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奥利弗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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奥利弗的故事- 第1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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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奥利弗的故事》


第01节

1969年6月

“奥利弗,你有病呢。”

“你说我什么?”

“我说你病得还不轻呢。”

这个诊断倒吓了我一跳,一本正经告诉我的这位大医学家,敢情是这么一大把年纪才当起医生来的。说实在的,一直到昨天我还只当他就是一个专做糕点的大师傅呢。他名叫菲利普·卡维累里。他的女儿詹尼,原本是我的妻子。后来詹尼去世,撇下了我们两个,还留下了一段叮嘱,要我们相互扶持相互照看。因此我们就每个月过访一次:要就是我上克兰斯顿去看他,两个人一起玩玩保龄球,痛痛快快喝两杯,吃吃异国风味的匹萨饼;要就是他来纽约跟我相叙一番,各种各样的消遣我们也一样玩得尽兴。可是今天他一下火车,却没有照例说几句亲见的粗话作为见面的招呼,而是大着嗓门对我嚷嚷:

“奥利弗,你有病呢。”

“真的,菲利普?你医道高明,那倒要请问,我到底是哪儿出了毛病?”

“你没有个老婆哪。”

他也没有再细说,就一转身,提着他的人造革旅行包,往出口处走去。

在一派晨光的照耀下,纽约这个玻璃加钢的世界看去倒也似乎不是那么讨厌了。因此我们俩一拍即合,决定步行,到我那个“光棍窝”(我就爱把我现在的家戏称为“光棍窝”)要过足足二十条马路呢。顺着公园大道走到四十七号街,菲尔转过脸来问我:“你晚上都怎么过的?”

“哎呀,忙着哪,”我答道。

“哦,忙得很?那可好。都跟谁作伴呢?”

“夜半突击队。”

“夜半突击队是干什么的——是街头党,还是摇滚帮?”

“都不是。是我们几个律师自愿利用业余时间到哈莱姆①去尽点义务。”

①纽约的黑人聚居区。

“一星期去几个晚上?”

“三个,”我说。

又不作声了,两个人慢慢走啊走的,离闹市区渐渐远了。

顺着公园大道走到五十三号街,菲尔又一次打破了沉默。“那不是还有四个晚上闲着吗?”

“事务所里还有好些事情得带到家里加加班。”

“喔,那倒也是。该加班还是得加班。”我承办的案子涉及的都是时下许多热点问题(例如征兵问题),我案子办得这样认真,菲尔听了却好像连心都没有动一动。因此我只好再稍微点一点,让他知道知道我这些案子有多重要了。

“我还经常要到华盛顿去。下个月就要去出庭辩护,有件案子事关宪法修正案第一条①。案子里的这位中学教师……”

①美国宪法的前十条修正案通称“人权法案”。修正案第一条涉及的是信仰自由、言论自由和出版自由。

“啊,为教师辩护,那是好事,”菲利普说。然后又像顺着话头漫不经心似的添上了一句:“华盛顿的姑娘好不好?”

“这倒不了解。”我耸耸肩膀,只管走我的路。

顺着公园大道走到六十一号街,菲尔·卡维累里却站住了,盯着我的眼睛直瞅。

“你到底要到什么时候才打算把你的车重新开得欢蹦活跳?”

“事过未久,哪儿能啊,”我说。心里却想:伟大的哲人说过“时间可以愈合创伤”,可就是忘了交代清楚这时间到底需要多久。

“两年啦,”菲利普·卡维累里说道。

我马上纠正他:“才十八个月哪。”

“啊,对,不过……”他嘴上应着,可是嗓音沙哑了,渐渐低得听不见了。可见他也至今还感觉到那个十二月的冬日的寒意——这可是才……才十八个月前的事啊。

到家还得过好几条马路,我不想让这凄凉的气氛再凄凉下去,于是就把我那新的住处大大吹嘘了一番。在上次他来过纽约以后,我搬了家,另租了一座公寓住。

到了:“这就是你的新家?”

菲尔扬起了半边的眉毛,四下一打量。屋里收拾得整整齐齐,干干净净。那天早上我特地请了个打杂的女工来打扫过了。

“你这住处叫什么式啊?”他问我。“该叫时派破窝棚式吧?”

“什么话呢,”我说。“我反正简简单单的也就过得去了。”

“我看也是。在我们克兰斯顿连一般的耗子窝都有这样的水平。有的还要讲究多了。这些书都是干什么的?”

“都是法律参考书,菲尔。”

“得,得,”他说。“那你平日究竟作些什么消遣呢——就摸摸这些皮封面当作玩儿?”

我想,这要是作为一件干预隐私案提起诉讼的话,我一定可以庭辩胜诉。

“我说,菲利普,我一个人在家里做些什么,那可是我自己的事。”

“谁又说不是啦?可今儿晚上你不是一个人呀。你和我还得去交际场上露露面呢。”

“去什么?”

“我特地买了这么件花哨的上装,可不是穿着去看一场蹩脚电影的——啊,对了,你对我这件新衣服还没有夸过一句呢。我特地把头发理得这么精光滑溜的,也不是光为了要讨你赞一声漂亮。你我得去走动走动,快活快活。得去结识一些新朋友……”

“什么样的新朋友?”

“女的呗。来吧来吧,好好打扮打扮。”

“我可想去看电影,菲尔。”

“得了,看什么鬼电影!嗨,你听我说,我知道你是不得个诺贝尔苦行奖决不罢休的,可我不许你这样过下去。听见没有?我不许你这样过下去!”

他简直是放开了嗓门在申斥我了。

“奥利弗呀,”菲利普·卡维累里一下却又变成个耶稣会①的神父了,“我是来拯救你的灵魂的,我是见你危险特来救你的命的。你要听我的话。你听不听啊?”

①天主教的一个修会。

“我听,菲利普神父。那么请明明白白告诉我,我到底该怎么办好呢?”

“该结婚哪,奥利弗。”

第02节

我们是在十二月的一天清早把詹尼安葬的。幸而是在清早,因为到下午一场特大的新英格兰暴风雪袭来,一下子就变出了一个雪垒冰封的世界。

爸爸妈妈问我是不是就跟他们一起搭火车回波士顿去。我尽量做到不失礼数,客客气气回绝了。我一再推说菲利普少不了我,没有了我他要垮下的。其实情况倒是正相反。我这辈子几曾尝过人世间的生离死别之痛,连伤心痛哭都还得要菲尔来教我呢。

“可要通通音信啊,”爸爸说。

“好,一定。”我跟他握过了手,又在妈妈面颊上亲了亲。列车就北去了。

卡维累里家起初并不冷清。亲亲戚戚都不想把我们两个就孤零零撂在家里。不过他们终于还是一个个都走了——也难怪,大家都有个家庭,总得回家去吧。临走时个个都让菲尔作出了保证,铺子要重新开张,生意要做起来。不干这档于事又干什么呢。他听了总是点点头,大概算是表示同意吧。

最后就剩了我们两个,在屋里干坐着。我们根本就不用动一动,因为大家都没忘记替我们在厨房里备了许多吃的,色色齐全,都够吃上个把月的。

眼前没有了这些姑妈阿姨、远近表亲,没有人来分散我的心思了,我感觉到礼仪这一剂麻药在我身上产生的药性也渐渐消失了。以前我只当自己这尝到的就是伤心滋味。现在才知道那只是知觉麻木了而已。痛苦还才刚刚开始。

“嗨,你也该回纽约去了,”菲尔嘴上虽这么说,那口气听来却并不是很坚决。我也没有对他提出“答辩”,其实他的糕点铺子也不见得就已经开门营业。我只是说:“不行。除夕夜我在这儿克兰斯顿还有个约会。”

“跟谁?”他问。

“跟你呀,”我答道。

“那倒也不错,”他说,“不过跟你说好——到元旦早上你就回去。”

“OK,”我说。

“OK,”他说。

爸爸妈妈每天晚上都有电话打来。

“没有,没有什么事,巴雷特太太,”菲尔在电话里总是这样对妈妈说的。妈妈显然是在问可有什么事需要她……帮忙的。

“请别费心,爸爸,没什么事,”轮到我,我总是这样说。“我心领了。”

菲尔让我看了一些“保密”的照片。当初詹尼下过最严格的命令,这些照片是绝对不许让我看的。

“哎呀,菲尔,我戴着矫齿架的照片可说什么也不能让奥利弗看啊!”

“詹尼啊,可那时候你的样子才逗人喜爱呢。”

“我现在还要逗人喜爱呢,”她的回答充分表现了她的詹尼性格。随即又补上了一句:“娃娃时代的照片也一张都不能让他看啊,菲尔。”

“可这又是为什么?为什么不能让他看?”

“我不想让奥利弗看到我那个胖娃儿样。”

她们父女俩的这场快活的舌战,叫我看得简直出了神。其实当时我们已经结了婚,我也总不见得会因为她小时候戴过矫齿架,就提出要跟她离婚吧。

“嗨,这屋里到底谁说了算?”我巴不得他们热热闹闹把嘴斗下去,就问菲尔。

“你猜呢?”他笑笑说。结果照相簿没有打开,就这样又收了起来。

可今天我们看了。照片还真不少呢。

早期的照片张张都有个显眼的人物,那就是菲利普的妻子特里萨·卡维累里。

“她真像詹尼。”

“她长得可好了,”菲尔叹了口气说。

就在詹尼留下胖娃儿照之后、戴上矫齿架之前,中间看得出有个分野,从此照片里便再也没有了特里萨的身影。

“我真不该让她晚上开车,”菲尔说话的神气,好像她出车祸去世还是昨天的事情似的。

“你是怎么挺过来的呢?”我问。“你怎么经受得住的?”我这样问他其实可是为了自己,我想听听他是不是有什么巧方儿可以供我借鉴,好抚慰抚慰我心灵的创伤。

“谁说我经受得住啦?”菲利普回答说。“不过我好歹膝下还有个小女儿……”

“对,是得要你照看……”

“哪儿呀,是她来照看我呵,”他说。

于是我就听到了一些故事,在詹尼弗的一生事迹中这些故事原本是归入“背景材料”一类的。小女儿总是想尽办法来照应爸爸,来减轻爸爸的悲痛。爸爸只好听女儿的,由女儿来做饭。更要命的是,女儿从超市的杂志上一知半解看来了菜谱,学着做出来的菜他还不能不硬着头皮吃下去。一到星期三晚上,女儿就非要他照老规矩去跟一班老朋友玩上几盘保龄球不可。总之女儿是千方百计总想使他快活起来。

“你一直没有再结婚,就是因为这个缘故吗,菲尔?”

“因为什么呀?”

“因为詹尼的缘故,是吧?”

“哪儿呀。她倒是老缠着我,要我去找个老伴哩——还替我物色对象、安排约会哩!”

“真的?”

他点了点头。“我不说瞎话,南起克兰斯顿北到波托盖①,凡是条件相当的意大利裔美国娘们,她全都给我介绍过,我敢说决漏不了一个。”

①罗德艾兰州东北部的一个城镇。

“可就是都看不上眼,是不是?”

“倒也不是,有几位还是挺不错的,”他说。他这话倒很出乎我的意料。“比如有位里纳尔迪女士,是詹尼念初中时的英语教师……”

“哦?”我应了一声。

“她就挺不错。我们来往过一阵子。她如今早嫁了人了。孩子都有了三个了。”

“我看你是根本没打算想结婚,菲尔。”

他望着我,把头摇摇。“我说奥利弗呀——这样的好福气我可是已经享受过一回了。我算是什么东西,哪里敢存这样的妄想——常人一次都难得的好福气,难道想要上帝赐给我两次?”

说完他好像憋不住把眼光避开了,大概是向我吐露了真情,感到有些后悔吧。

到了元旦那天,他简直是连推带搡逼着我乘上火车回家的。

“别忘了是你亲口答应了的,得回去干你的事了,”他说。

“大家彼此彼此,”我也回他一句。

“于点儿事有好处哪。真的,奥利弗,好处真大着哪。”他的话说完,列车也就开动了。

菲尔的话说得有理。一头扎进了人家的诉讼案子,我原先郁积在心中的愤懑便由此而得到了宣泄。我原先总有那么个感觉,总觉得自己仿佛受了谁的什么委屈。是社会体制有问题!是天道有亏!因此我就觉得自己应当切切实实做一些事,去纠弊补偏。这样我同意承办的案子里,属于“错案”性质的也愈来愈多了。要知道,当时我们的百花园里秽草恶卉还是不在少数的。

由于“米兰达诉亚利桑那州”一案(384U。S。436)①的影响,我便成了个大忙人。从该案开始最高法院就确认了:对嫌疑犯务必先讲清楚,在尚未清得律师的情况下他有权暂不回答问题。此前也不知有多少人根本还没有请教过律师,便给匆匆押上法庭审理结案了——我一想起来就激动,真为这些人愤愤不平。利罗伊·西格就是一个例子:我通过美国公民自由协会承接下他的案子时,他早就给关在阿蒂卡②了。

①这是美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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