忠诚与背叛- 第9部分

“我……我不哭，我不哭……呜呜……”女囚室里，方才那悲凉的哭声一下变成了凄苍的啼泣。

27岁的齐亮也是《挺进报》的负责人之一，这位西南联大中文系的高材生曾是联大的学生会主席。齐亮在昆明联大时，就是著名的学生领袖，有极高威信，他与好友闻一多、马识途等组织和领导了一次次抗日反蒋的运动。后受中央委派到重庆办《新华日报》，仍然主要组织领导学运。《新华日报》撤离重庆时，他主动要求留下参加地下工作，1949年1月与妻子一起被捕又一起关在渣滓洞。齐亮的妻子马秀英比丈夫小一岁，她是四川地下党负责人、著名作家马识途的堂妹。齐亮在任西南联大学生治会主席时，与马识途同志关系密切，后齐亮任中共重庆北区工委书记，马秀英就在他手下从事地下工作，时间一长，她很佩服齐亮的人品才学，后经齐亮和王朴同志介绍，马秀英参加了中国共产党，从此这对革命伉俪一直并肩在与敌斗争的前沿。这对年轻夫妇，在渣滓洞几个月里，虽然不能生活在同一室，但他们每天都在关心对方，且通过各种秘密渠道进行着革命和爱情的交流。

现在，他们就要彻底分手了。齐亮第一次听到特务们点自己的名字时，就特别担心女囚室里的妻子知道，然而现在妻子仍然知道他要走了，并且如此悲痛地哭泣，这让齐亮内心巨大痛苦。他的眼睛湿润了，紧咬着牙关，恨不得冲到女囚室的铁窗前向亲爱的妻子向她安慰一声，然而他没有，他只是含着泪水，朝妻子挥手手，作最后的告别……“再见了，同志们！”

“同志们，再见了！”囚室内外，一片难分难舍。

“走！”刑车在特务的吆喝声中，带着李青林、江竹筠、唐虚谷、齐亮、王敏等29人（敌人又从白公馆提出一名共产党员）离开了渣滓洞，驶向预先设好的刑场。

此时已近暮景。歌乐山在晚霞的照映下，血色一片。敌人的刑车正驶向电台岚垭刑场……那是一片长满野草的荒地，李青林、江竹筠和唐虚谷、齐亮、王敏等是被分三批押至“执行”区域的，在那里，另一批特务们在几小时前已经挖好了一个尸坑。

“快快，往前走！别停下——”李青林、江竹筠、唐虚谷等是这样被特务们赶着往尸坑前走去的，他们并不知道这片荒地将是他们告别这个世界的墓地……突然，他们的身后响起密集的枪声——

“突突……”

有人中弹后跄然倒下。有人一听枪声便转过身，来不及半秒钟的犹豫，他们振臂高喊起来：

“打倒国民党反动派！”

“中国共产党万岁！”

“中华人民共和国万岁——！”

“突突突……”子弹更加密集地射来。更多的人倒下了……

先倒下的人中有人突然站了起来，带着浑身的鲜血，举起拳头，使出最后的力量在高喊：

“打倒反动派！”

“中国共产党万岁——！”

“突突突！”“突突突……”更加密集而猛烈的枪声。

“共产党……万岁！”

“毛主席……万——岁！”

“突！”“突突！”“突……”没有人再从地上站起来，断断续续的口号声、痛吟声是从地面传出的，声音小了，甚至有些含糊不清。特务的枪口，便向这些仍在发着声音和肢体扭动的人补枪……

歌乐山变黑了。太阳躲进了黑暗中。敌人乘着黑色夜幕，仓皇地从尸坑旁的草丛中提出一桶桶刺鼻的镪水，朝堆满尸体的泥坑里倒灌着，烈士们顿时面目全非，血肉模糊……

20天后，也是重庆解放的第三天，无数革命群众和那些死难亲属纷纷来到这块敌人残害革命志士的地方寻找亲人的尸体时，却什么也没有找到，当他们挖开尸坑时，只见到两个女人的头发和仅有一个可以辨认的男尸。后来找来被捕的特务询问，才知道两个女的是李青林和江竹筠，那男尸则是个意外情况，他便是拐子王敏。1980年，王敏的儿子在一篇纪念其父亲的文章中揭开了这个“秘密”情况：

1949年11月14日，这个我们永不能忘的血腥日子，父亲跛着伤残未愈的双腿，与江竹筠等30名共产党人，被残酷杀害于电台岚垭。据当地群众回忆，父亲在特务集体行凶时，侥幸未死，待敌人撤离时，即从行凶的平房踉跄奔出，在平房外的院坝里又被特务发觉，刽子手们立即回来补枪。重庆解放后，付伯雍等同志来到此处，只见父亲的尸身弹孔遍体，头盖、肩胛骨碎在一旁，乌黑的斑斑血滴从院坝一直延伸阶沿、门槛，情形惨不忍睹。同志们根据殉难者上唇的黑痣，高大魁梧的身材以及残跛的双腿认出了他。父亲在营山跳岩脱逃时伤折了右脚胫，在狱中坐老虎凳又折断了左腿骨，两伤尚未痊愈，又殉难于此，共产党人的意志，在烈火与热血中得到考验。由于敌人行凶后，又剥去烈士衣裤，搜尽财物，然后泼镪水，盖泥土……，所以后来收殓时，平房里大坑内烈士们的遗骸已不可分辨，好不容易才从长长的黑头发上，辨别出江竹筠和李青林二位女同志，因此电台岚垭殉难的30位烈士中，能在棺木上写上烈士姓名的仅父亲和江、李三人。

1949年11月14日在歌乐山电台岚垭壮烈牺牲的30名志士中，除了李青林、江竹筠、唐虚谷、齐亮和王敏外，还有杨虞裳、蓝蒂裕、蒋可然、吴奉贵、陶敬之、黄楠材、陈以ＷＷＷ．ＫＡＮＳＨＵＢＡ．ＯＲＧ、朱　、周成铭、石文钧、何忠发、袁尊一、明昭、张文瑞、张泽浩、张远志、左国政、游宗象、尹慎福、谯平安、李群、邓致久、胡友犹、盛超群和从白公馆提出的邓兴丰。

敌人的大屠杀如此丧心病狂，没有人性！然而这样的大屠杀仅仅是开始……

就在杀害李青林、江竹筠等共产党人的当晚七八钟，大特务头子毛人凤回到他所住的嘉陵新村6号。这时，手上还沾着共产党革命烈士鲜血的徐远举等特务已在此恭候。

“局座，任务已经完成了。”徐远举毕恭毕敬地向上司汇报道。

“处理干净了？没留下什么痕迹？”毛人凤看了看徐远举身后的几个特务，问。

“非常干净。同志们干得很利索。”徐远举补充道。

“好，你们都先回去领赏吧。我跟徐先生还有事。”毛人凤对特务们说完，便往里屋走。徐远举示意手下的人离开此地，自己则跟着进了里屋。

“辛苦了，徐先生。”毛人凤一屁股坐在沙发上，对徐远举说：“刚才我已经在委座那里报告了你们今天处决30名共党分子的事，老头子很满意。”

“那委座说什么时候对其余的案犯动手呢？”徐远举迫不及待地问。

“唉——恐怕得先放一放了。”毛人凤突然懊恼起来。

“怎么回事？”徐远举摸不着头脑，有些着急地问。

片刻，毛人凤终于说话了：“形势对我们非常不利，委座说了，要先考虑如何解决重庆炸城的问题。”

“这……要犯们就不杀啦？”一天不动手对付共产党似乎就要手痒的徐远举有些失望地看着上司，不知其解。

“你不知道，上个月广州撤退时，我们的广州空军在广州机场存放了几千吨物资，结果共军打过来时，我们的人根本没有按预先安排的给破坏掉，最后倒好，全给了共党！委座气不打一处来，将空军司令周至柔叫去狠狠地骂了一通。这回重庆如果再出现类似的情况，委座非得把你我革职查办！”毛人凤瞟了一眼徐远举，喘着粗气，阴声阴气道：“你去先把爆破大队的人给我找来。记住，这是我们当前最首要的任务。”

“是。”

六

同是1949年11月14日这一个晚夜，白公馆楼下的第四室牢房里，听着难友们轻轻的鼾声，一位名叫宣灏的“老囚犯”怎么也睡不着。晚上八九点钟，一位监狱看守悄悄告诉囚中的难友们：关在楼下二室的邓兴丰已同从渣滓洞提出的其他29人在电台岚垭被秘密杀害了。另外一个消息是，人民解放军已逼近四川，重庆马上就要解放。这两则消息，让这位当年误入军统训练班，后又一心想参加新四军的江南青年，整整坐了九年多铁牢。每晚都有“狱中写作”习惯的他，这一夜无法入眠。

此时此刻，宣灏想到了自己和其他难友随时都将会像邓兴丰一样被拉出去“制裁”。对于死亡，他并不害怕，并且早己做好了准备，然而宣灏感到遗憾的是，由于自己的特殊身世与经历，一直埋在他内心追求光明的理想却还没有机会告诉革命同志，特别是还没有机会告诉同室囚友他朝思暮想加入中国共产党的愿望。时间不多了，该向同志们表白了！想到这里，宣灏毅然找出偷偷收藏的纸和笔。他决心抓住最后的时机，写下自己要对中国共产党要说的话，如果万一有机会带出去，此生无憾矣！

白公馆内外，此时异常静寂，只有远处的狗叫声畔在耳边。借着牢房门栏间隙透进的微弱光线，宣灏的深度近视眼几乎贴在纸上，只见他吃力地一笔一画地写着开头的第一句话：

亲爱的朋友，思想上的同志——请允许我这样称呼你。

从何说起呢？从今天下午老邓的走（还不清清楚楚地摆着么：他们是完结了啊），我想，你们的案子是结束了，你和老刘的生命也许是保全了；但从另一方面，我们得到确息，我们这批从贵州来的同志，已于十日“签呈”台湾，百分之八十是要完结的了；因此，在临死之前，我想向你说几句我久想向你说，而没有说成的，请你了解我，而为我和其他的同志报仇！

写到这里，宣灏感到极有必要向党理清楚自己的人生轨迹：

我是江苏江阴人，父亲是一个鲜鱼小贩，因为家庭穷困，十一岁母亲逝世后，我一面帮着父亲挑担做生意，一面在小学读书。小学毕业后，曾在初中肄业半年，十六岁，到无锡一家水果店学生意。但我异常厌恶那种狭小而庸俗的生活，希望求取知识，到更广阔的世界去活动。我知道我的家庭是不能满足我的这种希望的，于是我便逃到扬州一个驻防军里去当兵，大概干了三个月，我就被我的父亲找来领回家去了。

在家里，上午我帮着父亲挑担做生意，煮饭烧菜。下午，便独自躲在光线暗淡的小室里学画，读当时新兴的小说和浅近的社会科学书籍。我没有相好的朋友。因为，即使有钱人的子弟愿意与我交往，他们的父母也讨厌我到他们家去玩：“你看他身上穿得多破烂，多肮脏呀！朋友多得很，为什么独独要找他，给人家看了笑话啊？！”我的孤僻矜持的性格，就是从那个时候开始形成的；同时，那样的生活也给我带来了坏影响：求点知识，学些本领，我将来要往那些有钱人堆里爬——现在想起来，当时的心理是多卑劣，多无耻啊！

到我十八岁那年的秋天，我的一位有钱的远亲，把我介绍到上海东南医专的解剖实习室去当助手和绘图（解剖图）员。

除了规定的工作而外，我也可以选择很多和自己工作有关，或感到有兴趣的功课，随班听讲。两年半时间，使我懂得了一些生物学，和别的自然科学的知识，幽静的实习生活，也养成了我沉默而不管时事的个性。

二十四年（编者注：指民国二十四年，即1935年）年底，上海学生为了“何梅协定”事件，赴京请愿抗日，我也参加了那些伟大的行动；从那以后，我忽然又感到自己生活的狭小无味，和前途的黯淡了。我到处托人活动转业，后回到家乡小学里当了教师，接着又当了一学期小学校长。这样我的生活是“独立”了。因为职业关系，也得到了少数人的尊敬。但我应当说，我是一直在个人主义的道路上横冲瞎撞而已！直到抗战爆发，因为接触到了一些新的人和新的事物，我才开始意识到要为人类作一点真正有意义的事业，但可惜的是：我走进了一个反动的军队，还认为他们是为民族谋利益的阵容。因为想学一点军事学识，三个月后，我考进了这“团体”的“息烽训练班”（他们是以“中央军校特种训练班”的名义来招生的）受训。但因当时不明其性质和纪律（那时是缺乏政治常识和经验的啊！　）我照常和外面的朋友通信，照常读我爱读的书籍，因此。不到四个月，我就被捕了！

在监禁之初，我的情形是并不很严重的，他们只要我表示悔过，并想利用我的亲笔信去诱捕与我通信的在贵阳的朋友一一“读新书店”经理一一就可以放我，可是朋友，我这时已经明白了他们所谓“团体”的政治性质，我是真正的人民之子呵，我怎么能入于这些狐群狗党之流？怎么能出卖我敬爱的朋友，以换取一己的荣华富贵？于是在那个暗黑的微雨茫茫的夜晚，我从禁闭室里冲出来，想跑到我所憧憬的新天地一一驻有人民队伍新四军的皖南去，然而由于自己的幼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