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叫莉丝·莎兰德，出生于一九七八年四月三十日，母亲是阿格妮塔·苏菲亚·莎兰德。她在十七岁时生下我。我父亲是个精神变态、杀人犯，还会殴打妻子，他名叫亚历山大·札拉千科。他原先被苏联军情局GRU派到西欧工作。
用触控笔点字速度很慢，而且每写一句之前她总要思之再三，写了之后一次也没有更改过。她一直写到四点才关闭电脑，放进床头柜后面的壁凹里充电。此时，她完成了约莫两张A4大小、单行间距的内容。
午夜过后，值班护士曾探头进来两次，但莎兰德远远就能听到，甚至在她转动钥匙之前就能藏起电脑装睡。
爱莉卡在七点醒来。虽然连续睡了八小时，却一点也没有休息的感觉。她瞄了一眼布隆维斯特，他还在她身旁熟睡着。
她打开手机查看短信。贝克曼——她丈夫——打了十一通电话。要命，忘了打电话。她拨了号码，解释自己身在何处又为什么没回家。他很生气。
“爱莉卡，不要再做这种事。这和麦可无关，但我一整晚都担心死了，好怕出什么事。你也知道，如果你不回家就得打电话告诉我，这种事绝对不能忘记。”
贝克曼完全不介意布隆维斯特当妻子的情夫，他们的婚外情是在他的同意下持续的。只不过每当她决定在布隆维斯特家过夜，都会打电话告诉丈夫。
“对不起。”她说：“昨天晚上我实在是累坏了。”
他不满地嘟哝了一声。
“贝克曼，别跟我生气，我现在应付不来，要骂今天晚上再骂吧。”
他又嘟哝几句，说等她回家一定要好好骂她一顿。“好了，麦可还好吗？”
“他都睡死了。”她忽然笑出声来。“信不信由你，我们上床没几分钟就都睡着了。以前从没发生过这种事。”
“这很严重，爱莉卡，我觉得你应该去看医生。”
挂断电话后，她打回办公室留言给弗德列森，说临时出了点事，会比平常晚一点到，原本预定和文化版编辑开的会也请他取消。
她找到自己的肩背包，从里头搜出一根牙刷便进浴室去。然后回到床上叫醒布隆维斯特。
“快点，去梳洗一下，刷个牙。”
“什么……什么？”他坐起来，迷惑地环顾四周。经爱莉卡一提醒，才想起自己在斯鲁森的希尔顿饭店。他点了点头。
“好了，快去浴室。”
“干吗这么急？”
“因为等你出来，我要和你做爱。”她很快瞄了一下手表。“我十一点要开会，不能延后。我得让自己体面一点，化妆打扮至少需要半小时。而且去公司的路上还要买件替换的洋装什么的。所以只剩下两小时可以弥补我们失去的那一大段时间。”
布隆维斯特随即进了浴室。
霍姆柏开着父亲那辆福特来到海讷桑德郡兰姆威外围的欧斯，将车停在前首相费尔丁家门外的车道上。他下车后四下看了看。已届七十九岁高龄的费尔丁，几乎不可能还在从事农活，霍姆柏不禁好奇是谁替他播种收割。他知道厨房窗内有人在看他，这是村民的习惯。他自己是在兰姆威郊外的海勒达长大的，距离沙桥非常近，那可是世上数一数二的美景。至少霍姆柏这样以为。
他敲敲前门。
中央党的昔日领袖已显老态，但似乎仍然机敏且精力旺盛。
“你好，我叫叶尔凯·霍姆柏，我们见过面，但已经是多年前的事。家父是古斯塔夫·霍姆柏，七八十年代中央党的党代表。”
“对，我认得你，霍姆柏。你好。你现在在斯德哥尔摩当警察，对吧？我们大概有十年或者十五年没见了。”
“恐怕还要更久呢。我可以进来吗？”
霍姆柏坐在餐桌旁等费尔丁替两人倒咖啡。
“希望你父亲一切都好。不过你应该不是因为他来的，对吧？”
“不是，我父亲很好。他还能修小屋的屋顶呢。”
“他今年多少岁了？”
“两个月前刚满七十一。”
“是吗？”费尔丁回到餐桌旁，说道：“那么你来找我是为什么事？”
霍姆柏望向窗外，看见一只鹊鸟飞落在他车旁，啄着地面。随后他才转头看着费尔丁。
“很抱歉没有事先通知就跑来，不过我碰上个大问题。我们谈话结束后，我可能会被开除也不一定。我是为了公事来的，但我的老板，斯德哥尔摩暴力犯罪组的包柏蓝斯基巡官并不知道我来找你。”
“听起来很严重。”
“如果长官知道我来，我就麻烦了。”
“我明白。”
“但话说回来，如果不做点什么，我又怕有个女人的权利会遭到严重剥夺，更糟的是这不是第一次发生。”
“你还是从头说起吧。”
“这事和一个名叫亚历山大·札拉千科的人有关。他是苏联GRU的干员，在一九七六年瑞典选举当天叛逃。他获得庇护，并开始为秘密警察工作。我有理由相信你知道他的事情。”
费尔丁定睛凝视霍姆柏。
“说来话长。”霍姆柏于是开始向费尔丁讲述自己过去几个月来参与的初步调查。
爱莉卡最后翻了个身趴着，头歇靠在手上，脸上露出大大的笑容。
“麦可，你有没有怀疑过我们两个根本是疯子？”
“什么意思？”
“至少我是。对你的迷恋让我无法自拔，就好像一个疯狂的少女。”
“真的吗？”
“可是我又想回家，和我老公上床。”
布隆维斯特笑着说：“我认识一个不错的心理治疗师。”
她往他肚子一戳。“麦可，我开始觉得《瑞典摩根邮报》这件事是个重大错误。”
“胡说，这是你天大的机会。如果真有人能为那个垂死的躯体注入生气，那就是你。”
“也许吧。但那也正是问题所在。《瑞典摩根邮报》已经奄奄一息，你还投下有关博舍的这个炸弹。”
“你得让事情缓下来。”
“我知道。不过博舍的事会是个大问题。我完全不知道该怎么应付。”
“我也是。但总会想出办法的。”
她静静躺了一下。
“我很想你。”
“我也很想你。”
“要怎么做才能让你到《瑞典摩根邮报》来当新闻主编？”
“不管怎么做我都不会去。新闻主编不是那个……他叫什么来着……霍姆吗？”
“对，不过他是个白痴。”
“我同意。”
“你认识他？”
“当然。八十年代中期，我曾经在他手下兼差三个月。他是个讨厌鬼，专爱挑拨离间，而且……”
“而且什么？”
“没什么。”
“说嘛。”
“有个女孩叫邬拉什么的，也是特约记者，曾申诉他性骚扰。我不知道是真是假，不过工会丝毫没有反应，她的合约也没有延长。”
爱莉卡看看时间，叹一口气便下床去淋浴。直到她出来擦干身子、换好衣服，布隆维斯特动也没动。
“我想我还要再小睡一会儿。”他说。
她亲亲他的脸颊，手一挥便先离开了。
费格劳拉把车停在伦特马卡街靠近欧洛夫帕尔梅路转角的地方，和莫天森停在前方的沃尔沃中间隔了七辆车。她看着莫天森走到收费机器去付停车费后，往斯维亚路走去。
费格劳拉决定不去付费。如果走到机器那边再回来就会把人跟丢，因此直接尾随而去。他左转上国王街，走进国王塔咖啡馆。她等了三分钟才跟进去，看见他在一楼和一个身材相当好的金发男子说话。是警察，她暗想，同时也认出那正是五月一日那天克里斯特在科帕小馆外面拍到的另一人。
她自己买了杯咖啡，坐到另一头，翻开手上的《每日新闻报》。莫天森与同伴低声交谈。尽管两人都没有注意到她，她还是拿出手机佯装打电话，顺便拍一张照片。虽然手机屏幕的分辨率只有七十二dpi，画质不佳，但仍可作为两人见面的证据。
过了十五分钟左右，金发男子起身离开咖啡馆。费格劳拉暗咒一声。刚才真该留在外面，他一出去她就能认出来。她很想跳起来追出去，但莫天森还在那里慢条斯理地喝他的咖啡，她不希望因为太快跟着他那个身份不明的同伴而引起注意。
随后莫天森去了趟洗手间。他一关上门，费格劳拉立刻起身走到国王街上，往路的两头看去，金发男子已不见踪影。
她想碰碰运气，匆匆赶往斯维亚路口，不见人影，于是走下地铁站，依然毫无希望。
她紧张地回到国王塔，莫天森也离开了。
爱莉卡回到前一晚停放宝马车的地方时，忍不住破口大骂。
车子还在，但夜里不知哪个王八蛋把四个轮胎都戳破了。去你妈的龟孙子王八蛋，她气炸了。
她打电话给修车厂，告诉他们她没时间等，钥匙就放在排气管内。说完便走到霍恩斯路拦出租车。
莎兰德登入黑客共和国，发现瘟疫也在线就敲他。
瘟疫停了好一会儿。
她于是向他解释需要做些什么。
星期五上午，约纳森坐在办公桌前，面对着怒气冲冲的警官法斯特。
“我不懂。”法斯特说：“莎兰德不是已经痊愈了吗？我之所以来哥德堡有两个原因：一个是讯问她，一个是让她准备移送到斯德哥尔摩看守所，也是她该去的地方。”
“很抱歉让你白跑一趟。”约纳森说：“其实我也很希望让她出院，因为医院里已经没有空床位。可是……”
“她会不会是装病？”
约纳森露出礼貌性的微笑。“我真的不这么认为。你要知道，莎兰德是头部中枪。我从她脑袋里取出一颗子弹，她存活的几率只有一半。她确实活了下来，康复情况也非常令人满意……所以我和我的同事也正准备让她出院。结果昨天她病情恶化，不止头痛得厉害，体温也起伏不定。昨晚她发烧到三十八度，还吐了两次。夜里烧退了，情况几乎回复到正常，我以为只是暂时的变化。但今天早上替她量体温，又升高到将近三十九度。这很严重。”
“那么她到底是怎么了？”
“不知道，但她的体温起伏不定就表示不是感冒或其他病毒感染。至于究竟是什么原因，我说不准，但也可能只是对药物或是她接触到的某样东西过敏而已。”
他点了电脑上一个画面，然后将屏幕转向法斯特。
“我替她照了脑部X光，你可以看到这里，就在枪伤旁边，有个区比较黑。我不能确定那是什么，有可能是复原过程产生的疤痕组织，但也可能是微量出血。在我们找到问题之前，我不能让她出院，无论警方认为多紧急都一样。”
法斯特知道和医生多辩无益，因为他们扮演着地球上最接近上帝使者的身份。或许除了警察之外。
“你们现在要怎么做？”
“我已经下令让她完全卧床休息，暂停康复运动——因为肩膀和臀部受伤，所以需要运动治疗。”
“了解。我得通知斯德哥尔摩的埃克斯壮检察官。这有点出人意料，我该怎么告诉他？”
“两天前我已经准备批准出院，也许就是这个周末。依目前的情况看来，会拖久一点。你得让他有心理准备，下星期恐怕也还无法决定，要移送她到斯德哥尔摩可能还得等两个星期。总之要视她的复原速度而定。”
“开庭时间已经定在七月。”
“没有意外的话，到那时她早已康复了。”
包柏蓝斯基以怀疑的眼神觑着隔桌对面坐着的健壮女子，他们正在梅拉斯特兰北路一间咖啡馆的露天座上喝咖啡。今天是五月二十日星期五，空气中已能感觉到五月的暖意。证件上显示她是国安局的莫妮卡·费格劳拉巡官。她正好赶在他下班回家前找到他，并提议一起喝个咖啡聊聊，就是这样。
起初他几乎抱持敌意，但她直截了当地承认自己并无权向他问话，而他若不想说，当然也可以什么都不说。他问她有何意图，她说是上司派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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