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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两个领导赶忙谦虚地对我们说：“工作没做好，请记者同南多批评！不要光说我们的成绩……”
这简直扯哪儿去了。我们并不是来采访他们的什么先进事迹，而只是想了解一下落实责任制存在的问题。这本来已经给公社领导说明了的，但他们却固执地认为我们就是来报道他们的“先进事迹”。会议开始后，公社赵书记简短说了几句，就让大家谈。他说县委强调公社要尽快讨论实行责任制存在的问题。
沉默了足有十来分钟。
我们大队支书老侯终于先开了腔：“我看这政策是好政策。我们大队没麻达，我科很快就搞呀。当然，这里面具体问题很多，搞起来得他细一些……没了。”
赵书记点点头，说：“各种意见都可以往出倒。谁再说？”
五叔咳嗽了一声，说：“我说！”
他一对大眼睛环顾了一下四周，点燃黑棒烟吸了一口，说：“我看这政策有问题哩……这样一来，不就单干了吗？这比刘少奇的三自一包还厉害！这明明是资本主义道路嘛！我怎么也想不通，给地富子弟平反，这些人在翘尾巴，看不起咱贫下中农，现在又要单干，分成一家一户，我们这些大队书记再领导谁！不是成了光杆司令了吗？反正我们张家堡大队不实行责任制，我们要支持走社会主义道路。就是这话！”他转过头对我和我的同行说：“这记者同志也在场哩！你们记者权大，给中央反映一下我们贫下中农的心声！”
五叔说完，看了看赵书记和马主任。
赵书记对他点点头，然后又望着大家说：“各种意见都可以往出倒。谁再说？”“我说。”一个与五叔年龄差不多的汉子坐在小凳上，一边抽纸烟，一边开口说：“……也没什么新意见。我同意志高的看法。我们高家村也不准备分。最起码现在分不成。”
我认出这是高家村的支书高明楼，绰号叫大能人，和五叔一样大马川有点气。听说他俩都是公社党委委员。
这两位书记发完言，其它大队书记都不言语了。
我现在多少看出点眉目：公社领导和五叔、明楼的意见差不多，对实行责任制有抵触情绪，因此其他想实行责任制的大队书记也就不好发言了。
会议开得相当沉闷。因为没人发言，只好散了会。
散会后，我就和我的同行分了手。他要到另外的公社去了解情况，我准备回家看望母亲！
我走出公社大门后，五叔突然跟了出来，对我说；“今天城里有集，说不定你姑夫到城里赶集来了。我领你到街道上转一转，看能不能碰见他。”
我答应了五叔。因为这次没有时间去姑夫家，能在集上见见面也好。我跟五叔来到了闹哄哄的街道上。一路走过去，五叔不断和他的熟人打招呼——这些人大部分是县上的干部。我真惊讶一个不识字的农民竟然认识这么在县上有身分的人。
在街上逛一圈，也没碰上我姑夫。
五叔对我说：“咱干脆再到菜市上转一转。你姑夫跟集常不空手，说不定又拿把菜卖哩，我哥这人私心重，整天谋光景。虽说是个党员，前多年连会都不常参加，还常瞅空子砸我的洋炮哩！”看来他们弟兄之间关系不太好。但我不能同意五叔对我姑夫的攻击。我姑夫是个务实的庄稼人，土改和合作化时，都是村里的积极分子。他一辈子反感那些花里胡哨的事。至于谋光景，这又有什么可指责的呢？一个庄稼人谋光景这是天经地义的事。我知道，姑夫尽管谋光景，但前多年的光景可实在不太好。粮没粮，钱没钱，尽是熬煎。大儿子算是成了家，已经另开过日子了。还有一个儿子连媳妇都没订下。而今农村娶个媳妇，少说也得七八百元钱。父子两上在他里拼命劳动一年，也分不了几个钱。姑夫和姑姑的头发旧在前几年就愁白了。我真不理解五叔为什么不能体谅他哥的难处。五叔的人口也不少，难道这几年他的光景就好过？
我这样盘算着，便跟五叔来到了菜市场。
眼下正是夏末初秋，市场上的蔬菜看来还不少。集体的菜都是架子车拉着。私人的就可怜了，只是筐子里担一点——
这是自留地的收获。乡下人就靠这点菜卖几个钱，才能把油盐酱醋买回去。五叔领着我在菜市上串了一阵，也没找见我姑失，却碰见了他们村卖菜的。菜是大队集体的，由一个我太熟悉的老汉在卖。五叔问那老汉见没见我姑夫赶集，那老汉了说不清楚。“干脆，”五叔对那老汉说：“你到其它处再给我看看去，菜让我照料着卖一阵。你如果见了我哥，就说侯家坪他侄子君娃在这里等他，让他来见一面。”
那老汉惊讶地对我说：“啊呀，你就是侯家坪那后生？常听你五叔说，你在省里坐大官着哩！”
我只好对他笑了笑。那老汉走后，我就在菜车旁和五叔闲聊了起来。
这时，有个干部模样的人来买菜。五叔对那人热情地招呼道：“刘主任，你要甚菜？”
“想买几个茄子。”那人说。
五叔从菜车里捡了七八个好点的茄子，扔在了刘主任的菜篮里。“秤一秤……”那人不认真地说。
“秤甚哩！你拿去吃就是了。几个烂茄子值几个钱！”五叔慷慨地说。“……最近门市部进了一批山西柳林瓷器，质量实在好。你要的话，来……”刘主任没掏钱，撂下几句话就扬长而去了。这把戏实在叫人看着不顺眼。我假装去看别的菜摊，稍稍躲开了点五叔。但是我不时看见有干部家属去五叔那里“买菜”。干部们一般都不掏钱，家属们一般象征性掏点钱。这些人看来都和五叔惯熟了，以前明显都已经吃过他的甜头，他们也都给他吃过甜头。我才想起五叔从大街上走过时，为什么有那么干部给他打招呼。我同时也想到这么多年来为什么他很少出山，却比他哥——我的姑夫光景好。这就是秘诀。当大家在一块吃锅饭的时候，有些人是可以从锅底捞稠的吃，而另一些人只能喝清汤。不一会，那个寻我姑夫的老汉转回来了。但我姑夫没来——他显然没来赶集。我于是过去对五叔说：“我去买些点心，给我姑和夫捎回去。你给他们说，这回我时间紧，不能去看望他们，下回回来一定去。”五叔说：“既然是这样，那我带你去买。我大儿子就在副食门市上，你可以认认他。我那儿子是个窝囊货，以后说不定还要麻烦你帮扶哩！”五叔很快领我来到副食门市部，他儿子一口一个哥地称呼我。我买了几斤点心，还想买两包好点烟，但门市上没有。五叔的儿子很快跑到后面的库房里，给我拿了整整一条“牡丹”牌香烟。我把点心和烟交给五叔，就向他道了别，然后去县委宣传部借自行车，准备回家。
当我从县委宣传部推着自行车来到街口的时候，突然看见五叔正站在前面的一个街角上，手里提一大包菜，笑嘻嘻地招呼我。他走过来，对我说：“这包菜你带回去吃。你们大城市人爱吃菜。我知道你们村菜缺！”
我怎样推让都不行。五叔打架一般推开我，把那包菜绑在了我的自行车后架上。我看不行了，就掏出钱给他。他一下子生气了，说：“哈呀，你这娃娃怎这么见外！”
我说：“菜是队里的……”
“我把钱出了。这是我送你的！”他大声喊着说。
我只好苦笑着接受了他的馈赠，并且按世俗的一套对他说：“五叔，以后有什么要我帮助的，你就言传一声。”
“没什么……听说副食公司的胡经理是你中学的同学？”
“是。”我说。“方便的话，你以后见了胡经理露个话，如果公司有转正指标，让他考虑一下我那小子，他已经当了三年合同工了……”一种说不出的滋味顿时漫上了我的心头。
我现在才明白，五叔从公社里出来缠上我，一直绕了这么大个弯，在最后一刹那才把圈套套在了我的脖子上。他的手腕之高明，多么叫人惊叹——这就是年不正常的社会生活所培养出来一些农村的政治家！
五叔又一次和我热烈而长久地握了手，这才告别了。
我环着难以名状的心情离开了县城……
第四节
第三次相遇同年冬天，在一件公事办完后，我顺路又回一趟家。
此时，我们村和整个黄土高原的任何村庄一样，都正处于一种纷纭的变革之中。在全省范围内，山区比平原早地开始实行责任制。党以巨大的魄力检讨了我们几十年的农业政策，开始了一种新鲜而鼓舞人心的改革。山区的农民首先热烈地响应了这个个改革。这是因为，多年群蚁式生产方式给他们所带来的贫困生活状况，比之平原地区来说，也许更要严重。所以改变这种大锅饭状况对他们来说已经是一件迫不及待的事。当然，他们在以前做梦也不会想到生活会发生如此重大的变化。一切都是新鲜而陌生的。正因为这个原因，一开始的各种问题或者干脆说某种程度的的混乱的是不可避免的。在这样的时候，党在农村的基层组织和的负责人，对这个历史性的变化采取什么样的态度和行动，就成一件极其重要的事。
我回到村到后，看到我们村的党支部和老书记一直是认真而细心地进行这项庄严的工作的。土地的分配和其它生产资料的分配，每个劳力和每个家庭将要获得的收益与化们所要对国家、集体以及社会其它方面承担的义务、责任，都是明确而合理的。一切都在原则中进行。分而不乱，有条不紊。我去问了支书老候一些情况。他不识字，也谈不出什么高论，只是对我说：“责任制嘛，那就要负责任！”
不用说，我父母和弟弟都极其兴奋。他们谋算明年将要在自己耕种的土地上进行怎样一种创举了。
我父亲甚至对我说：“前几年，我一直发愁，你弟弟要是结婚成家，非你帮扶不可，指望我父子俩在队里那点红利钱是不顶事的。现在好了，我们明年拼一年命，说不定就能把你弟弟结婚的彩礼打闹好，这就用不着连累你了。你的工资也不高，要养家糊口的……”
父亲的话使我深受感动。这不只是说我被他那种深厚的爱我的感情所感动，而是感到，生活约父亲这样的人带来了一种希望：在土地上自由创造的希望；想用劳动换来巨大收获而满足自己劳动尊严的希望！我意识到，我现在虽然是一个在大城市工作的干部，但这穷乡僻壤生活变化的光芒，也投在了我的身上。这次回家来，我想得一定去看看姑姑和姑夫。他们听说我回来了，已经捎了几次话让我来。父母亲也一再催促我到张家堡走一趟。他们说姑夫和姑姑人都老了，也说不准我什么时候再回来，就不一定能见到他们了。
我于是拿着我自己的礼物和妈妈按乡俗为我准备的礼物，起身去姑姑家。我没有走简易公路，而选择了大马河边的那一条崎岖不平的石头小路，向张家堡走去。小时候，我就是跟母亲从这条路上去姑姑家的，而且每一次都曾那样激动过我的心。那时候，对于一个乡村的孩子来说，生活大大部分都局限于自己的村子和自己的村子和自己家。到外村去走亲戚，那简直就像要出国一样新鲜而有趣……这一切离开我已经是那么遥远了。山路崎岖，山路蜿蜒，大地古老而宁静，一切依然和过去差不多。现在，我知道，在这古老而宁静的土地上，生活将要发生一些前所未有的变化……
姑姑和姑夫含着喜悦的泪水迎接我的到来。我看见，岁月已经使他们的脸刻满了皱纹，显得非常苍老了。
“啊呀，要实行责任制了。这真是一件大事！做梦也没想到！”姑夫一见面就和我谈这件事。他的心情看来兴奋而不安。“你是公家人，你知道这是一时的政策，还是？……”他问我。
“我想不会是一时的。”我肯定地说。
“我不信你的话！”姑姑说。
“高是的！”姑夫附和姑姑的意见。
这种疑虑是可以理解的。我们村的人见面也是首先和我讨论这个问题。我尽量将自己所了解和理解的中央政策给他们讲，让他们放心。但他们还是将信将疑。
这是多年来不正常的社会生活所造成的。眼前这些人的疑虑需要时间和实际生产的发展来打消。目前只能让他们在欣喜中保持他们的某种疑虑吧，党会用实际来证明自己改革的决心，并以此取得千百万劳动者真挚的信任。
“你们村现在怎样了？”姑夫问我。
我把我们村的情况给他说了说。
姑夫立刻感慨地说：“老侯那人我知道，是个老党员，人可靠，是个好把式！他能领导好哩！”
“你们村高得怎样了？”我问姑夫。
“我产村？唉……”他叹了一口气，“共产党的好经叫你五叔给念歪了。可那些歪经他倒念得蛮顺口！”“怎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