。第五军的队员们爱惜武器、美好、整洁，不仅是上级领导教育影响的，主要的由于队员们以二军为榜样，自动地去模仿，就等于二军的队员对于军事学习和军队的生活管理等等从五军队员表现上去自动学习时一样。
2军朝鲜（族）人较多，朝鲜族服饰好白色。一个酷爱白色的民族，是不可能不整洁的。可当时，从2军到同样“美好、整洁”的5军，以及其他各军官兵，已经成了什么样子呀！
“撅腚袄”和“抿裆裤”，在林子里转上个把月，那棉花早开包没形了。鬼子那军装确实结实，军官黄呢子，士兵是小帆布，厚实得沉甸甸的，可用不上一个冬天，全成了破衣烂衫。衣襟、袖口、裤腿刮得丝丝缕缕的，连裤裆也刮烂了，其他不易刮坏处，露营时则被火星子烧得窟窿眼子。一场雨淋成落汤鸡，算是洗脸洗澡了。女人天性，有点儿空儿，会去河边洗洗涮涮。秋风起后，男女都一样。用老人们的话讲，那手像老鸹爪子似的，脸都是锅铁色，头发披到肩膀了，都“擀毡”（像毡子一样板结在一起）了。什么理发剃头呀，越长越好，等于多顶帽子，暖和呀！1940年后陆续退往苏联，怕带过去传染病，过界后都脱得一丝不挂，衣服烧了，洗个澡，再见面，你是谁呀？认不出来了。
不断有媒体报道，湖北省神农架发现野人。有关方面多次组织科考队实地调研，一无所获。而从1938年开始的四年多里，“不吃人饭，不拉人屎，不走人道，没人味了”的东北抗联官兵，除了扛枪打鬼子，那模样和生存状态，与野人有多大区别？
有资料说，当年东北的中南部，每年无霜期平均为150天，北满只有125天。今天的黑龙江，也是雪花飘半年。这样说比较抽象、概念，最冷时究竟能冷到什么样子？老人们说，那时没有天气预报，那时天比现在冷，现在估摸着，零下30多摄氏度是常事，腊月零下40多摄氏度不算啥。“头九不算九，二九冻死狗，三九四九石头裂口”。石头怎么冻裂口不知道，你瞅着小鸟飞着飞着就掉下来了，夜静树冻得咔吧咔吧响，冰面、地上冻裂的口子能别断马腿。
有房子住时省衣服，鬼子军装穿一冬没问题，普通棉衣穿烂了，天也快暖了。待到天大房子地大炕，森林是故乡，普通棉衣有时两件也挺不过一个冬天了。
吃粮拿命换，穿衣也一样。
秋冬季作战，敌尸被扒得光溜溜的。
秋风起，雪花飘，官兵还身着单衣，当领导的就满嘴燎泡了。
没有棉衣，就熬不过这个冬天，队伍就会垮掉。
服装我代为想办法，实在无着，进攻某地，以武力扒老百姓衣服，更换，穷的给大烟土换，富的没收。
这是1936年11月16日，×××（笔者将姓名隐去，下同）给×××信中的文字。而这时距从1938年开始的更严酷的冬天，还有两年。
1937年11月14日，《柴世荣、关书范关于敌情及我军状况等问题致周保中、宋一夫的信》中说：
所谓抗日军的时令病不断的复发，军本部直辖部队三团教导团还没有发生这一时令病，但在南方部队二军五军三团一团，叛徒拐枪逃跑真是不一而足，自然是教育不够，是复发时疫病一重大因素，但一味是驻不着房子，打小休蹲山亦是促成这一病之动因，除非达到红军战士彻底觉悟程度亦许会消灭这一缺点。
抗联老人说冬天是个汉奸，不光因为天气寒冷，老天爷“叛变”了，连土地爷也“投敌”了。大雪改变了景观和地势，山里清汤林子，平原一览无余，哪儿都难藏人，一动就留下痕迹。春夏秋三季，河流到处阻碍敌人，草甸子、沼泽地根本进不去。而今，大地冰冻如铁，敌人的汽车、爬犁撒着欢儿到处跑。
前面说过，击垮义勇军的，不光是日寇，还有老天爷。
特别是一些山林队，或是山林队改编的队伍，树叶一落，“时令病”就来了，觉得没别的路了。真投降的，假投降的，有的则插枪散伙了，说是待来年春暖花开聚拢起来再干。
1937年1月17日，《王润成给中央代表团的报告》中说：
这些队伍的投降，与以前不同。在以前投降，大半都是领袖分子用各种各样的方法欺骗下层群众投降，而这次则是因衣、食、住等问题无法解决，群众动摆，领袖又想不出办法。举例说吧，史旅的安团、刘营他们投降，是在三五年十二月与三六年一月前后，这时候讨伐队早已撤退了，可是没有棉衣穿没有房子住，一去征收给养就得打仗，并且无处去弄。为了这件事刘营长在密营里哭了三天，最后宣布谁能干，谁就领导这些人干，我实在是没有办法了。
离休前为国防科工委副主任的彭施鲁老将军，笔者采访时八十三岁，白发浓眉，目光有神，思维敏捷，谈吐文雅，学者风度。
他1916年生于河南省武陟县一地主家庭，先后就读河南焦作中学和北平弘达中学，1934年入团，1935年入党，并于同年与在焦作中学的同班同学王静敏一起被派往东北。
负责送他们去东北的交通员叫李义臣，山东人，在东北待过多年。三十多岁，中下个头，宽肩阔背，一张脸上方下圆，浓眉大眼，话少，好像不会笑。他的“身份”是个那时常见的江湖卖艺人，彭施鲁和王静敏是他的“徒弟”。出发前约定，沿途两个人尽量少说话，一切由“师傅”应付。
从北平坐火车到山海关，过去叫出关，这回是“出国”——那边是“满洲国”了。
“出国”自然麻烦，买张火车票，这证那件的，恨不能把你祖宗八代翻个底朝天。3个人找个小客栈住一夜，第二天早饭后背着行李卷迈动“11号”上路了。
荒山野岭，乡间小路，晚上就在老乡家吃住。第三天傍晚，山冈上跑下几个人，喊着让他们站住。两个学生不明白怎么回事儿，傻呆呆地站在那儿。李义臣大喊：胡子，是劫道儿的胡子，快跑！眼看着跑不动了，李义臣拼命追上一辆马车，跟车老板商量，让两个学生爬上去，马狂奔，人狂喘。
到了绥中县城，火车票就买好了。到长春后，又换乘去哈尔滨的火车，再坐长途汽车去方正。方正县就属“匪区”了，买票时盘查你去方正什么地方，找谁、干什么，还要把姓名写在车票上。
彭施鲁原名王鹏华，王静敏原名王永谷。在北平动身前，李义臣说这不像东北庄稼人的名字，得改了。彭施鲁说我叫“王长庚”吧，李义臣说行。王静敏说我连姓也改了，叫“张永顺”。李义臣说叫“长顺”吧，“长庚”、“长顺”，听着更像师兄弟。一路坐车有伪警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