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没什么，只是个脑筋有问题的中国人罢了。”我极力压抑住恐惧。虽然碰触着酒杯的手指微微颤抖着，但是并不很明显。
“假如健一先生不再跟中国人打交道的话，客人应该会多一点。”志郎把视线转向前方，噘起了嘴。
我并没有对客人表明过我和中国人圈子有不可分离的关系。一切的往来只是像漂浮在幽暗海面上的月光一样秘密地进行。根本就是志郎对客人们说我和中国人有来往的。
“为了讨生活嘛！没办法。”我随口说道。假如每次都得理会这些话，那可就累人了。
“认真地经营这家店不是很好吗？这里是日本，不和中国人打交道也活得下去啊！虽然健一先生或许是台湾人，但是不管怎么说，你不是在日本出生，有日本籍的吗？也算是个货真价实的日本人啊！”
“是什么人还不都一样。”我笑着说，又把杯里的酒注满。
虽然志郎已经算是不错的日本人了，但还是什么都搞不清楚。歌舞伎町就是歌舞伎町，并不是日本人观念里的日本。至少，日本人的法律在歌舞伎町是没什么意义的。条子对中国人的组织一无所知，就连日本黑道现在也在恐惧中度日。在歌舞伎町还只有台湾黑帮的时代，日本黑道还可以威风一下——因为条子还可以从他们那里掌握一些情报。可是后来台湾流氓发现回国钱比较好赚，纷纷打道回府之后，情况就改变了。在台湾人撤退之后，大陆，香港，还有马来西亚的家伙就大举进驻，日本黑道连上海人和香港人都分不清楚，和为了蝇头小利就可以杀人的家伙根本也无法沟通。就算是黑道也会怕死，他们已经习惯泡沫经济时期轻松的生活方式了，而新的法律更是让他们施展不开来。再过不久，夜晚支配歌舞伎町的法则，可能会变成中国人的法则吧！
“我真搞不懂中国人在想些什么？实在让人讨厌。”
“你喜欢的是美国人和欧洲人嘛！其他的不管是中国人，韩国人，菲律宾人，泰国人，都让你看不顺眼。老实说，你对中南美洲的人也没有好感，对不对？你不说我也知道啦！你是个右派的庞克嘛！”
“你这就太扯啦！不要把我跟那些家伙混为一谈。我可是反对天皇制度的，绝对不要把我当成右派。”志郎当然不是右派，只是个彻头彻尾的瘪三。他只不过是和其他的日本人一样，没学过如何用自己的价值观来判断事物罢了。
“知道啦！算我不好，关于那些中国人的事。我会考虑考虑的。”我说着站了起来。“不过你也别再说了。”
“健一先生。”志郎也慌张地站起来。
我还来不及问他有什么话要说，只见他嘴上浮现了撒娇似的笑容，用迷朦的眼神望着我。
“我这个月手头有点紧，可不可以先施舍一点……”
我每个月给的三十万圆薪水，志郎大都花在搞乐团和吃药上。第一次遇到他时，他告诉我吸毒是为了实践反社会的庞克精神。那天，他因吸食过量的强力胶而昏倒在我的店门口，是我收留他的。后来志郎就常来光顾。那时这家店还不叫加勒比海。在我接手前，这里是家播放爵士乐的酒吧，之所以会把店交给志郎，是因为他那句：“虽然我很喜欢健一先生，可是很讨厌中国人。”我喜欢他能把这句像电影对白似的话，说得那么稀松平常。
我要求他不准放只会吸引小毛头上门的摇滚乐，当时他就建议：“那就放拉丁舞曲吧！旋律还不错。”这种见风转舵的个性很讨我喜欢。我一向喜欢没有原则的人，尤其是没有原则的日本人。
（）
我将手伸进上衣的口袋里，掏出一堆皱皱的钞票，也没点就全塞进志郎的手里。
“谢啦！”
志郎的眼神仍是毫无光彩。在歌舞伎町走一圈，不知道会看到多少眼神像他这样的人。每一个吃软饭的半调子，都会有这种混杂着骄傲、自虐、翻脸不认人的复杂眼神。混合了靠中国人吃饭的自卑与认为这是理所当然的自我辨护。他已经把自我辨护隐藏在内心深处，剩下的就只有屈辱感，而这种屈辱感轻易地就能转为憎恨。志郎现在正用着这种暗沉的憎恨眼神看着我。我本想叫他照照镜子。可是想想还是算了。
“明天就拜托你了。”我改口丢下这句话，就迈步往酒店更里面走去。在里面还有一道楼梯，上去就是厕所，还有我的窝。
7
加勒比海的三楼，有一间厕所，和一间约四张半榻榻米大小的房间。这房间是这一带还是红灯区时留下来的；以前的老板把这里当成仓库。我之所以会接手这家店，其实是为了这个房间。
在以前看过的小说中，有个酒鬼侦探，就会在那个房间里呼呼大睡。当时还不太懂世事的我，对这个侦探有种几近嫉妒的感觉。
在看到这个房间时，又让我想起了那遗忘已久的感觉。虽然这只是一种毫无意义的感伤，倒还没有被人笑话过。再说，要我醉得不省人事也不容易，这房间纯粹只是让我休息的场所而已。
一进房间，全身立刻被热气所笼罩，整件衬衫都因汗湿而贴在身上。我用手摸到灯泡，打开了开关。在灯泡的照耀下，房间里的摆设映入了我的眼帘。我眨着眼往房间一角的沙发上坐下。
指尖仍然颤抖着，心跳也加速了。
“富春回来了！”我望着自己的指尖脱口说道，感到死神仿佛就站在我的面前。
我和富春有点相似。至少在我们俩体内流动的血都有一半是日本人的，另外一半则是中国人的——虽然我的是台湾人的——我们俩这点就像是兄弟一样，都希望能从自己所属的世界融入另一个世界，却也都被残酷地排除在外。这个相同点，使我们俩的关系就像是一个铜板的正反面。
富春就是所谓的第二代残留孤儿。曾经听说他户籍上的名字是坂本富雄，在一九八二年还是八三年，和他老爸、老妈、还有两个兄妹，靠他老妈残留孤儿的身份从大陆的吉林省回日本定居。我第一次遇见他是在八九年的冬天。当时的他已经是个自暴自弃的人。
我是在区役所大道旁的一家台湾酒店里碰到富春的。当时我像往常一样在销售宝石和衣物，富春则是一个人坐在吧台旁买醉，口中还不断在嘀咕着，而他那仿佛将要破坏所有进入他视线的东西的眼神，则漫无目的地到处游走。
最后他的视线停留在我的脸上。我原以为又碰到什么麻烦事，结果却出乎我的意料。富春眯着眼，用好似他乡遇故知的眼神看着我，并用北京话问我是不是中国人。我回答我是个混血儿。当时的情况就好像混在狼群中的两只野狗同志，敏感地察觉到彼此的存在。
从那时起，我们俩就成了搭档。在从事危险的工作时，富春总是守在我身旁。富春的凶狠早已威名远播，只要我们不碍着别人——反正我一直只是认真在做生意，根本也碍不着谁——就没有人笨到敢招惹我。对失去杨伟民这个靠山的我来说，有了他，就好像是得到了强力的支柱；富春也因为有生以来第一次有了伙伴而获得了鼓舞。
我们俩精力充沛地找事做，好像一停下来就会动弹不得似的。最常干的就是打劫“同胞”。每当我们盯上哪个中国的留学生，我都会先调查一番，确定不会有麻烦以后，就轮到富春上场。他会先把那可怜的猎物给揍一顿，再把钱包给拿回来。
钱对我们来说不是问题，良家子弟的信用卡就是会下金蛋的鸡。每当富春抢到了钱包，我就会先刷卡尽量买下新干线的车票或飞机票。如果把这些票拿到金券屋（注：收购车票、礼券等的黑市）的话，大致可以换到八九成的现金。接下来，我就到几家百货公司，买下数量不至于让店员怀疑的童装。买童装是干这行的诀窍，假如买的是家电用品，迟早会被发现，但是没有人会对童装起疑。等个两三天后，我会叫已经联络好的女人，将这些衣服带回百货公司。我教她们说，这些衣服是小孩子生日时朋友送的礼物，但是孩子穿不合身，可否要求退款。大部分的百货公司根本懒得查，就把折合货款的商品礼券交到她们手里。
当然，这些礼券就拿去金券屋折现。扣掉给这些女人的酬劳，剩下的就是我和富春的份了。我们俩四六分帐，他四我六。
富春也知道在这世界上，动脑比用拳头来得重要，所以我们并没有抱怨过。
我们算是对好搭档。虽然彼此除了工作之外，尽量避免碰面，但是富春的脑袋瓜里在想些什么，我是了如指掌。而他也从不过问我在盘算什么。一直走霉运的我，当时还以为自己是时来运转了。
但是富春终于给我带来了困扰：他的暴力倾向超乎想像地开始爆发了。有一天，富春把一个猎物打死了。虽然根本不必搞得这么大，但是一旦开了杀戒，富春就变得嗜血如命。不管我怎么劝，他还是杀红了眼。后来条子追得紧了，我们只得避避风头。
我用和富春一起作买卖时存的钱买下了这家店，为着等这阵暴风吹过。但富春可不同。他成了一个论件计酬的杀手，而且不管对象是中国人或日本人。似乎只要是能杀人，即使没钱收他都肯干。富春的心里好像失落了些什么，而剥夺这些东西的就是日本人和中国人。
虽然富春常向人提起他在中国时的往事，但对来日本以后的事则几乎绝口不提。
“我在日本念的第一所学校，简直就是狗屎。”
只有一次，喝醉的富春向我提起往事。
“我在那儿可被整惨了。他们说我明明是日本人为什么不会讲日语，又骂我臭气冲天什么的，叫我不服气的话，就说几句话来听听，每个家伙都一样，都是狗屎。所以我就说了，不过不是用日语，而是用这只拳头。”
富春望着拳头出神，又继续说道：“当然，学校就请我走路了。这下子搞得我老妈紧张得要死，说我们好不容易才回到日本这个天堂。为什么我还要找麻烦。我老妈什么都搞不懂，就连她自己也常遭亲戚白眼，而且日语也说不好，连工作都找不着。尽管如此，我还是个替她着想的大孝子。因为怕老妈伤心，我拼命想学好日语。后来区公所安排我进了另一所学校，吩咐我在新学校绝不可再闹事，还有别让同学知道我是第二代残留孤儿。可是这也不成。在新学校里，根本没人把我当一回事。对其他人来说，一个讲话怪里怪气的新同学搞什么都无所谓，只要不妨碍到他们的升学考试就好。在这里，我只是个小丑，不过情况比以前的学校要好些。我任他们把我当傻子，但即使这样，也没人想跟我打交道。有一次，我问坐在旁边的家伙想不想到中国去看看，也不知道那时自己在想些什么。那家伙一头雾水，只看了看我，马上又看起他的参考书。那一瞬间，我的脑袋里轰的一声，变成一片空白。回过神来时，只见那家伙满头是血倒在地上，而我手上握着一把椅子。就是学校里常看到的那种铁椅子。我紧紧抓着那把椅子，狠狠在他头上不知砸了几回。后来我就给送到感化院去了。”
富春说的就只有这些，但我可以正确分析出他的脑袋瓜子出了什么事。我原以为只要不出岔，自己可以好好的驯服富春，后来才发现我根本是在做梦。从那时候起，我开始和富春疏远。
接着，富春就把元成贵给惹毛了。
8
电话铃声吵醒了我。怎么又有电话？
我揉着睡僵了的脖子，拿起挂在墙上的电话听筒。
“是我，过来吃顿午饭。”
是我最不想听到的声音。我看了看手表，已经过九点钟了。
“我等一下……”
“咸享酒家，十二点半，行不行？”
“等等，今天我行程都排满了，明天的话……”
“健一，你把我当什么了？你应该也知道我今天找你是要问些什么吧！？”
一阵好像可以去唱歌剧的重低音，好像青龙刀一样把我的神经斩得粉碎。元成贵很懂得怎样威胁人，他就像是靠这个手腕起家的。
“富春的事，我可什么都不知道。”我小声说道，好像深怕惊醒沉睡中的巨龙。
“放屁！你们俩不是像亲兄弟一样要好吗？”
“我也是昨天听杨伟民说，才知道他回来了。”
“我怎么知道你没有撒谎？我怎么知道你们这些小日本会不会骗我们中国人？”
元成贵在电话那头口沫横飞、破口大骂的嘴脸，在我脑海里呈现出一幅特写。
“如果是一点半的话，让你请一顿也成。”我说道。
虽然我知道在元成贵面前反抗无用，但是如果在乖乖听话前不先摆点架子，往后会很麻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