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一点左右，检察官办公室来了个人，没有停留太久，只是正式告知他涉嫌重伤害或谋杀莎兰德未遂。札拉千科耐着性子解释说自己才是受害者，是莎兰德试图谋害他才对。检察官办公室的人表示可以提供法律上的协助，为他请公设辩护人。札拉千科说他会考虑。
但他并不打算这么做。他已经有律师，而且当天上午第一件要紧事就是打电话给律师，要他尽快赶过来。因此当天第三名出现在札拉千科病榻前的访客，正是马丁·托玛森。他悠哉悠哉地晃进来，用手梳过浓密的金发，调整一下眼镜，然后与他的当事人握手。他是个圆圆胖胖、十分迷人的人。没错，他涉嫌为南斯拉夫黑手党跑腿当差，案子还在调查中，不过他也是出了名的常胜律师。
五年前，札拉千科需要重整一些与他在列支敦士登某间小型金融公司有关的资金，通过一名合伙人介绍找上了托玛森。其实金额不大，但托玛森技巧高超，使得札拉千科无须缴税，因此后来又委托他办了另外几件事。托玛森知道那是犯罪所得，却似乎并不感到困扰。最后札拉千科决定将整个生意重整到一间登记在尼德曼与他名下的新公司，并主动向托玛森提议让他成为第三名合伙人，但不过问公司业务，只负责处理财务。托玛森立刻接受了。
“波汀先生啊，你这样子看起来一点也不好玩。”
“我被人重伤害，对方还企图谋杀我。”札拉千科回答。
“看得出来。我若猜得没错，应该是一个叫莉丝·莎兰德的人。”
札拉千科压低声音说：“你也知道，我们的合伙人尼德曼这回真是出丑了。”
“的确。”
“警方怀疑我涉案。”
“你当然没有。你是受害者，而且我们一定要马上让你以被害人的形象见报。之前莎兰德小姐已经有不少负面新闻……这我会处理。”
“谢谢。”
“不过一开始我就得提醒你，我不是刑事辩护律师，你需要这方面的专业人才。我会替你找一个可靠的人。”
第四名访客是在星期六晚上十一点来的，他向护士出示证件，说是有急事，随后便被带到札拉千科的房间。病人还醒着，嘴里嘟哝着埋怨。
“我叫乔纳斯·桑德伯格。”他自我介绍的同时伸出手来，札拉千科却视若无睹。
此人三十来岁，一头红棕色头发，只简单穿着牛仔裤、格子衬衫和皮夹克。札拉千科细细打量了他十五秒。
“我还在想你们的人什么时候会出现。”
“我是国安局的人。”乔纳斯说着出示自己的证件。
“我不信。”札拉千科说。
“你说什么？”
“你也许在国安局工作，但你不是他们的人。”
乔纳斯环顾病房之后，拉来一张访客椅。
“我这么晚来是不想引人注目。我们讨论过该如何帮助你，现在我们得针对事发经过协商出一致的说法。我来只是想听听你的版本，问问你的打算……以便想出一个共同策略。”
“你们想到什么策略？”
“札拉千科先生……如今已经启动法律程序，后果恐怕难以预料。”乔纳斯说道：“我们已经商量过。哥塞柏加的坟坑，还有那个女孩身中三枪的事实，都很难三言两语搪塞过去。但也不是完全没希望。你和女儿之间的冲突可以解释为你对她的恐惧，以及你为何采取如此激烈的手段……不过你恐怕也得坐牢一阵子。”
札拉千科觉得好笑之至，若非脸上缠满绷带，他真想放声大笑，但此时只能微微翘起嘴唇，做任何再大一点的动作都太痛了。
“这就是你们的策略？”
“札拉千科先生，你也明白损害控制的概念。我们不得不协商出一个共同策略。我们会尽一切力量协助你找律师等等……但也需要你的合作与某种程度的保证。”
“我只会向你们保证一件事。首先你们得想办法让这一切消失。”他手往外画了一圈。“尼德曼是代罪羔羊，我保证谁也找不到他。”
“有鉴定证据——”
“去他妈的鉴定证据。重要的是警方如何调查以及事实如何呈现。我可以保证的是……如果你们不挥挥魔法棒，把这一切都变没了，我就要召开记者会。我知道人名、日期、事件。我想我不需要提醒你我是谁吧？”
“你不明白——”
“我完全明白。你只是跑腿的，所以回去把我的话转告上司，他会了解。告诉他说我手里有副本……所有的副本。我可以把你们全拖下水。”
“我们得达成协议。”
“谈话到此结束，出去吧。跟他们说下一次要和我商量事情，找个大人来。”
札拉千科说完便将头转开。乔纳斯看了他一会儿，才耸耸肩站起来。就在他快走到门边时，又听到札拉千科的声音。
“还有件事。”
乔纳斯转身听着。
“莎兰德。”
“她怎么了？”
“她必须消失。”
“什么意思？”
乔纳斯有一度显得非常紧张，札拉千科忍不住微微一笑，尽管下巴剧痛难当。
“我知道你们这群胆小鬼顾忌太多，下不了手，甚至没有本事杀她。谁来做呢……你吗？不过她非消失不可。她的证词必须被视为无效。她得一辈子关在精神病院。”
莎兰德听见走廊上有脚步声，是以前从没听过的。
她的房门整晚都开着，护士每十分钟就要进来查房。她听到有个男人在她房门外向护士解释，说他有急事要见波汀先生。她听见他出示证件，但从对话完全猜不出他是谁，出示的又是什么证件。
护士先去看看波汀是否还醒着，请他稍等。莎兰德断定，无论他的身份为何，肯定是极具说服力。
她听见护士往左手边的廊道走去，总共走了十七步，同样的距离，那名男性访客只走了十四步。平均大约十五点五步。她估计每一步若是六十厘米，再乘以十五点五，表示札拉千科就在左边走廊上距离九百三十厘米的房间里。好，大约十米。她估计自己房间宽约五米，所以和札拉千科的病房中间应该还隔着一间病房。
根据她床头柜上电子钟的绿色数字显示，探访时间刚好九分钟整。
自称乔纳斯的人走后，札拉千科醒着躺了许久。他猜想那不是他的真名，依他的经验，即使在毫不必要的情况下，瑞典的业余间谍也很爱用化名。如此看来，乔纳斯——或者不管他叫什么——是第一个指针，显示“小组”已经注意到札拉千科的情况。想想媒体关注的程度，这也是难免的。但此人来访证实了他的情况使他们感到焦虑。最好是如此。
他斟酌了正负两面的影响、列出所有可能性、摒除许多选项。他非常清楚情况已经糟得不能再糟。假如没有出差错，现在的他还在哥塞柏加的家中，尼德曼已平安出国，而莎兰德则埋在地底洞穴。尽管他已大致了解事情经过，却怎么也想不通她是怎么自己爬出尼德曼挖的洞、一路走回农场，还用斧头砍了他两下让他差点一命呜呼。她实在太诡计多端。
话说回来，尼德曼出了什么事，又为什么自顾自逃命而没有留下来解决莎兰德，他倒是心知肚明。他知道尼德曼的脑子不太对劲，常会看到幻影——甚至看到鬼。尼德曼不止一次出现不理性的行为，有时还吓得蜷缩起身子，最后都得札拉千科出面解决。
这让他很担忧。他相信既然尼德曼尚未落网，那么从哥塞柏加逃离后的二十四小时，他的行动想必很正常。他很可能去了塔林，向与札拉千科犯罪帝国有联系的人寻求保护。目前令他担心的是，谁也说不准尼德曼的心智功能何时会瘫痪。如果发生在他试图逃离的期间，他可能会犯错，而他一犯错就可能被捕。他绝不会乖乖就范，这么一来警察会死，尼德曼很可能也会死。
想到这里，札拉千科不禁感到心烦。他不想让尼德曼死。尼德曼是他儿子，但遗憾的是他也不能被活逮。他从未被逮捕过，札拉千科无法预料他接受讯问时会有何反应。他理应保持缄默，但札拉千科忧心他做不到，所以最好还是被警察给杀死。儿子死了固然令他伤心，但若非如此情况会更糟。假如尼德曼说了什么，一辈子要待在牢里的就是札拉千科自己了。
如今尼德曼已经逃亡四十八小时，还没有被捕。这是好事，表示尼德曼一切正常，而一切正常的尼德曼无人能敌。
然而长期而言还有另一项隐忧。他不知道少了父亲引导的尼德曼该如何独自度日。这些年来他发现，只要他不再下指令或是给尼德曼太大的自主权，儿子就会不知不觉地进入犹豫不决的怠惰状态。
札拉千科曾多次承认，自己的儿子未能具有某些特质是耻辱也是遗憾。尼德曼无疑是天赋异禀，身体上的一些特质让他成为难以对付且令人畏惧的人。他也是个冷静又优秀的谋划者。但问题在于他完全没有领导天分，总是需要有人告诉他该筹划些什么。
不过眼下这一切都已在札拉千科的掌控之外。现在他得专注在自己身上。他的处境很危险，也许是前所未有的危险。
托玛森律师稍早前的来访，并未让他完全放心。托玛森一直是企业律师，无论他在那方面表现多杰出，这次毕竟是不同领域的事，他的帮助不会太大。
接着又有那个自称乔纳斯的人来访。乔纳斯提出一线强烈许多的生机，但这丝生机也可能是个陷阱，他得下对棋，也得掌控局面。掌控才是最重要的。
最后他还有自己的资源可以依靠。目前他需要医疗护理，但再过几天，也许一星期，他便能恢复体力。万一事情到了紧要关头，他恐怕也只能靠自己，也就是说他必须从将他团团围住的警察眼前消失不见。他将需要一个藏身处、一本护照和一点现金。这些托玛森都能提供。但首先他得强健起来才能逃亡。
凌晨一点，夜班护士进来探了探，他假装睡着。当她关上门后，他费力地坐起身来，两脚垂在床边，静静坐了一会儿，测试自己的平衡感。接着小心地将左脚放到地上，幸好斧头砍中的是已经残废的右脚。他从床边的柜子取出假肢，装到截肢了的脚上，然后站起来，先将全身重量放在完好的一脚，再试着以右脚站立。转移重心时，右脚立刻感到一阵刺痛。
他咬紧牙根，往前迈了一步。他需要拐杖，也知道医院很快就会提供给他。他倚着墙壁，一跛一跛走到门边，花了几分钟时间，而且每走一步就得停下来缓和疼痛。
他以单脚支撑着，将房门打开一条缝往走廊上窥视，一个人影也没有，于是他把头再往外探一点。这时听到左边有微弱的说话声，转头一看，只见走廊另一头约二十米处的护理站内有一群夜班护士。
他转头向右，看见了另一端的出口。
当天稍早他询问过莎兰德的状况，他毕竟是她父亲。护士们显然已接到指示，不得讨论其他病人病情。有一名护士虽只是用平淡的口气说她状况稳定，却仍下意识地瞥了左边一眼。
莎兰德就在他的房间和出口之间的某间病房内。
他小心地关上门，跛行回床，脱下假肢。终于钻入被窝时已是汗水淋漓。
霍姆柏巡官在星期日午餐时间回到斯德哥尔摩，人又饿又累。他搭地铁到市政府站，步行前往柏尔街的警察总局，来到包柏蓝斯基巡官的办公室。茉迪与安德森已经到了。包柏蓝斯基在星期日召集他们开会，因为他知道负责初步调查的埃克斯壮正在其他地方忙着。
“谢谢你们能来。”包柏蓝斯基说道：“我想我们也该安安静静地讨论，试着理出一点头绪来。霍姆柏，有什么新消息吗？”
“我在电话上都说了。札拉千科丝毫不肯松口，坚称自己是无辜的，没什么好说。只不过——”
“什么？”
“茉迪说得没错，他是我见过最卑鄙的人之一。听起来可能很蠢，警察不应该用这种字眼思考，不过他那狡猾的表面底下真的有种很可怕的东西。”
“好。”包柏蓝斯基清清喉咙。“我们有何进展？茉迪？”
她无力地笑笑。
“这一回合私家侦探获胜。我在公家档案中完全找不到札拉千科的名字，倒是有一个卡尔·阿克索·波汀，好像是一九四二年出生在乌德瓦拉。父母亲乔治和玛丽安·波汀，死于一九四六年一场车祸。卡尔·阿克索·波汀由住在挪威的叔叔抚养长大，所以直到他在七十年代搬回瑞典之前都没有他的记录。布隆维斯特说他是从苏联叛逃的GRU情报人员，这点似乎无法证实，但我倾向于相信他。”
“好，所以这是什么意思？”
“很明显地他被赋予了假身份。这肯定经过有关单位的同意。”
“你是说国安局的秘密警察？”
“那是布隆维斯特说的，但我不知道究竟是怎么做的。这说法成立的前提是，他的出生证明与其他不少文件都是造假，然后偷偷塞进公家档案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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