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几日后，因南委电台摇机员投敌叛变，发生了南委电台被袭事件。由于谢育才及时报警，南委书记方方和南委机关及下属组织均未遭受损失。方方先后召开几次会议，周密布置撤退转移，又给郭潜发一密码电报，要他立即撤退。可是，郭潜却疏忽大意，收到电报后未及时译出，被特务逮捕，立即叛变，破坏了粤北省委，并亲自带特务破坏了南委，南委副书记张文彬、宣传部长涂振农及南委交通站长被捕。电台被袭、南委事件，都发生在谢育才越狱归来不久，谢育才夫妇因此受到特别怀疑。这既在情理之中，而同时对一个革命者来说，没有比在自己革命队伍里蒙受不白之冤更令人痛心的了。
谢育才夫妇弃子越狱后，一直接受组织审查。从1942年7月至1944年冬的两年半时间里，谢育才隐居在潮安，过着没有党组织生活的日子，忍受着巨大的精神折磨。1944年底，潮汕党组织恢复活动后，谢育才参与了韩江纵队、东江纵队的工作。1946年，谢育才随华南游击队北上山东烟台，接受了中共中央华东局对他的历史审查。他襟怀坦白，如实向党交代了从被捕到签字、越狱赴南委报警的全过程。由于当时江西仍属国统区，无法进行详细的调查核实，故审查结论为：不管谢育才同志当时思想动机如何，但在敌人面前签字愿意放弃共产党立场，是一种背叛行为，应予补行开除党籍处分。但姑念谢育才同志在历史上对党有很多贡献，及越狱回来救南委，又在潮汕地区协助党建立与发展韩江纵队，能坦白检查错误，所以对其进行党龄处理：一、1945年2月参加韩江纵队起重新入党；二、从1942年4月越狱回南委到1945年参加韩江纵队时止，作为考察期。”
对此，谢育才没有怨天尤人，更加努力工作，为解放海南做出了很大贡献。
1950年6月，谢育才受命担任广东省汕头市首任市长，全心投入汕头市城市接管和经济建设工作。此时，意外又发生了：谢育才夫妇在越狱时丢下的孩子谢继强，被特务头子庄祖方收养。解放前夕，庄一家带着孩子逃到香港。解放初，广州市公安局在进行策反工作时，与庄祖方建立了联系。庄表示，如谢育才想要回孩子，他愿意送还。得此消息，谢育才夫妇真是喜出望外。经中共中央华南局书记叶剑英同意，孩子终于回到谢育才夫妇身边。
广州市公安局因与庄祖方联系，被错认为“与敌特勾结”，广州市公安局长陈泊、副局长陈坤被开除党籍、逮捕、监禁，谢育才因此事受到牵连。此间，在清理江西特委遗留的档案时，发现谢育才在离开集中营时，曾在“死结”、“密结”上签字，谢育才再次被开除党籍。所谓“死结”即“个人政治上无保留”，“密结”即“离营后要保守集中营的秘密”，这是任何人离开集中营的必需手续。在那个极其讲究“阶级斗争”的年代，无论谢育才如何解释，均无济于事，他再次失去了政治生命……
后来谢育才被安排到华南垦殖局工作。对党赤胆中心的他，一面勤奋工作，一面继续申诉。1957年，组织上根据谢育才的表现，同意他重新入党，并被派往海南农垦局任局长兼党组书记。然而十年浩劫期间，谢育才的问题再次被造反派们当作“特大反革命分子”和“大叛徒”被又一次揪了出来，并立即开除党籍。1977年，久经磨难、极度苦闷的谢育才郁郁而终。临终留下遗言：我虽历尽坎坷，但坚信组织最终会理解我对中国共产党、对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一片赤诚之心。
几经周折，1999年1月8日，中共广东省纪委发出第一号文件，内容是：“接中共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通知，经中央纪委常委复议并报中共中央同意，决定恢复谢育才同志1926年至1945年一段的党籍党龄。”半个多世纪的历史问题，终于得到彻底解决。此时，谢育才已去世22年……
谢育才是个悲剧式人物，他的经历和冤屈也非常人所及，然而作为一名坚定的共产主义战士，他对党的忠诚天地可证，这也是我们要永远铭记这个人名字的缘故。
其实在“红岩”故事里，也有很多谢育才式的人物，他们虽然在“11·27”大屠杀中成为了“革命烈士”，但由于历史的种种原因，他们中相当一些同志一直没有被政府和组织所认定其革命身份和烈士英名，他们和他们的亲人们以另一种忠诚，演绎了对党的信任和期待——
我知道，到今天为止，关于“11·27”大屠杀中还有几十位牺牲的难友只知其名，却不知其身份，也不知其来自何方、逝于何事，更不知道他们的亲人是谁，他们为何被关在监狱，又该不该像江姐、许云峰式的英雄被刻在我党的光荣史册上？他们或有名，或无名，甚至有的连长的什么样都不知，他们的共同特点是：都没有被列入“革命烈士”的名单上……
这是为什么？因为有关部门经过几十年的努力，至今仍然不知道他们当时的身份。许多共产党员，由于当时都是地下工作，又是单线联系，而且不少人用的是假名。被敌人逮捕后在敌人的监狱里他们有的继续编一个假名来蒙骗特务的审问，因此直到牺牲后仍然没有人知道他们的真实身份。现存的“红岩”革命烈士评定，也是经历了几个过程。最早的一批是根据罗文斌等脱险难友们出狱后提供的证明材料，这些材料应该是最直接和最重要的，但谁能说从事地下工作的同志们都会在敌人的监狱里相互把真实的情况告诉另外的同志呢？因此这一部分人一旦被敌人残害后就再也无法有人来证明他们的真实身份和在狱中的真实表现了。另一个渠道是有关部门从缴获的敌特机关的档案中查悉的材料得出某种历史性的结论，比如有人在敌人的审讯纪录中可以看到他们不屈不挠的英雄表现，但也有一些共产党员在敌人的审讯材料中把一些自己担任的职务、做过什么事等等都如实的“交待”了，这部分人到底是不是“革命者”和“坚定的共产党员”，过去一直存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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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双枪老太婆”邓惠中就是这样一个典型人物。
关于邓惠中的事迹，前文已经有过详细的介绍。对这样一位杰出的共产党员，除了小说里有一个传说般的故事外，很少有人知道她叫“邓惠中”，而且她是跟自己的儿子一起牺牲在监狱里的。但由于解放初期在评定烈士时，有关部门发现在敌特机关保存的审讯材料里有一段邓惠中的“交待”，她把自己在党内干的什么事、曾经与敌人打过的几次战斗经过都说了，这样她就一直没有被评上“革命烈士”，“文革”中，更是有人拿着敌特的审讯“证据”说她邓惠中是“叛徒”，因为在过去我们的一般认识历史时总把向敌人是否承认自己身份或“交待”什么事作为判别“革命的坚定者”还是“叛徒”的基本标准。所以，邓惠中这样坚强而又为华蓥山游击战争作出重要贡献的女英雄，在被敌人杀害后的40多年里一直被人们误认为“大叛徒”。
过去对“革命烈士”和“叛徒”及“不确定身份遇难人士”的认定，一直是相关部门的“核心机密”，外人常常一头雾水，有冤情也无法申诉，即使申诉了也不太容易获得纠正，除了极左时代的政治因素外，更多的是我们的相关部门宁可将问题模糊一些，也不愿让那些曾经给革命带来极大伤害的叛徒获得一点点“解放”的机会——这是可以理解的，因为造成“红岩”几百名革命烈士的牺牲，就是无耻的叛徒背叛的结果，这份罪孽谁也不想轻易从他们头上搬开。然而，在这种思想意识的支配下，许多像邓惠中这样真正的革命烈士却蒙受了不白之冤。
“11·27”大屠杀过去60多年了，按照历史档案的保密规定，多数档案已经解密。这样，我们也有机会看到一些宝贵的历史材料。下面是当年“证明”邓惠中向敌人“交待”和“背叛”的审讯记录了——
第一份是民国37年9月13日即1948年9月13日，邓惠中在自己的家乡岳池县被捕后伪军法室审讯她的笔录材料：
邓惠中45岁江西小学校长
问：你任教员有几年了？
答：有三年了。
问：你丈夫何名？
答：邓福谦，他××八年出外到84师（武汉）作秘书没有回来过。
问：现在在何地方？
答：听说被共匪去了也没有准。
问：你有好多产业、好多人 ？＇…＇
答：有160排各，两女两子。
问：你处过什么学校？
答：××年在县女中毕业。
问：你×好久加入共产党的？
答：我29年参加组织系王治（南充）介绍在青×街教书时加入。
问：你作些什么工作？
答：在前我有组织，现在没有了。
问；你8月初五到那去了？
答：我的二儿在新场被捕，我去保他。前天从我女儿那里回来的。
问：今天晚在甚么地方拿获的？
答：学校的小房里拿获的。
问：你现在共产党内任的甚么职务？
答：我不过作点宣传。
问：机枪、钥匙、子弹那来的？
答：是他们的，不是我。
问：你究竟作的甚么工作？
答：我参加组织后对妇女宣传，有曹云清（新场人，现住后山）李中权（在新场）作农村工作，他集合有10余人。
问：你在党内有甚么地位？
答：没有什么地位。
问：你的儿子是被新场××拉去的？
答：清乡拉去了的。
问：李中权系什么地位？
答：农民地位。
问：七月十九你到×塔山去作甚么？
答：有李世杰、×光亚、何朽柏、李世昌和我去还愿。
问：六月廿九你在毛慎修家里说的甚么话？
答：当时有11人，有毛静修，少全安等开农民会。
问：你是工委会的吗？
答：地委会是蔡衣渠负责。
问：陈尚克在那里？
答：认不得。
下面是邓惠中的签名。另一份是同一年的9月21日的审讯材料：
问：你在七月廿后，开过几次会？
答：在万塔山毛慎修这两处开过会。
问：你到张远智那里是开会吗？
答：他们在开会，我说你们要攻城看你们的力量如何，能否攻下，否则我要杀你们。
问；那次开会你那有好多钱？
答：6千多万元是蔡衣渠送来的，其余的钱是我拿×李中全与毛慎修那里用的。
问；你叫你的儿同李中玄、邓华朗去作甚么？
答：怕他有危险才叫他到唐家去躲避一下。
问：他到重庆去读什么学校？
答：西南学院一年多了。
问：邓叶芸既不是正式党员，是否编为小组。
答：我编为读书会，由周亚华负责领导看书报。
问：你们入党礼节如何？
答：为党尽忠，保守秘密，下级服从上级，地方服从中央。
问：杨明权买手枪弹放在张远智家里，你如何处理的？
答：我不知道
问：你卖五石谷是否交与儿子作活动费。
答：没有那事。
问：你们的经济本源怎样？
答：自武胜之暴动后上级派小二送来两仟万元钱，叫我拿来作党费。
问：徐也速是否工委书记？
答：我不清楚。
最后也是邓惠中本人的签名。材料中许多文字难以理解，这也从另一方面证明了它的真实与客观性。
对这样两份敌特的档案材料如何看待，在解放初期和“文革”期间是可以想象的。邓惠中因此一直没有被认定为“革命烈士”。现今的重庆红岩历史档案馆中，当年每位在监狱里牺牲或死去的人都有相应的材料，其首页是统一用铅印的题为《遇难烈士登记表》。当时由于条件有限，凡是确定为“烈士”的就被分为“甲”级“乙”级或甲下、乙下，依次来认定谁是最革命者、谁是一般的牺牲烈士，但在一些明显是叛徒的表格上就会写上“叛徒”字样，而对那些未确定身份者则标上“不确定”的字样。在邓惠中的表上，我们现在可以明显地看到那份《遇难烈士登记表》中的“烈士”二字被改成了“人士”，而且旁边还写有一个“叛”字。就这样，邓惠中便从“烈士”变为“人士”，变成了“叛徒”。这简简单单的几个不同的字，决定了邓惠中在死后的命运完全与江竹筠和许晓轩等人不同了。后者通过革命小说和革命戏剧成了家喻户晓的英雄人物，前者的邓惠中则长期地被埋藏在革命的“可耻叛徒”之列。为这，她的亲人和家属蒙受了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