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急着来就为这事……”说着，江竹筠不禁眼圈红了，声音哽塞起来，“万一，我和四哥回不来，你就……就当云儿是你的孩子吧！”
王珍如明知道自己一个大姑娘带着小彭云有说不出的难处，但她明白这是竹筠和彭咏梧对自己最深挚的信任。她欣然承担起了这个义务。
云儿马上就要让王珍如带走，夫妇俩急匆匆地到附近的街上店铺给云儿买了件美军毛毯改制的儿童大衣和一顶小军帽。但由于衣服太小，于是江竹筠又急忙赶到店铺，换回一件同样的军毯改制的儿童大衣。当她赶同来时，已经满脸是汗，气喘吁吁了。两人亲手给彭云穿戴好衣帽后，带着彭云到千秋照相馆照了一张合影，这张照片也成为他们一家唯一的合影。
夫妇俩抱着云儿到汽车站送行。真的就要分别了。彭咏梧和江竹筠心里一下有了生离死别般的难受。临上车前，江竹筠抱着云儿亲了又亲，彭咏梧默默站在一旁注视，眼眶里滚动着泪水。当汽车启动时，云儿却突然“哇”地大哭，张着小手凄厉地哭喊：“妈妈——！”而坚强的江竹筠这时紧紧挽着彭咏梧的手，已是泪流满面了。
至此，云儿的事算是安排妥当。 11月底，彭咏梧和江竹筠满怀战斗豪情，离开重庆，踏上了到下川东组织武装起义的征程。彭江扮作夫妻还乡，他们第一站是万县地工委机关，在那里停留数天，与地委商定：以云阳、奉节、巫山、巫溪为前线，由彭咏梧指挥。万县、开县为二线地区，由涂孝文分管。会后，彭江继续东下，到达云阳，12月初，在云阳农坝乡炉塘坪召开重要军事会议，决定成立中共川东民主联军（后改为川东游击纵队），由彭咏梧任纵队政委，赵唯任纵队司令，蒋仁风为参谋长。炉塘坪会议后，彭咏梧、江竹筠随即奔赴武装起义的大本营奉节青莲乡，彭咏梧以新聘教师身份，住进青莲中学。经过紧张的筹备，决定将起义定于1948年1月28日。由于深感干部缺乏，起义前夕，彭咏梧要江竹筠回重庆一趟，向临委汇报下川东的情况，并请求尽快派一批知识分子干部来做骨干，同时为游击队筹备些给养。
1948年1月初的一天，江竹筠离开奉大巫支队的暴动中心——奉节县青莲乡，秘密潜往重庆向川东临委汇报工作并选调干部。
离开火热的革命暴动中心的那一天，江竹筠特意穿上那件她平时最喜欢的蓝旗袍，外面罩上下乡时穿的黑毛衣，由两位即将参加暴动的农民战士，扮成轿夫，抬着离开青莲乡。分别时，江竹筠深情地看着来送行的同志们，最后目光定在丈夫彭咏梧身上，眼圈有些发红。与这对革命夫妇关系最亲近的吴子见同志忍不住地开玩笑说：“表姐，这样舍不得离开姐夫，就快点回来喽！难过啥子嘛！”江竹筠也佯装笑容说：“哪个难过了？不就是暂时分开十天半月嘛！”彭咏梧也接过话头：“有道是，两情若是久长时，又岂在朝朝暮暮。”然而，谁也没有想到，这一别，竟然是彭咏梧和江竹筠这对恩爱夫妇的永诀！
到重庆后，江竹筠强抑思子之情，马不停蹄，联系上了川东临委的丰要领导人，向他们汇报了下川东武装斗争准备情况以及自己此行的任务。江竹筠又找到跟上层关系好的沙磁区学运特支书记刘国鋕，请他帮助筹措一些给养以及医药。接着，她找到了办《挺进报》的蒋一苇，转达了吴子见的问候，告诉了下川东武装斗争的情况和动向，蒋一苇、陈曦夫妇都特别高兴。蒋一苇告诉了她云儿的近况：王珍如带着小云很困难，学校怀疑小云是她的私生子，要解聘她；希望她如果没有别的好办法，就把小云儿放他那里带养。
江竹筠没想到王珍如带着彭云竟遭受人们这样刻薄的诘难，内心既感激又不安。告别了蒋一苇他们，她赶紧去《大公报》找谭竹安，问幺姐到底能不能来重庆带彭云。谭竹安告诉她：“幺姐已来信了，已同意来重庆，只是家里有些事务需要处理，大概时间不会太久。”
这使江竹筠很感动，幺姐果然是个好姐姐啊！她渴望幺姐真的就在这几天来重庆，既完满解决了云儿的抚养问题，自己也能见见这个丈夫的“原配夫人”，见一见自己一直既觉得对不住，又特别敬重信任的好姐姐。
处理完一切事务后，她立即赶往王珍如那里，去见日思夜念的云儿。到达学校时，已近黄昏了，她悄悄地来到王珍如家，当看到正玩得高兴的彭云时，江竹筠猛地跑过去，蹲在地上，双手拉着云儿，痴痴地看着云儿，激动得竟然没有立刻呼唤。好在王珍如平时就拿着他们的合影照片，教彭云认爸爸妈妈，因此，对江竹筠突然的举动，他虽然感到惶恐，却也没有哭喊和挣扎。王珍如在旁边叫他喊妈妈，他竟顺从地怯怯地叫了江竹筠一声：“妈妈。”
这一声亲切的渴盼着的称呼，刹那间使江竹筠再也抑制不住泪水，她哽咽着说了一声：“好云儿，妈妈好想你呀……”便泣不成声。
平静下来后，江竹筠感激地说：“珍姐，为云儿，你受了好多委屈，我都知道了，心里真不晓得说啥子好。我想……这次就把云儿接走……”
王珍如一听便有些急，可很快平静下来，说：“你和老彭为了革命舍家弃儿，我这点算啥子嘛？我听你的安排……”。
说服王珍如后，江竹筠连夜带着云儿回到市区，并把云儿交给蒋一苇、陈曦夫妇。
1948年1月18日，江竹筠带上杨建成、刘本德、罗曙南、周有毅四名干部起程返下川东。23日，住云阳董家坝彭咏梧外婆家，在这里等待和接头的人见面。但万万没有想到，他们等来的却是彭咏梧牺牲的消息。那是1月31日，他们在这里已经待了整整七天。前一天，卢光特和他们见面，已经谈到了关于彭咏梧牺牲的传说，虽然未经证实，但是江竹筠就已经预感到丈夫彭咏梧可能凶多吉少。当吴子见同志把彭咏梧牺牲的确切消息带来时，早有心理准备的江竹筠仍感到犹如万箭穿心般的痛苦。尤其听到彭咏梧牺牲的具体细节时，她抑制不住地“哇”地一声哭起来，但她随即猛地止住抽泣，强作镇定地对吴子见、卢光特说：“老彭牺牲了，我们更不宜在此久留了，得赶紧商量下一步啷个办吧！”
江竹筠强忍着内心的悲痛，和卢光特、吴子见一起认真地研究应变的措施，直到夜深。
根据商量后的决定，他们需立即撤离。第二天早饭后，江竹筠和带去的四位同志以及吴子见、卢光特、刘德彬八人分头离开董家坝，乘木船溯江而上。船抵云阳故陵沱时，按照行前江竹筠的安排，吴子见带着杨建成、刘本德、罗曙南下船，去云奉南岸齐曜山开辟工作，江竹筠则带着卢光特、刘德彬、周毅继续溯江而上。船到万县时，她安排周毅暂留在万县，刘德彬去垫江，她自己则继续溯江而上，去重庆向川东临委汇报下川东游击队的情况，听取新的指示。
中途，江竹筠有个愿望：她要去奉节亲自确认一下丈夫彭咏梧牺牲一事。于是，也就有了下面的一幕：
这是一个阴雨连绵的日子，江竹筠打着雨伞，行走在奉节县城。刚走拢城门口，见一群人聚集在一起，仰头望着什么，又恐慌地窃窃私语着。她走近后，不自觉地跟着望上一看，却见城头上悬着一排木笼，那木笼里装着一颗颗血淋淋的人头。她想：不知是哪些革命者牺牲了，心里觉得很难过。正想走开，她想到应该把事情弄清楚好向党汇报。可是人头已经腐烂，无法辨认，只得走到旁边去看布告。布告上，粗暴的红笔勾去了一连串的名子，几个熟悉的字迹很快跳入她的眼睑：“匪首彭咏梧……”
“是老彭啊！”这是多么残酷，无情的打击啊！江竹筠感到眼前一片发黑，那城门、木笼……好像在空中旋转，满脸悲愤的泪水正要夺眶而出。然而，她没有这个权利在此时此刻为自己的亲人流一滴泪、嚎一声哀，因为城门口还站着一排荷枪实弹的匪兵。不能迟疑，必须马上离开。就这样，江竹筠强忍心头的悲愤，朝木笼深深地望了最后一眼，便快速离开了现场……
2月7日傍晚，江竹筠和地下的同志们到达了久别的重庆。次日，在约定的地点和时间，她见到了临委副书记兼下川东地工委书记涂孝文等领导人，随即汇报了下川东武装暴动后的危急情况以及彭咏梧牺牲等情况，并希望组织上派她继续到下川东。
2月8日晚上，正是农历除夕夜，这是众人的喜庆之夜，有钱人觥筹交错，穷人也盼着一家团圆，刚刚忙完工作的江竹筠却是无家可归，她独自一人，踯躅在大街上。除夕之夜，街上显得十分冷清，偶尔有几个过往的行人，也是步履匆匆。周围不时传来零星的爆竹声。徘徊在大街上，想到丈夫的牺牲，自己有家不能回，不禁悲从心生，眼泪横流……大哭一场后，江竹筠感觉心里轻松了好多，但她很快警醒：这样的夜晚，一个女子在外，容易招致敌人的怀疑。她想了想，决定到小龙坎投奔挚友何理立的家。
何理立刚好在家，江竹筠便在此安顿一宿。次日是正月初一，吃过早餐，江竹筠来到蒋一苇家，她要见自己日夜思念的云儿。
到了枣子岚垭的蒋家，江竹筠远远就一眼看到儿子了彭云。“云儿，妈妈来看你了——！”江竹筠一步跨上前去，双手抱起儿子，在儿子的脸上亲了个够。小云儿先是一愣，但毕竟分别才半个多月，他马上认出了眼前的这位亲妈妈，便欢快地连声叫着“妈妈”“妈妈”。儿子的几声呼喊，触动了江竹筠对丈夫的那片哀伤，她忍不住颤动着嘴唇，一边啼哭一边万分悲恸起来：“云儿，爸爸叫妈妈来看你，可他……”话没说完，便悲不能遏地大声痛哭起来，那大滴大滴的泪珠滴落在儿子的脸颊上。小彭云见妈妈如此恸哭，不由跟着放声大哭起来。母子俩的哭声，惊动了正在整理家务的陈婆婆，她连忙跑出来，发现母子二人哭作一团，大惊失色。中国有传统的风俗：正月初一有人在家哭是不吉利的。蒋一苇夫妇回来后一听陈妈妈说江竹筠今天到这里后，抱着儿子便大哭，蒋一苇夫妇也觉奇怪，后来才知道她江竹筠刚刚失去自己的丈夫与战友，内心不由感叹：江姐啊，你为了革命不知以后还要受多少痛苦……
在重庆市民们欢度春节的日子里，江竹筠却强忍着内心失去亲人的悲痛，每天奔走着在作再次赴下川东的准备。
她去《大公报》宿舍找了谭竹安，一方面催他帮助落实幺姐谭正伦来重庆带彭云的事，一方面向他再讲讲当前对敌斗争的形势和任务。接着，江竹筠再次找到川东临委负责人，表示自己重返下川东的决心。组织上考虑到江竹筠经受的打击，再三要她留在重庆工作，也好照顾孩子。可江竹筠坚决拒绝，说：“这条线的关系只有我熟悉，别人代替有困难。请党相信我，我要到老彭牺牲的地方工作。”
临委拗不过她，也尊重她的意见，鉴于彭咏梧牺牲后的确只有她最熟悉下川东农村这条线上的各种关系，决定让她再去云阳，到汤溪工委帮助李汝为、赵唯工作，那里已成为整个下川东武装斗争的重点地区了。这是江竹筠在非常时期的一次义无反顾、赴汤蹈火的抉择。她知道，这一去，就可能像丈夫彭咏梧一样牺牲，再也难以回重庆了。就像她对挚友何理立说的那样，“此去已有了赴死的决心”。
1948年2月中旬，春节还没过完，江竹筠就轻装上阵，连被子行李都没带，只怀揣着从谭竹安那儿拿的那本《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便离开重庆，乘船去了万县。
也巧，就在江竹筠去万县不久，彭咏梧的原配夫人谭正伦就带着与彭咏梧所生的儿子彭炳忠到了重庆，又从蒋一苇、陈曦夫妇手中接过只有一岁零十个月的彭云。虽然阴差阳错，江竹筠一直没能见到她渴望能见到令她尊敬的彭咏梧的第一个妻子幺姐，但彭云这根纽带，却始终将两颗女性的心，紧紧地连在了一起。
江竹筠此次一腔热血来到下川东，准备在丈夫准备的地方，重新举起暴动火炬，与敌人展开一场殊死战斗。但由于敌我力量悬殊，暴动地区的风声很紧，组织上告诉她暂时不能去老彭工作过的地方。尤其是下川东工委书记涂孝文等曾对江竹筠的工作有过几种考虑，甚至想派她和卢光特经宜昌去大别山解放区，引一支部队进入两巫，但都因为条件未成熟搁置下来。
江竹筠暂留万县，等待组织上的安排。等待着的日子，是孤寂的。她活得不太快活，也不太悲伤，当然有时也不禁凄然为死了的人而流泪。更多的时候，江竹筠把内心的痛苦深藏起来，不让她的同志们有丝毫的觉察。她默默地承受丧失亲人的痛楚，她无法从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