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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0年初，谢育才取道香港准备回琼崖。时值香港工人上街游行示威，谢育才不慎被捕，审讯时他急中生智，报假名，称自己是在上海读书的新加坡华侨子弟，准备返沪就学。军警找不出其余什么证据，遂将其“驱逐出境”，由便衣送至上海。
谢育才来到上海后，与地下党取得联系后在上海闸北区第三街道党支部工作。这年6月，上海举行大规模的抗议“台湾沦陷日”活动，地下党要求全体党团员都要积极参加，尤其是各党支部负责人要站在队伍前列。这是一次典型的“左”倾盲动行动，游行示威之前各领事馆周围早已布满密探，只待时机一到就抓人。危险已近在眼前，而此次行动总指挥却浑然不觉，时间一到，即发出行动指令，各支部党团员便开始散发传单，立刻有数人当场被捕。谢育才此时担任第三街道支部负责人，虽对如此行动有意见，也只好执行命令，继续散发传单，随即也被捕。此次行动造成很大损失，共有7名地下党负责人被捕入狱。谢育才被关在一间小牢房里，狭窄的空间挤了30余人，生活条件的极度恶劣，加上沉重的思想包袱，谢育才病倒了，被送进犯人医院，在开刀中差点送了性命。1931年4月，谢育才刑满出狱，先后担任红军福建军区第二军分区政委、中共福建省委常委兼组织部长、闽西南军政委员会委员、闽粤赣省委副书记兼组织部长等职，为领导闽西保田斗争作出了特殊贡献。
1940年lO月，中共南方局指示成立中共南方工作委员会（简称“南委”），统一领导广东、广西、江西、湘南、闽西南、香港等广大地区地下党的工作。南委书记方方，副书记兼组织部长张文彬，组织部副部长郭潜，宣传部长涂振农，秘书长姚铎，委员王涛。11月根据南委安排，闽粤赣边省委副书记谢育才被调任中共江西省委书记。1941年6月，谢育才抵达江西吉安，住省委统战部长林鸣凤家。7月初，到达江西省委机关所在地安福山。这时，谢育才看了前任书记郭潜写的3年工作总结，又听了代理书记颜福华的介绍，感到江西省委的情况非常严重，因为江西省委领导下的4个特委，实际上已名存实亡，省委机关也不健全。他深感自己责任重大，决定迅速把江西省委下面的组织建立健全。隔日，他随省委宣传部长骆奇勋一，跟着交通员李铁拐下山，直奔吉安。
到吉安后，当晚谢育才一行住在一家小旅馆。晚8点左右，谢育才和骆奇勋分别被国民党中统局江西省调统室行动队密捕。他的宣传部长骆奇勋随后叛变。审讯中，谢育才听特务叫他“谢书记”，不禁大吃一惊，因为此时谢育才的化名是李志强，职业是教员。这时，特务又说出了谢育才何时来江西、来江西干什么等等，谢育才知道省委机关一定出了叛徒。囚在敌人枪杆之下的谢育才痛心疾首，可又无可奈何。
可憎的敌人这时又假借谢育才的名义，写信给中共江西省委代理书记颜福华，并诱捕了颜福华。不久，颜福华也叛变投敌。接着，江西省委机关的工作人员全部被捕，电台台长等也先后叛变。中共江西省委全军覆没。
为了对中共南委封锁消息，特务将在吉安的所有有可能与广东联系的中共人员及其家属全部拘捕，利用缴获的中共地下党的电台，命令原中共江西省委的电台工作人员，仍按照过去的信号、波长、密码，对中共南委电台发出呼叫，企图骗取南委的信任，与其通话。
这时的中共南委和南方局对江西省委的情况全然不知。原南方局机要科科长童小鹏在《“南委”遭破坏前后》中说：“到1942年问，江西省委所属党组织基本瓦解，44个县委、200多个区委和绝大部分的支部都遭受国民党顽固派的摧残，2000多名党员被投入监狱，2000多名农村党员被强行‘管训’。对于这么严重的一件大事，南委几乎有大半年的时间被蒙在鼓里，毫不知情。”
对于南委的情况、联络方式，只有新到任的江西省委书记谢育才最清楚，只要谢育才开口，破坏南委指日可待了，于是特务们加紧了对谢育才的逼供诱降。中统大特务冯琦亲自出版审讯，还动用了叛徒骆奇勋等劝降，可在敌人所有的招术面前，谢育才只有一句话：“想从我嘴里你们得不到任何有用的东西，让我放弃真理——绝不可能！”后来，国民党江西省政府主席熊式辉也亲自出面劝降，熊假腥腥地说：“我们是爱护人才的，希望你同我们合作。”，谢育才冷笑地对熊式辉说，如果你答应我地下三个条件，我可以考虑你的建议。这三个条件，熊式辉无论也无法接受：“一，无条件释放我；二，保持我共产党员的立场和信仰；三，我不做任何反对共产党的言行。”
困在狱中的谢育才，知道南委处在随时随地的危险之中，故而心急如焚。从被捕之日起，他一直没有停止过送出情报的努力，并多次试图通过各种方式带信给南委书记负责人方方，甚至曾秘密写报告给周恩来，但都未能成功。剩下的只有一条强行越狱之路了。第一次试图用小刀锯断木窗栏，跳窗而逃，没成功；第二次又想通过收买看守越狱，也未成功。后在江西泰和马家洲集中营，谢育才决定再次冒险越狱，他用旧牙膏皮做成钥匙，试开脚镣，还真成功了。于是他再次用仿制的钥匙试开囚室门，想不到给扭断在锁孔内，立即被特务发现，便对他加戴重镣，再也无法实施越狱计划了。
敌人见劝降无效，又用儿女私情、骨肉亲情来软化谢育才。他怀孕着的妻子王勖这时也被敌人投入监狱，不久，即在监狱里生下一个孩子，取名谢继强。妻儿在条件十分艰苦的监狱时，整天哭泣，令谢育才心酸不已。可恶的敌人，后来借故把婴儿从母亲手中骗出，单独囚禁在谢育才囚室的附近。无人照料的娃儿一饿就哭声振耳，谢育才听后肝肠寸断。但敌人无法用这样残酷的心理来迫害和改变谢育才的的革命信念，他曾向狱中难友表示，“革命者为真理正义而流血亦心甚安”，并做好了牺牲的准备。
当谢育才又从零零星星的消息中得知敌人正在想尽办法寻找南委领导及驻地时，心急如焚的他再度决定：不惜一切代价，尽快出狱，向南委报警！
这一回，谢育才作出了牺牲的准备。他甚至给狱中难友留下了一首“诀别诗：“为国捐躯身不忧，唯愿正气永存留。成败论定任褒贬，忠奸自让后史修！”
谢育才作出的决定，令他的战友和妻子都是想象不到的：他向敌人拿来的“自首表”上签了自己的名字！
“叛徒？你要当叛徒？”妻子不敢相信自己的丈夫会选择这样的道路。但她很快明白丈夫是想通过“假投降”来换取中共南委的安全。多么崇高的牺牲啊！丈夫是个好男儿，真共产党！妻子的心一下平静了。
1942年2月9日，谢育才、王勖一家人被押出集中营。
然而特务们一直将他全家紧紧盯稍着。 时间一天天过去，谢育才夫妇焦急万分。有一天，特务突然来问他：“电台的密码你知道吗？”谢育才应道：“我不懂这个。”特务又说：“我们已和南委接通电讯了，南委要你回‘全福处’，‘全福处’是什么意思？人名还是地名，这你应该知道吧？”谢育才一听，顿时吓出一身冷汗：“全福处”，应该指的是中共福建平和县长乐地区区委书记刘全福处，老刘负责着南委电台的安全保卫工作。估计敌人真的利用电台与南委接上电讯了，难道南委已经暴露？如此一分析，谢育才更加焦急，可又不能让敌人看出真相。急中生智的谢育才这样与敌人周旋道：“我想起来了，‘全福处’是地名，在福建龙岩，我在那里住过的。”这个地方与刘全福所在的闽南平和县相距400余里。谢育才想的是：如果能找到刘全福，就可以找到南委了。
敌人是如何与南委电台接上关系的呢？《南方局党史资料．党的建设》中“中共南方工作委员会概况”中这样写道：“1942年2月（春节）后，南委电台接到重庆电台指示：‘江西台找你们，请与联系。’差不多在同一个时期内，南委电台正在与其他电台通电时，江西电台突然用同样的波长插了进来，诡称由于机器损坏中断联系，现已修好，要求恢复联系。起初，南委负责同志认为江西电台中断联系半年多，对此应有所警惕，于是决定，首先，考查一下是否是江西台，要它说明中断原因；二、要江西省委将中断后的情况作详细报告；三、南委暂不向江西省委作任何指示和通知。此后，江西的叛徒即以江西省委名义，通过电台陆续发来一些‘报告’。南委曾询问谢育才本人情况，江西台则诡称‘谢育才在日寇轰炸泰和时受伤住院’和‘情况不明’等等。南委书记方方曾将此情况提交涂振农、郭潜等研究，他们都认为没有问题。于是，方方决定派郭潜去传达指示和检查江西工作，并给谢育才发一封明文隐语的信，要谢育才5月中旬到曲江与郭潜见面。”
这个情况与谢育才分析的现状差不多，敌人用江西的电台取得了南委的信任，并且得到南委要谢育才去曲江见郭潜的情报。再也不能等了！1942年4月29日深夜，住在后面平房里的看守，因有事外出一直没有回来，而前面房子里的两个特务，又到邻居处聊天，迟迟未归，真是千载难逢的好时机，只能拼死一搏了，哪怕牺牲也在所不惜。
当时他的孩子已经熟睡，若带着孩子走，万一孩子啼哭，则前功尽弃，若放弃孩子离开，未满周岁的孩子明天将会怎样？生离痛过死别，孩子本来就跟着他们受尽折磨，今日一别，也许永世不得相见，是生是死，只能听天由命了。既是革命者又是为人父母，孩子是父母的心头肉，哪有父母愿意将孩子抛弃？作为革命者，谢育才必须越狱为党报警，作为父亲，只好寄希望于庄家人良心发现，庄家没有孩子，应该不会杀害无辜的孩子吧？吻了又吻熟睡中的孩子，夫妻二人忍痛割爱，跳出窗外，越墙逃走。谢育才把事先写好的两张纸条压在园中石板上，一张条子上写了首诗：“卑躬屈节非顺意，擒住雄心静待时。鸟已高扬人何慕，欲学叔齐与伯夷。”以表明心迹。另一张条子是写给庄母的：“庄老太太，孩子是没罪的，请不要因政治信仰不同而杀害他。”
小心翼翼将园门打开一条缝，两人闪身而出，很快钻进小巷里。夜深人静，两人不敢稍懈，一路连奔带跑，朝着原先观察好的方向迅速奔去。他们昼伏夜行，风餐露宿。为了不至引人注意，谢育才用偷偷带出来的剪子，将王勖头发剪短，换上用旗袍改的短衣，女扮男装。白天他们躲藏在被盗挖过的坟穴里，轮流睡觉，渴了舀坟头积水解渴，晚上，到天黑尽了才敢出来，急匆匆赶路。途中曾碰上土匪，将他们身上仅有的几块钱和手表也都搜走了。
走到离泰和100多里路的时候，因为心急改为白天走公路，以加快行程，却不料碰上抓壮丁，将他俩抓到乡公所。到了乡公所，一搜身，发现王勖是女扮男装，谢育才急中生智，谎称两人是自由恋爱，遭受家庭阻挠，所以从吉安逃回家乡平远，乡长对他们的一套说辞半信半疑，因为当天是圩日，围观者很多，大家都很同情他们的“反封建行为”，乡长见他们身上没钱，又不想惹麻烦，于是就放了他们。谢育才趁机提出要求，要乡长发给路条，许多围观者也纷纷支持他们，乡长怕再添麻烦，干脆开给路条，二人因祸得福。
终于可以在大白天走路了，王勖又回复女装，穿上旗袍，两人激情满怀，希望早日到达南委！由于盘缠不够，谢育才把仅剩下的一件御寒衣物——毛背心也卖掉了，最后连那块露宿山间用的油布也卖掉做路费。日夜兼程，谢育才的脚底打起了血泡，走一步都钴心的疼，一瘸一拐，欲速不能，心中十分着急。路途中，谢育才深怕自己赶不及而使南委遭受破坏，按下山时，南委电告的曲江地址，不具名地写了一一封信：“江西最近伤寒病流行，注意提防传染。”5月22日，谢育才夫妇风餐露宿，冒着被敌人追捕的危险，经过24天步行，行程500多公里，终于到达闽粤边平和县的小（石示）村。 谢育才找到南委军事干部刘永生和长乐中心区委书记张全福。谢育才见，面的第一句话就问南委的安危，当听说南委安然无恙时，两行热泪夺眶而出。当晚，谢育才奋笔疾书，将自己被捕和逃离的经过，详细写了一份报告，将江西省委被破坏、颜福华等主要领导人叛变、与南委通讯联系的电台已被敌人控制等情况，如实进行了报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