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庆解放后，冉益智还想蒙混过关，先跑到“脱险志士联络处”去登记，想冒充脱险志士，被知道他底细的同志愤怒地轰了出去。后又跑到组织部门去主动汇报情况，着重说明他被捕后保留了一大批组织和地下党员，有100多人没有交给特务，自称是有立功赎罪表现的。其实，他当初叛变交人时的原则不是分轻重，而是依据对自己的危险程度而定的。凡是可能影响他的，他就交，否则便保留下来作为另一种“政治资本”，用来在解放后解释自己是“被迫”叛变的证据。刘国定曾对另一个叛徒调侃说：冉益智手上掌握的女党员都没有交。由于刚刚解放，当时组织上还不能一下子查清他的罪恶，就让他先回去好好反省。结果在上街的时候，正好碰上了已经投诚的国民党保密局西南特区副区长李修凯，李修凯对人民政府的宽大心存感激，正想着如何报答，当即就将冉益智扭送至公安部门，揭发了冉益智先叛党后当特务的罪行。
后来，西康省委书记廖志高来渝开会时，特地问：“叛徒冉益智枪毙了吗？”当得知冉仍是自由身，且还三番五次找组织解决工作问题时，廖十分震惊，声称绝不能让这样的叛徒逍遥法外。于是，1950年5月，中共重庆市委就冉益智问题向西南局政委邓小平呈递了专题报告，认为冉益智“叛党后即溶进了敌特垃圾堆中，造成川东党惨重损失，知之者无不愤恨烧心，许多烈士遗言仍清晰在耳，此人若不法办，对党员的气节教育有损，且难平众忿，难安死者”。经邓小平批准，冉益智被抓了起来。解放后，冉益智一直心存侥幸，他在所写的交代材料中还特地提出了“我的愿望和要求”：我以待罪之身，除静候组织的处分外，不知今后能否准许我以一个普通知识分子的资格去参加为人民服务的工作，以求立功自赎。为了免犯错误和以观后效，可否给我以一定的工作联系。此外可否投考军政大学或其他的学校，以俾重新学习，改造自己，重新做人，并待指示！
然而，历史并不宽容给革命事业造成危害的叛徒。1951年2月5日，重庆市人民法院判处冉益智死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那个出卖冉益智的余永安，因为当时不是中共党员，只是一个倾向革命的进步群众，所以解放后有关部门对他没有按叛徒论罪，而是按“坏分子”身份对他实行关押改造。
这是叛徒的应有下场。
七
1948年4月17日这一天，中共重庆市委可以说被两个败类丢尽了一个政党的全部尊严，因为就在市委副书记冉益智将自己的部属、北碚学运特支书记胡有猷供出的同一时间，市委书记刘国定则在向国民党特务分子叶翔之与徐远举出卖中共重庆地下党组织更大的情报。
事情这样的，自抓获许建业后，特别是当徐远举听取各路手下汇报的情况看，那位自称只是许建业才发展两个月的“新党员”——“老黄”很可疑，而且随着越来越多的中共地下党被捕，中共重庆市委组织似乎也快在浮出水面了。一旦中共重庆市委的主要负责人都抓在手，那该是何等的局面！想到这里，徐远举向上司作了汇报，请示加强他的“剿共”力量，尤其是17日白天刚刚得知他们又抓获了一条“大鱼”，并且这条“大鱼”已经投诚于他们国民党特务机关。于是国民党西南军公署长官朱绍良立即派了国防部保密局二处处长叶翔之配合徐远举，在这一天俩人一起连夜再次提审了许建业和刘国定。由于许建业依然拒不交代任何问题，两个大特务只得转过头来集中精力全力对付刘国定。
身材矮小，其貌不扬，从外表上看不像是有什么能耐的刘国定，之所以最初特务并不把他当回事，确实与他的长相和那种“没有官派”的言行有关。刘国定被扔在渣滓洞十来天后，对外面的情况一无所知，这对于一个长期从事地下工作、惯于收集各种信息加以分析得出判断，从而把握局势发展的人来说，简直就如正常人突然瞎了双眼：眼睛睁得大大的，眼前却漆黑一片。在这一片黑暗中，刘国定感到茫然、恐惧，他始终想不明白，这革命正搞得轰轰烈烈的时候，怎么突然就变成了这个样子？这么多年了，什么大风大浪没见过？可这次总觉得不对劲，难道真要在小阴沟翻船？许建业的地点是非常机密的，特务怎么知道的呢？只有一个可能，就是许建业出事了！而特务到现在还把自己当小人物看待，说明许建业并没有对特务说什么情况。许建业加自己，中共重庆市委委员一下子栽了两个！冉益智呢？我不说，还有谁知道他在哪里呢？李忠良和余天怎么样？千万千万不要被特务逮到，他们要是被逮住了，我就算真的拒不交代，以后在党内我说得清楚吗？我的前途呢？这次特务会对我怎么样呢？会不会一直关下去？一直关下去对他们有什么用呢？老婆快生小孩了，这几天怎么样了？肯定急坏了，千万不要动了胎气！汉利药房的那笔生意做得怎么样了？这段时间物价飞涨，还是该晚点出手才有赚头！前段时间王璞来过问药房的生意，什么意思嘛，信不过我？哼，他王璞上次就曾告发有经济问题，好在没成功，妈的，以后有机会一定整治整治他王璞，别不知天高地厚，我老刘是谁？大小也是中共重庆市委书记！这口恶气不出，以后还怎么把控整个重庆全市的地下党组织？可是，这么多天了，特务也没来过问一句，到底放不放我呢？要放，肯定是要写悔过书的，我写还是不写呢？
就这样，刘国定整天在渣滓洞监狱里胡思乱想。现在，终于等来押到二处问话的命令。是福是祸，一路上刘国定的心里一直在打鼓……
到了特务机关的审讯室，刘国定忍不住抬头打量了一下正面桌子后边坐着的两个扛着少将军衔的军官，在他们两边是站着的几个凶神恶煞的粗壮汉子。刘国定顿时心头一颤：妈的，今晚凶多吉少啊！再看看这两个国民党少将，其中有一个他认识，在地下党收集的重庆敌特重要头目照片中见到过，是行辕二处处长徐远举，另一个不认识。如此两个少将来亲自审问他一个“小人物”，刘国定想到这里心头直呼不妙。
“坐下！”这时，押送的特务猛推将刘国定一把，顺势将他按在凳子上坐下。等刘国定再抬起头时，只见审讯室内所有一双双凶狠的目光齐刷刷地在死盯着他……刘国定脸上的肌肉顿时抽动起来，露出一副哭不像哭、笑不像笑的难看表情。他赶紧低头看着自己的脚尖。
见刘国定如此反应，大特务徐远举和叶翔之相视会心一笑。然而只见叶翔之站起身来，背着手，走到刘国定身边，盯着刘国定围着转了几圈，不时哼哼地冷笑几声。
刘国定的目光不由自主地随着叶翔之转圈圈，转得头昏昏的，心都提到嗓子眼儿了，一股股凉气从五脏六腑透出来，浑身微微颤抖，腮帮子发紧。他极力想止住身体的颤抖，不想让自己在特务面前表现得太懦弱，就用四处张望来分散注意力，一抬头正好与徐远举的目光相对面礼只见徐远举舒适地靠在椅背上，一只手放在桌子上，手指无意识地敲打着桌面，双目微眯，两道寒光直射过来，刘国定脖子一缩，赶紧又低下头。
“市委书记——刘国定！”沉寂中，叶翔之猛地喊了一声。“我……”刘国定本能地站起来。“完了！”他脑袋嗡地一响，随即无力地坐回到凳子上，张着嘴巴呆呆呆望着叶翔之。
“很好！”叶翔之脸带笑容地拍拍刘国定的肩膀，“希望你成为我们的朋友。”
“不是！我不是！”刘国定突然像是从地狱里回过神来，狂躁地摇头摆手，仿佛要将刚才的失态抹个干净，可又苦于跳进黄河洗不清的极度尴尬。
“嘭！”徐远举今天是唱黑脸来的。只见他一掌击在桌上，向旁边的几个大汉歪了一下头。顿时，几个大汉三下五除二就把刘国定绑吊在刑架上，拿起皮鞭就往他的身上抽去……。
“哎哟哟……别别！我、我……”刘国定痛得大叫。
特务们好像并不在乎这位共产党市委书记此刻会有什么反映，一门心思地进行着他们对付共产党人的“规定动作”——鞭抽一阵后再搬来火盆，把烧红的烙铁猛地往刘国定的身上烙去……“求求各位！不要、不要烫了……我交代！我招！”
刘国定，这位在中共川东临委排名“第三把手”、又是重庆市委的最高领导，他的变节，便意味着整个重庆地下党组织的秘密全部暴露在敌人面前，同时整个重庆地区和四川省的中共地下党组织也被推到了最危险的境地……
根据后来查明，刘国定向特务交出了重庆及四川地区地下党的组织机构和人员名单；川康特委负责人华健及其在重庆的联系接头地点；彭咏梧领导的下川东武装起义失败后人员转移的情况；丰都、石柱、云阳、巫溪、宜昌的中共地下党组织人事的情况；中共阆中县委郑伯克调去云南工作的情况；中共重庆及四川地下党组织与长江局（南方局）的联系情况；出卖了重庆城区区委书记李文祥和妻子熊咏辉以及王璞、罗广斌、江竹筠、刘国鋕等人；出卖了上川东五工委书记骆安靖（后叛变）；地下党在广安开展统战工作的情况，等等。刘国定对特务最大的“功劳”，就是最直接地帮助了特务破获《挺进报》特支及“电台”支部，抓捕了陈然、成善谋等人，使徐远举完成了国民党重庆行辕下达的限期破获《挺进报》的任务，徐远举因此而受到加官晋爵，成为国民党保密局西南特区区长。
当然，刘国定的出卖行为不是一下子完成的。毕竟，“官场”上的事，他这样职务的人，知道不少。所以在经过叛变初期的惊恐后，刘国定很快制定了自己下一步行动原则，这就是：自己手上掌握的地下党情况不但是保命的资源，而且也是重新规划自己人生的资源，不能白白地提供给特务，还要以此与特务做利益交换。因此刘国定这个叛徒再后来就不再是可耻了，更是无耻了！他拿着自己是“中共重庆市委书记”这张王牌，竟然敢对徐远举提出，愿意参加特务工作掉转枪口打击共产党，但自己原来在共产党方面是省委级干部，现在我若到了你们国民党政府，至少地位和待遇上不能太低了，起码处长级，否则大家都不玩了！经过一番讨价还价，最后双方以刘国定任保密局西南特区中校专员成交。这正是最无耻的一幕，让所有共产党人感到丢脸的是：这样的流氓恶棍，怎么会曾经是中共重庆市委的书记？
更令人发指的是，刘国定在叛变后，除了不断地出卖重庆地区的中共地下党组织和地下党员外，还挖空心思找新的“卖点”与“副书记”冉益智等叛徒进行相互间的招供“竞争”。当他得知冉益智带特务到万县破坏了下川东地下党组织，涂孝文也叛变后，又抢先出卖了上川东地下党组织，致使骆安靖（后叛变）等人被捕。
为了体现自己的价值，他又把出卖的目标由重庆地区转往外地，向特务出卖了他所掌握的重庆地下党组织与南方局迁到上海后的联系机关，并带特务到上海企图抓捕南方局负责西南地区党工作的负责人钱瑛，由于南方局机关得知重庆地下党出了叛徒后就迁到香港去了，刘国定的计划落空，但还是带特务抓捕了一批在上海、南京一带未及时撤走的中共地下党员。刘国定这么为国民党特务机关卖力，实际上为的是能够取得新主子的信任，以求保全生命，争取个人的荣华富贵。这位“反共英雄”，后来在南京受到毛人凤的接见和表彰。这一激动，他又向特务提供了川康特委书记蒲华辅的线索。因此刘国定被受命担任川西特侦组组长，领导特务们在成都破获了川康特委地下党组织，逮捕了一大批地下党员，刘本人反共资本越来越“雄厚”，官衔也由中校晋级为上校。这时的刘国定，已不再是可耻、无耻了，而且连起码的廉耻都不会顾及了，他积极参与组织所谓的“经济问题研究所”，专门从事提供反共策略，最终成为比反动特务还要反动恶毒的家伙。
刘国定于1938年入党。20岁就入党的他，其实从最初开始他就抱有一种“入党升官”的思想。为了实现自己的这一“抱负”，他很会掩饰自己内心的丑恶的一面，平时能人模狗样地工作，并且主要靠讨好上一级领导往上钻营，一直升到了市委书记之职。“这是一个极端利益主义者，不是我们平时一点也不知道，也不是他没有表现出这样的问题，而是这种人由于他很会利用自己在党内的关系，尤其会利用靠山来帮助自己摆脱那些不利于他的指责与批评。”曾与刘国定长期一起工作的何忠发，是位党内的钱财“管家”，他在难友面前这样评价刘国定，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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