洋取得了很不错的成绩。”
“这仅仅是开始，”戈林说，“现在生产潜艇的速度就象生产香肠那样快。我怀疑是否所有这些潜艇都将有机会参加战斗。空军将很快决定这场战争。我希望你们的空军武官鲍威尔上校能够很准确地向你们总统报告德国空军的实力。我们对鲍威尔一直是很开放的，这是根据我的命令。”
“当然，他已经作了报告，他所获得的印象是非常深刻的。”
帕格的话看来使戈林感到高兴。“我们从美国学了很多东西。特别是寇梯司①有很出色的设计师。我们曾经仔细研究了你们的海军俯冲轰炸机，并根据研究结果制成‘斯杜加’。”他转向银行家，用简单的德文讲得很慢，询问了一些有关南美矿业公司的情况。这时他们正穿过一间空的舞厅，舞厅顶上悬挂着镀金的水晶玻璃大吊灯。他们踩在拼花地板上的脚步声泛起了空洞的回音，银行家从容他用德文回答，一紧张他就说不了德文。往正门走的一路上，他们都谈着关于财政的问题。在大厅内走动的客人们盯着夹在两个美国人之间的戈林。银行家脸上的那个老练世故的笑容又重新出现了，脸色也恢复了正常。
①寇梯司原是美国最早的飞机设计师，这里指他所开设的飞机工厂。
外面正下着雪。戈林停在门道口和他们握手告别。吉阿纳里这时已经恢复过来，因此提出了维克多·亨利认为绝对重要的事。亨利正在考虑用什么方法向他暗示一下，银行家在雪花轻飘中一面跟空军部长握手，一面说：“阁下，我必须告诉总统，贵外交部不欢迎威尔斯的出使，并且申明元首也不欢迎。”
戈林收敛起笑容。“如果威尔斯来，元首将见他。这是正式意见。”这时一个空军军官把汽车开到门前，戈林仰头看了一眼天色，两个美国人一起穿过飞雪走到车前。“记住这一点。德国同所有国家一样，并不是所有人都要和平。但是我要。”
维克多·亨利几乎一夜未睡，写他的报告，以便由银行家带交总统。报告是手抄的，写得很乱。亨利先写事实经过，一直写到戈林在雪地里讲的最后一句话为止，最后写道：
关键问题当然是：第三帝国现在是否期待萨姆纳·威尔斯的和平使命。看来难以置信的是，会见了希特勒、戈林和里宾特洛甫以后，您的特使没有得到一个明确的答复。我相信希特勒将会接见萨姆纳·威尔斯，但是我认为这次出使不可能有什么结果，除非盟国想要改变主意，接受所谓“伸出和平之手”的那一套解决办法。
这三个人看来都不很重视我们这次会见。他们还有别的大事要考虑，根本不把我们两人放在眼里。我倾向于认为戈林是愿意举行这次会谈的，而希特勒刚认为，既然来到凯琳别墅，顺便见见也无妨。我感到他象很乐于把心中想法坦率地向两个将直接向您作报告的美国人谈谈。这三个人的表现都好象西线的进攻马上要开始了。我认为威尔斯来不来，他们根本不在乎。如果英国也象希特勒那样坚持自己的条件，春天就会发生一场全面战争。双方分歧过大，无法调和。
在我看来，戈林侈谈和平是另有打算的。这个人是第三帝国中最大的杀人魔王。他的外表很象马戏团里的畸形人，胖得的确令人作呕，却偏爱打扮，但是在他们那伙人中，他是最大的现实主义者，并且是众所公认的第二号人物。他从纳粹主义中获利甚大，得到的好处远比其他人要多。吉阿纳里先生无疑会向您描述凯琳别墅的样子。它很粗俗，但规模相当惊人。戈林尽管地位已经很高，他仍然可能很机灵地想到，好运总有走完的时候。如果进攻搞糟了，那时候这个一直高唱和平的人就会出来，一面为那垮台的元首流泪，一面很高兴能取而代之。
至于里宾特洛甫，总统先生，请原谅我的用语，只能用典型的德国混蛋这个词来形容他。他正是书上描写的那种狂妄自大、毫无教养、愚蠢、顽固和自以为是的人。我想这是他的本性。但是我也相信他反映了希特勒的想法。这是海军经常玩的那套老把戏：指挥官充当那道貌岸然的“老好人”，而副指挥官都是性情乖戾的，专门出面当恶人。希特勒毫无疑问憎恨您的勇气与决心，觉得您过多地干涉了他，跟他作对。他还觉得反抗美国是相当保险的，因为他知道舆论有分歧。所有这些想法，里宾特洛甫都用明确的语言代他表达了，而让他们的党魁去自由地扮演那宽宏大量的德国拿破仑和欧洲的救世主。
乘车离开凯琳别墅时，我感到好象刚从幻境中苏醒过来，开始想起有关希特勒的种种：他在《我的奋斗》一书中的狂言乱语，他如何一而再、再而三地背信食言，信口雌黄；是他发动了战争，进行对华沙的令人发指的轰炸以及对犹太人的迫害。当我在听他讲话并进行翻译时，我的确把这些都忘了。
面对着这样一个人，我竟然能够一时忘记这些事，这在一定程度上也说明他的能言善辩。他是一个很吸引人的演说家。我听过他在很大的群众场面上发出粗暴的战争叫嚣，但是当他和两个神经紧张的外国人在室内谈话时，由于需要，他却又可以做得象一个讲道理的、为人爱戴的世界领袖——人们说，当他愤怒时，讲话唾沫横飞。我们仅仅隐隐约约地看到了这一点。我完全相信他会这样。但是把他刻画为一个滑稽的疯子，则是失真的。他说到自己和德国人是一个整体时，好象有无比的信心。他知道这是事实。去掉他的胡子，他的外表象所有德国人揉成一个人一样。他不是贵族，不是企业家，也不是知识分子或其他什么，他就象一个街上的普通德国人，一个受到某种启发而有所领悟的德国人。理解希特勒和德国人民之间的这种关系是非常重要的。盟国当前的目的似乎是要把二者区分开来。我现在深信这是做不到的。不管怎么说，盟国仍然只有两个选择：或是向希特勒投降，或是打败德国人。一九三六年他们面临着同样选择，当时打败德国人本来是容易而有把握的事。迄今一切都没有变化，只不过德国人现在可能变得不可战胜了。
最上层人物之间的同床异梦的情况可能反映了纳粹体制的一个薄弱环节，但是即便如此，它也纯属内部政治问题，并不影响希特勒对德国人的控制，包括对戈林和里宾特洛甫的控制。当他进屋时，他们站了起来，并且表现出卑躬屈节的样子。
如果希特勒真是书报上给我们描绘的那个半疯半滑稽的匪徒，那么打赢这场战争是很容易的。因为指导一场战争需要头脑、坚定性、战略远见和手腕。对盟国来讲，不幸的是，他是一个很有能力的人。
第22章
帕格一告诉罗达要到斯多勒的别墅去度周末，罗达就紧紧搂着他吻他。他没有提到斯多勒在弗莱德·费林所谓抢劫犹太人勾当中所扮演的角色。他认为这不完全是抢劫问题，而是一种合法化的征用，这种做法当然是非常令人憎恶的，但是纳粹德国的生活就是这样。没有必要让罗达和他一样也为此感到不安，因为他接受斯多勒的邀请主要是为了让她能够很愉快地玩玩。
斯多勒派来的司机把车驶过阿本德督入口的柱廊，停在一个后门口让他们下车，一个女用人领他们顺着两段仆人使用的狭窄楼梯上了楼。帕格有点怀疑这是德国人故意给他的侮辱。但是给他们准备的卧室和起居室却很宽敞，家具设备华丽齐全，窗外是白雪覆盖的草坪、枞木、蜿蜒的河流和茅草盖顶的棚舍，景致很美；两个用人进来帮他们换衣服；他们去吃晚饭时，走后梯的疑团就解开了。阿本德鲁弯曲的正梯有两层高，栏杆是红色大理石的。整个楼梯现在都用一块光滑的木板滑梯盖着。穿着黑色宴会服的客人站在边沿，男人们大笑，女人们嗤嗤傻笑和尖声叫着。楼下还有另一些客人和斯多勒站在一起，正在观看一对穿着漂亮的男女顺梯滑溜。当女的绿绸衣服从系着吊袜带的大腿上部扯开时，她发出歇斯底里的大笑。
“唉呀，我的天，帕格，真要我的命啦！！”罗达咯咯地欢笑。“那怎么行！我下面几乎什么也没穿！为什么不对女的事先打个招呼！”但是她当然还是滑下去了，尖声叫着，又高兴又不好意思，一双匀称的大腿一直露到花边织的内衣上面，她在一片欢呼与祝贺声中滑到梯底，满面通红，大笑不止，受到主人夫妇的欢迎并被介绍给其他来度周末的客人。维克多·亨利心想，这倒是一个活跃气氛的有效办法，也许稍嫌粗野一点，德国人就善于出这些点子。
第二天他醒来时，发现已给他准备了一套绿皮狩猪服，还有一顶插着羽毛的帽子、皮带和短剑，很是齐全。参加打猎的有各种各样的人：除了空军和国防军的军官以外，还有银行家、一家电力工厂的厂长、一位名演员。帕格是唯一的外国人。欢乐的人群热情地招呼他跟他们一起喧闹和玩笑一阵，然后开始认真打猎。帕格喜欢打野鸭，但是打鹿他从来不感兴趣。一起打猎的还有阿尔明·冯·隆将军。帕格和这位鹰钩鼻子的将军落在后面，将军说看见打鹿他心里就难受。这次见面，隆比前一次话多。森林里又阴又冷，他同大家一样，刚喝了施奈普司酒①。他们先谈到美国，原来隆曾经进过美国陆军军事学院。然后将军谈到波兰战役和里宾特洛甫—莫洛托夫条约。奇怪的是，他把那个条约称之为一场灾难，因为斯大林所得的利益都没有费过一枪一弹。他对战场上的情况非常熟悉。维克多·亨利认为他对希特勒的估计是客观的，并且是真心话。隆对纳粹的优种论和纳粹党本身毫不掩饰地表示鄙视。但是他却理直气壮地为希特勒作为德国领袖辩护，正说到这儿，响起一阵枪声，附近传来喧闹的人声，他们才赶上大伙一起。一头被打死的小鹿躺在鲜血染红的雪地里，周围站了一圈人。然后举行仪式：吹起号角，把一根小枞木树枝顺着血淋淋的舌头插进死鹿嘴里。亨利和那位将军走散了，晚饭前亨利去找他，遗憾地知道他已被召回柏林。
①一种类似荷兰杜松子酒的烈酒。
晚饭后，一支四重奏弦乐队在乳黄金色的法国式音乐厅内演奏贝多芬的作品。一位胸脯丰满的女高音歌唱家演唱了舒伯特的歌曲。除帕格外，客人都聚精会神地听着，当演唱抒情曲时，还有人含着眼泪。罗达感到心旷神怡，在华盛顿时她也是音乐会的常客。她微笑地坐在那里，在一支歌曲唱完后，小声地发表一些内行的评论。音乐会结束，开始跳舞。德国人一个接一个地和她跳舞。在舞池中，她不断地向她的丈夫投以感激的闪闪发亮的眼光，直到斯多勒带他一起去书房。演员和电力工厂厂长克诺普曼博士正坐在书房里喝白兰地。
整个周末，到目前为止，帕格还没有听到任何人提起关于战争的问题。谈话内容没有超出闲聊，生意经或艺术等。
“呀，亨利上校来了。”演员以浑厚洪亮的声者说，“再没有比问他更合适的了，我们让他回答这个问题。”演员蓄着灰色胡子，长一头厚发，他是扮演帝王、将军以及上了岁数却爱年轻女人的那种角色的。帕格曾经在大剧院观看过他演出的著名的《李尔王》。他现在脸色红紫，脖子上围着硬领，穿着扣得很紧的浆过的衬衫。
“这问题可能使他感到为难，”克诺普曼博士说。
“不谈战争，不许谈这个，”斯多勒说。“这个周末是专门让大家消遣的。”
“没关系，”帕格说，接过白兰地，坐在一张皮椅上，“什么问题？”
“我以制造幻象为生，”演员说，声如洪钟。“我认为制造幻象应该只限于在舞台上。我刚才说，希望美国会看着英国倒下去而不管，完全是一种幻象。”
“唉，别谈这些了，”银行家说。
克诺普曼博士圆圆的脸，老爱眨眼睛，有点象“不来梅号”大邮船的船长，但矮得多，也胖得多。他说：“我认为现在不是一九一七年。那时候美国人曾经为英国火中取栗，可是他们得到的是什么？十足的忘恩负义。美国人将接受既成事实。他们是现实主义者。欧洲一旦局势正常化，我们将有一百年的稳定的大西洋和平。”
“亨利上校，你的意见如何？”演员问。
“这个问题可能永远不会发生。你们首先还得把英国打败才行。”
三个人没有一个很高兴听这句话。演员说：“这个么，我认为我们可以设想这已经是确定无疑的事了——只要美国不介入。这是整个争论的焦点。”
斯多勒说：“你们总统并不想掩饰他对英国的同情。维克多，是不是这样？他的祖籍是英国和荷兰，他采取这样态度是很自然的。但是你是不是认为人民反对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