副艇长上艇了，他轻快地向一个浮桥旁边向他敬礼的哨兵回了个礼。码头上，离浮桥不远，一个水兵不顾已经下起来的雨，正搂着个穿红缎子衣服、矮胖的葡萄牙娼妇在亲吻。拜伦望了那个水兵一眼，咧嘴笑了笑，然后把双臂伸向他的妻子。她拥抱了他。“你这个傻瓜。你自找苦吃：去跟这么个女人结了婚。”
“那时我喝醉啦，”拜伦说。他一遍又一遍地吻她。
艇上的水手长吹起哨子，随后，扩音器叽嘎地嚷出：“现在各就各位，听候行动命令！”
“哦，我看这回得走啦，”他说，“再会吧。”
娜塔丽正在努力不哭出来，她甚至还微笑着。“结婚的主意想得对，亲爱的，我真这么认为。那是灵感，我佩服你这么办事。我深深意识到我是结了婚的。我爱你，我也很幸福。”
“我爱你。”
拜伦登上潜艇，走上甲板时敬了个礼。在那越下越密的细雨中，娜塔丽裹紧了雨衣，她呼出的气在湿冷的空气中冒着烟。她站在码头上，吸着码头特有的气味——沥青、机器、鱼和海的味道，听着海鸥凄凉的鸣声，第一次感到她使自己陷入了什么境地。她是个海军的妻子，一点不假。
三个穿黑色防雨衣、戴矮檐大毡帽的男子在码头上来回踱着，不动声色地巡视着难民。难民们要么竭力不去理睬他们，要么带着恐怖偷望着。妇女们把孩子拉到身边。三个男人在浮桥旁边停了下来，一个从黑色公文包里抽出些文件，然后和坐在桌旁的官员交谈起来。这时，艇上穿厚呢绒上衣的水兵把梯板拉上去了，水手长吹起哨子。扩音器粗厉地嚷着。穿风雨衣的艇长和埃斯特上尉在小而窄的艇桥上出现了，挥着手。“再见啦，娜塔丽！”卡鲁索艇长喊着。她并没看见拜伦到前甲板上来。可是过了一会儿，她留意拜伦正在和其他水兵一起站在离锚不远的地方，穿着黄褐色的制服和一件棕色防风衣，手插到后兜里，裤子在微风中抖动着。这是她生平第一次看到拜伦穿制服，他好象显得不同了，疏远了，老了些。埃斯特正通过扩音器喊着命令。彩色的信号旗升起了。水兵们排成一行在拽绳缆。拜伦沿着前甲板走了过来，站到他的新婚妻子对面，挨近得伸出手来几乎可以握到。她朝他飞了个吻。他那张在大檐帽下边的脸一本正经，很镇定。雾角声响了，潜艇离开了码头，黑色的水把他们俩分隔开来。
“你一定得回国，”他嚷着。
“我一定回去。啊，我起誓一定回去。”
“我在那儿等你。两个月！”
他到自己的岗位上去了。推进器把海水翻腾得瑟瑟作响，这条黑色的低矮潜艇就在蒙蒙细雨中变得越来越模糊了。
呱！呱！呱！鸥群凄厉地尖声叫着，展翅跟着艇尾正在消失的波迹飞去。
娜塔丽沿着码头匆匆地走了。她走过德国秘密警察，走过排队等待逃命的犹太人——那些人眼睛直直地朝一个方向注视着，那就是他们必须通过的浮桥旁那张桌子：那里，葡萄牙官员正和那三个德国人一边核对着证件，一边大声笑着。娜塔丽的手冒着汗，紧紧地抓住她口袋里的护照。
“喂，老斯鲁特，”她找到一部电话机好容易才接上线之后说，“我是拜伦·亨利太太。你有兴趣替我买一份早餐吗？看来我有空闲了。然后，亲爱的，咱们就赶到意大利去把埃伦接出来。我得回国。”
第39章
在华盛顿，维克多·亨利被另派到作战计划处去了。他什么指示也没从罗斯福那里得到。人们说，总统是不可思议的，那位海军上校从亲身体验中也开始相信这一点。但是他并没由于这项任命而感到不安，尽管他好久以来一直渴望着并且以为可以得到一个海上的职务。
他现在已经安于坐办公室，这比什么——比他的双鬓终于开始花白，比他的前额和嘴巴周围的皱纹更加显眼，比他在网球场上更加安详的步子——都更表明维克多·亨利正在起着变化。
在伦敦和柏林呆过之后，一九四一年一月的华盛顿使他感到只不过是一幅充满了争辩、宴会、纵酒、混乱、麻木不仁和挥金似土的令人沮丧的图景，不祥地酷似沦陷之前的巴黎。经过好长时间他才习惯于这里的灯火辉煌的街道，川流不息的汽车，精致——过于丰富的食品，以及对战争的愚昧和漠不关心。帕格每次同军人和他们的妻子交谈，发现他们只讨论远处的战争可能对他们自己渺小的生活带来的些许好处。海军学校毕业出来的象他那样才具的同学，都正在踏上可以升到将级的海上主要指挥岗位。他知道人们都把他看作一个倒楣鬼，一个由于官运不济而沉下去的新人。他关心过战争，关心过在他看来颇为黯淡的美国前途。可是现在他几乎不再关心什么了。
海军仍旧象往常那样全神贯注在日本方面。每逢总统作出一项加强大西洋舰队的决定，就必然在海军部和陆海军俱乐部里引起一片愤怒的怨声和狡黠的摇头。他试着谈论德国人，他的朋友们就都对他侧目而视。他们打趣的神情几乎在说：他是个没人理睬的持荒谬成见的人，在就他所知道的次要事务上大事夸张，以便吹嘘他自己的重要性。国会里和报纸上关于《租借法案》大吵大闹的辩论在他看来既不合逻辑，又文不对题。希特勒当时不对美国宣战只是为了适应他自己的计划，仅此而已。对美国人民来说，更配他们胃口的显然是伪装中立，同时开始缓慢地、斤斤计较地帮英国的忙——每朝这个方向迈一步，都要经过一番争辩。这是两个简单的事实，但在唇枪舌剑中它们都被遗忘了。
帕格·亨利安于呆在作战计划处，因为在这里，他是在另一个世界工作，一个秘密的、很小的、只讲现实不动感情的世界。一月初，他和军事计划处的其他几个军官一道开始跟英国军事人员“对话”。在理论上，勃纳—沃克勋爵和他所率领的代表团在华盛顿是为了视察或采购之类的暧昧使命。表面上，谈判只限于低级的初步探讨，对任何一方都不具约束力，总统、陆军参谋长和海军作战部长对这些谈判也不闻不问。实际上，三月一日，通过这些次会商就正在完成一个书面的全球作战计划。这个计划估计到日本迟早要发现进攻，但是这个协定中关键性的决定立足于四个字：“德国第一”。使维克多·亨利振奋的是美国陆军航空兵团及空军的计划人员都同意了这一点，同时相当出他意料之外并使他高兴的是，本
登将军和另外两位以为战争快结束了的海军同僚也同意了——而海军的其他人员却仍旧按部就班地以“桔子”（日本的代号）为假想敌人在进行老式操练和演习。
在帕格·亨利看来，很清楚，日本倘若参战，以它那每年只有几百万吨的钢产量，一旦德国打败了，它是维持不了多久的。然而如果德国人把英国打垮，把英国的舰队拿到手，他们就可以征服一个一个的大陆，越打越强大，日本怎么样
都无关紧要。从他在陆海军俱乐部的交谈中，他知道这个“德国第一”的决定要是泄漏出去，是会引起一场难以想象的风波的。从总统算起，他是极少数（也许不到二十个）知道这一机密的美国人。也许这是治理国家大事的一种奇特方式，可是使他惊讶的是——他的惊讶从来不曾完全消失过——事情就是这样进行着的。参与这个左右全局的默默无闻的工作使他感到满足。
他的生活是极为离奇的：看完清早出版的报纸或者从广播上听完头天国会里关于《租借法案》的激烈辩论之后，早晨就来到旧海军部大楼几间处在远僻一角的单调的小办公室里，坐下来跟英国人开始另一天关于全球作战计划的工作。几个知道“对话”内情的高级官员竟能一点不动声色地掩盖一切，这给帕格留下了无法磨灭的印象。对这样一个需要长官如此弄虚作假、需要用种种甜言蜜语哄骗立法者采取明智行动的政府，他感到困惑不解。有一回这些计划人员经过一天的繁忙工作疲乏不堪，只穿着衬衫围着收音机坐下来听马歇尔将军向参仪院的一个委员会作证。他们听到这位陆军参谋
长（他那冷若冰霜的耿直不阿曾使亨利联想到乔治·华盛顿）向参议员们保证美国并无参战的意向，目前也没有大规模扩军的必要。当时计划人员正以美国军队到一九四三年扩充到五百万人为基础讨论着一个分配方案——这一方案马歇尔是完全知道的。
“我弄不明白，”帕格对勃纳—沃克说，“也许只有在一点上你能替民主辩护，那就是其他形式的政府甚至更坏。”
“坏在哪里？”这是那位空军准将尖刻的回答。“如果其他形式的政府更能赢得战争，旁的优点就都不算数啦。”
勃纳—沃克已经充分地掌握了“登陆艇”这个问题，帕格同他合作得很好。在计划人员中间，已精心制造出一个关于亨利上校的女友“艾尔西”的笑话在传播，这个笑话其实只是在“登陆艇”这个词上做文字游戏①。他不断地强调在一切战场上，登陆艇对作战都起着制约作用。帕格在制定作战公式时，曾把越海登陆部队的行动统统按登陆艇的型号和数量来计算，从而给许多意图宏伟、貌似可行的计划泼了冷水。往往有人会说：“帕格的女友艾尔西又在作怪啦。”他坚持把住这一关，勃纳—沃克总是支持他。
①原文“登陆艇”的缩写“LC”与女性名字“艾尔西”（Elsie）同音。
亨利轻易遇不到帕米拉·塔茨伯利。她是作为这位空军准将的打字员兼助手到美国来的，被塞在英国采购团的一间办公室里，显然累得要命，脸上总是憔悴不堪。他第一次见到帕米拉，通身都有一种惊喜交集的感觉。当时她站在勃纳—沃克身旁，用炽热的眼光望着他。她没写信告诉他说要来。他们只约会喝过一次酒。帕格在信里不厌其详地谈到他和台德·伽拉德见面的经过。他觉得她年轻极了。他参加那次轰炸任务之后曾对这个姑娘迷恋了一阵，这会儿在华盛顿熙熙攘攘的维拉德酒吧间回想起来，仿佛是个遥远的、令人难以置信的插曲。可是，和她相处的那一个小时，他感到温暖而愉快。自那以后，每逢见到了她，就是他可喜的一天。他只凭偶然机会跟她相遇，没给她打电话，也没要求再度跟她见面。她虽然见到他时总显得很高兴，但也没采取行动使他们见面的次数更多一些。
就象一个大学青年渴望着成名、一个流亡者渴望着回到故乡一样，这位四十九岁的海军上校有时也冥想着跟这个年轻的英国女人搞一次恋爱将是什么滋味。然而这仅仅是他的幻想而已。按照他的方式，他对他的妻子依旧是忠实的。他
回来的时候，罗达带着一种扑朔迷离的复杂心情迎接丈夫——一下子显得恩爱备至，甚至情欲大发，一下子又陷入深沉的忧郁、冷漠，大发脾气，抱怨不该从纽约搬到华盛顿来。最后她稳定在一种低温的、不即不离的状态，成天为“援英募集运动”和她以前的那个音乐委员会奔忙着，时而以这样
那样的理由去趟纽约。有时她漫不经心地提到巴穆·柯比——如今是“援英募集运动”的主席之一。罗达完全象往常一样跟帕格一道进教堂，唱圣诗，传递关于海军妻子不安于室的流言蜚语。当帕格没能得到一个海上指挥职务而回到作战计划处时，她显然很失望。但他们又过起以前那样的日常生活来，帕格也忙得顾不及去怎么担心罗达那一直也不平衡的情绪了。
有时听到孩子们的消息，间或使他们接近一下。拜伦那封关于他在里斯本匆忙结婚、写得潦潦草草的信使他们大为震惊。这件事他们交谈了好几天。先是着急、苦恼、相互宽慰，最后只好安于接受这个事实。华伦送来的照例是好消息。他的妻子正要回华盛顿来分娩，他已经提升为中尉了。
三月初的一个星期天，帕格满五十岁了。他在教堂里挨着他妻子坐着，倾听唱诗班唱着“圣哉，圣哉，圣哉”，尽量想摆脱那种认为一生中的好机会都错过了的感觉。他计算着自己的幸福：他妻子仍然很漂亮，还颇懂情趣；如果她有什么不足之处，哪个女人没有呢？他的两个儿子都是海军军官，女儿经济上也已经独立了，而且很聪明。也许他在事业上遇到了挫折，但他还是在一个职位上做着有益的工作。他实在没什么可抱怨的。
罗达坐在他身旁，主要在想：自从她丈夫从海外归来，不久就要第一次和巴穆·柯比面对面地会晤了。
罗达举行宴会的那个晚上，暴风雪把首都堵塞了。七点一刻光景，她的客人们——包括柯比，零零落落地都到了，掸着身上的雪，跺着脚上的雪。可是宴会仍没能开始。帕格还踪迹不明。
特拉西巷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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