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切背叛者都没有好下场，这是历史和现实的共同结论。人们之所以憎恨这样的败类，是因为他们犯下的罪行是不可饶恕的。
在整个“红岩故事”中，由于叛徒的出卖，重庆地下党组织遭到极大的破坏，一度组织基本上处于瘫痪状态，前后有133人被捕，其中：重庆城区被捕的67人，上下川东41人，川康17人，上海、南京8人。133人中，被敌人杀害的有53人，下落不明（大多为秘密杀害）的35人，释放和“11·27”大屠杀脱险的25人，自首变节后仍被敌人杀害的4人（如蒲华辅、涂孝文等），叛变后参加特务组织的8人。
在短时间内，一个重要城市的组织遭到如此严重的破坏，以及有那么多共产党员先后被敌人逮捕和屠杀，这在中共建党史上也是极其罕见的。《红岩》故事之所以能够深入人心，让我们党内很多同志深深地铭记，与这样惨痛的教训有直接关系。
在这惨痛的教训中，党内出叛徒，党的组织中的主要领导干部当叛徒的教训，无疑是最值得深思的问题。在今天，我们党的领袖们常告诫全党：中华民族的兴衰，关键是看我们的党，而党能否保持永久的执政地位，关键看党的领导干部。又说：现今党存在的主要问题是腐败问题，而党内腐败主要出在党的领导干部身上。
党的领导干部能否清醒地认识这些问题的严重性，这其实是检验一个执政党能否长久执政的关键所在。可惜的是，我们现在的一些坐在领导高位上的党的高级干部并没有从根本上意识到这些，他们在纵容自己的所作所为的同时，也在纵容自己身边的人，包括纵容自己的家人与亲属，他们以为天下是他们的，所以他们的一切都可以“瞒天过海”……
所以，在经过白公馆、渣滓洞狱中斗争的共产党员们通过血和生命的惨痛教训，以自己的生命代价，给党提出了“八条意见”，其中第一条就一针见血地指出了“领导机构腐化”问题，并给出了“这种从上而下的腐化，是四川地下党斗争失败的基本原因，所以狱中一般反映认为下级比上级好，农村干部比城市干部好，女干部比男干部好……”的结论。
狱中的共产党人们在眼睁睁地看着自己的组织被敌人毁灭性的破坏，看到自己的同志最后也包括了每一个同志自己的生命被敌人轻而易举地葬送的惨痛代价，因而也向党忠诚地提出建议：“严格的进行整风、整党，把一切非党的意识、作风，洗刷干净，不能允许任何细菌残留在我们组织里面……希望组织上能够切实研究，深入的发现问题的根源，而且经常注意党的教育，实查工作，决不能允许任何非党的思想在党内潜伏。”据说，上面这句话是坐了十年牢狱之苦的许晓轩坚决要求写入“八条意见”中的其中一条。
假如山崩地裂，
假如是天要跨下，
假如是一动就会死，
假如是有血才有花。
只要能打开牢笼，
让自由吹满天下，
该去的就勇敢的去吧！
有代价就不用惧怕。
这首诗是烈士古承铄给我们留下的。笔者想对全党的同志说，假如你已经加入我们的这个神圣的组织，我们便有了入党时宣誓的“为共产主义奋斗终身”的崇高理想和信仰，既然我们向党旗承诺了，因此无论在任何复杂、任何艰难的情形下，我们都要想一想不管你选择了对党的忠诚还是背叛，这种选择的代价将对你生命和生命之后的声誉都将具有不可逆转的最终裁决，所以一定要想好了再付之行动，否则历史将对你永远是无情的！
第三章：女人无叛徒
一
“红梅花儿开，朵朵向太阳。……”这首经典革命歌曲，在中华大地上传唱了几十年。这也是《红岩》为什么能够深深地烙在几代中国人心头的重要原因之一。《红岩》之所以染了红一颗颗向往共产主义革命理想的崇高心灵，之所以让千千万万民众记忆不忘，就是因为《红岩》里有一个叫“江姐”的人物，她像红梅一样，让共产党人的光辉形象永远照耀在我们心中……
真实的“红岩”故事里到底有没有“江姐”这人呢？回答是肯定的。那么她到底是谁呢？一般意义上说，我们都把一个在敌人监狱里坚贞不屈、堪称“狱中大姐”的江竹筠作为“江姐”。其实，江竹筠只是当年在敌人监狱里那些表现坚强的众多女共产党员的其中之一。
在一个个叛徒背叛组织、出卖同志的长长的一大串牺牲或脱难的革命者名单中，共有24名是女性（其中有2名是幼女）。你能想像在男人们都无法忍受的重刑和条件极其困苦的牢房里，所有的女姓中竟然没有一人当叛徒！这是什么原因？难道仅仅是性别上的差异？否也，人们常把男人比作钢铁一般坚强，女人总是柔性似水，眼泪当歌，可偏偏“红岩”故事里的女人个个意志坚定，宁死不屈。
在铁的事实面前，我们只能说：女人就比男人强，女人永不背叛！
女人是忠贞和慈爱的大地母亲
“红岩”故事里的白公馆和渣滓洞这两个监狱是什么时候开始有女犯的呢？据可靠的材料证明，白公馆相对要早一些，这是因为白公馆最早关的“犯人”中有王振华、黎洁霜夫妇，他们是从贵州息烽监狱转移到白公馆的，时间在抗战刚结束的1946年中。黎澍霜女士和王振华夫妇后来又生了一男一女，后来又有像叛徒蒲华辅一家中的母女二人（蒲小华和其母郭德贤）到了白公馆。如果再往前推一下，白公馆还关押过“小萝卜头”一家中的徐林侠女士。这样说来，“红岩”中的“女犯”主要关押在渣滓洞。
据说，渣滓洞的第一名女犯名叫周香泉，她大约是1948年3、4月关到渣滓洞来的。她的问题主要是因丈夫的原因被关押此地的。周香泉当时已身孕，加上她有一定的社会关系，她在渣滓洞没关多久就出狱了。
1948年4月是重庆地下党遭到严重破坏的开始，渣滓洞里的“女犯”便成倍增长。在中共重庆地下市委书记刘国定、副书记冉益智及任达哉、李忠良等叛变后，重庆地下党的各级负责人和一般党员以至群众相继被捕。4月一个月内，就有胡其芬、牛小吾、皮晓云、倪俊英、李惠明、熊咏辉和曾紫霞等七名“女犯”被关进渣滓洞，关在渣滓洞那幢两层十六间牢房的楼上第六室，当时连周香泉一共是8个“女犯”。
5、6月间，周香泉出狱。因案受牵连的孕妇张秀蓉女士挺着大肚子又被关进女牢，不几天又有张秀贞女士从雅安转成都也押到渣滓洞来了。
川东临委副书记兼下川东地委书记涂孝文的叛变，使川东的许多党员被捕并押到了渣滓洞。这批囚犯尚未押进渣滓洞时，就把女牢搬到了进渣滓洞院内左边一排平房靠监狱楼房的两间，即女牢一室、二室。从万县被捕的江竹筠、李青林、陈继贤、黄玉清四位女共产党员就是这时被关押到女牢房的。1948年4月21日同一天，另一位女共产党员李玉钿也被押进女牢。这年下半年，又有罗娟华、胡芳玉、杨文玉、徐世荣、康继英、胡述民、曾永熙、黄莲生、朱世君、左绍英、杨汉秀、邓惠中、张静芳、马秀英、彭灿碧、盛国玉等“女犯”先后被关进女牢。1949年9月，刘国鋕的未婚妻曾紫霞保释出狱后，又有荣增明女士被关进渣滓洞女牢。
这样算来，从1948年3、4月到重庆解放前的“11·27”大屠杀时，女牢共囚禁过30多人，因为关的时间前后不同，两间女牢中经常囚禁的大约20人左右。
在这些女人中间，我依然认为她们在敌人的严刑拷打、监狱这样条件异常艰苦和残酷的地方能够始终坚持对党和革命忠贞不屈的情操，实为难以想像。泰山压顶不弯腰的男人做到的事，她们做到了；暴风骤雨下男人做不到的，她们做到了；寂静痛苦和迷茫不清的征途上男人迷失了，她们依旧唱着歌、昂着头，每天以爱和阳光迎接各式各样的斗争……这就是女性的伟大，女共产党人的可歌可泣！
有人说，女人骨子里比男人更坚韧。被自己的反动亲属、重庆市长杨森亲手杀害的杨汉秀可以证明。
这位受周恩来指派从延安回到重庆从事地下工作的女共产党员屡次被敌人被捕、用刑，可她每一次都英勇地挺了过来，她甚至在敌人兽性面前从来就没有低过头、动过容，而且时常与独特的机智和勇敢嘲弄敌人。
烈士的儿子李继业曾撰文这样回忆自己的母亲：
“我妈妈从延安回来后，曾先后三次在渠县被捕，关进了成都将军衙门的省特委监狱，后因查无实据，只好把她释放了。第二次被捕是在一九四八年的夏天，妈妈离开我回到渠县参加武装起义失败后，由重庆国民党西南长官公署二处副处长杨元森亲自带人将我的妈妈逮捕。由于妈妈在当地是知名人士，杨想借抓我妈妈来显显国民党的威风，当时国民党对华蓥山地区刚进行了残酷的反革命清剿，杀害了很多同志，到处充满着白色恐怖。为抓我的妈妈。敌人调来一连军警，要把她押到大竹去。妈妈知道，他们是想借抓她来达到镇压群众的目的，刚走到渠河边上，妈妈说啥都不走了。非要特务雇滑竿抬着走，还提出要带我的姐姐到重庆去读书，这时群众越来越多，特务怕出事只好同意了。一连军警前呼后拥地护送送着两乘轿子上路了，特务想示威没有达到目的，倒让杨大小姐显示了共产党员的威风。
从大竹押到重庆，开始关在老街监狱，在那里妈妈认识了从垫江抓来的盛国玉同志（盛是渣滓洞监狱大屠杀时，脱险的唯一一个女同志），妈妈趁上厕所时对她说：‘我和你们是一样的人’。当时，妈妈身上穿着八路军军装，住的是单间牢房，又比其他难友稍多一点自由，可以在院中走动。所以盛国玉搞不清楚我妈妈究竟是一个什么人。因此，妈妈在跟她说话时，她只是哼哼哈哈地应付了几句话，不敢再多说别的。没过多久，敌人要把盛国玉等人转移到渣滓洞监狱。临刑前，妈妈出钱请人炒了三大盆菜，为他们一行三人送行。临上车时，妈妈又去过去对盛国玉说：‘你们先去，我随后就来。’几天后妈妈也被移送渣滓洞监狱，与盛关在同一间牢房。
狱中的生活很差，妈妈尽力从外面带进去吃的和用的东西，分给众难友共同享用，从不避嫌。遇到监狱里要与敌人作合法斗争或是谈判之类的事情，她总是利用与杨森的这层关系出面与特务交涉。1949年春节快到了，难友们准备开联欢会，妈妈代表难友去跟看守所长谈判，当时三大战役胜利的消息已经传到狱中，特务们的中心早已惶惶无主，所以勉强答应了开联欢会的要求。那天，敌人在大门外增加了岗哨，机枪架在高高的铁丝网上，密切地注视着牢房内的一切动向。妈妈把被面系在腰上，从牢房了跑出来，带头扭起陕北的大秧歌，她边跳边欢笑着大声歌唱：‘正月里来……’妈妈跳的大秧歌，把联欢会的气氛顿时推向了高潮……”
烈士儿子所描绘的这一幕，便是《红岩》中叙述过的著名的监狱“春节联欢”场景。那天东方旭日刚刚露出，当时的渣滓洞监狱里突然热闹起来。狱友们突然见身穿褪色的列宁装的杨汉秀，举着“监狱之花”小娅娅，先到地坝中央向监狱内的给叔叔伯伯阿姨们拜年，那小女婴被杨汉秀高高地举着，咧开小嘴，“咯咯”地笑着，惹得整个监狱一片欢声笑语。这时，只见杨汉秀这位曾经参加过延安秧歌队的鲁艺学员，把鲜红的被面系在腰间，甩开双腿，扭起婀姿多娜的美丽腰胯，如一束艳丽的彩虹，跳起了革命人熟悉的大秧歌舞。随着她的节奏，同室的“女囚们”一个个随其后面，一起踏着轻盈欢快的步履，翩翩起舞。那丝光被面的彩裙，姹紫嫣红，使人眼花缭乱……50多岁的狱中“邓大妈”加入了跳舞行列，受刑跛脚的李青林出现也踏着有节奏的舞步出现了，前几天还受敌人重刑的江竹筠带着那苍白的脸上也跳得布满了红云，美丽漂亮的女青年曾紫霞头上的蝴蝶结更像一团烈火在跃跃跳动——
“正月里来是歌声，
赶着猪早出了门。
猪呀，羊呀，赶到哪里去？
送给那英雄的解放军……”
据说，当时守卫在监狱里的特务官兵们完全被眼前的场景弄得目瞪口呆，迟迟不知所措。在男室难友击首鼓舞和叮当作响的镣铐声中，女室政治犯们唱得更高昂，舞得更欢快了。
“一心拥护朱德总司令，
一心拥护解—放—军！”
这是爆发在“中美合作所”集中营里的政治示威，是震撼这口“人间活棺材的”的青雷，它让敌人心惊胆战了很久很久。也在革命者的记忆里永存——
1949年春节。清晨。渣滓洞。
一号牢室蓦地升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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