茂密的树林，硝烟弥漫，挡住了视线。斯鲁特说：“请停车。”
大使回头看了他一眼，用发红的手擦了擦鼻子，让司机停车。汽车在路边停下。
“我简直不相信，”斯鲁特用拳头攥住烟斗，做了个手势说。“我们现在真是象你说的，在炮兵阵地。你能断定我们没走错路，这会儿不是在德国阵地的后方吗？”大使噘起嘴。“我相信我们现在离开石桥顶多三英里路。”斯鲁特一阵哈哈大笑，猛地用烟斗捅了捅娜塔丽和拜伦。
“我可要对这两个年青人负责。我不能让他们冒这种危险。”
两辆满载着士兵的破旧公共汽车隆隆驶过，车头还挂着行驶线路的号标牌，车身两边都贴着褪了色的电影广告。士兵们都在唱歌，有几个从窗口向停着的轿车挥手，用波兰语讲俏皮话。
“我们肯定不是在德国阵地的后方，”大使说。
“但是，我们无论如何要把这两位公民送回华沙，”斯鲁特说。“对不起，咱们误会了。”
娜塔丽大声说：“可是为什么？没有任何理由要送我们回去。我好得很呢。”
“恐怕时间来不及了。”大使若有所思地摸了摸眉毛说。
“大概不到一小时就要停火。我们一回去，我就得立刻召集我的那批人。”
“我也要召集。但是，中立国人员安全通过火线反正是由波兰和德国作出保证的。”大使看了看表。“拉科斯基上校要求我们预先察看路线。我看最好还是继续往前走吧。”轰，轰，又是两发重型炮弹在树林里爆炸，一发落在左边，一发落在右边。司机开始发动汽车。
“等一等！”司机扭过头来，斯鲁特面色煞白，嘴唇直发颤。“大使，我要求您至少先把我们送回桥边。在桥上我们也许能截到一辆卡车或公共汽车。”
“可是，亲爱的先生，您也得察看路线呀。我们的人员以后很可能会在树林里走散。”
拜伦觉得心里直作呕。尽管大使的态度很有礼貌，但也遮盖不住发生的这一切，斯鲁特是代表美国的。拜伦于是说：“莱斯里，你说得非常对，应该让娜塔丽避一避。这样吧，你护送她到木屋那边等我们，好不好？我可以跟大使去探路。”大使立刻高兴地说：“这主意太好了！我们去一趟，我看，十分钟或一刻钟就能回来。”
斯鲁斗打开车门，下了车。“走吧，娜塔丽。大使，我们
在有绿色窗档的那所小屋里等你们。我看见窗口有一个妇女。”
娜塔丽却坐着不动，看看斯身特，又看看大使，嘴角露出不快的表情。最后大使操着生硬的欧洲口音对她说：“亲爱的，请您照我们说的那样做吧。”
她猛地跳下车，砰地一声关上车门，就朝木屋跑去。斯鲁特连喊带叫，紧跟在背后追她。轿车沿着小石子路疾驰而去。前面烟雾淡薄一些。车行了不到半英里路，就看见一个神龛，那是一个木棚，里边有一个油漆得很俗气的耶稣木雕像，钉在金色的十字架上；离神龛不远就是一所学校。校舍前边有一只石鹅，周围栽着红花，几个士兵在石鹅旁边聊天，散步，抽烟。拜伦心里想，要是莱斯里·斯鲁特能再坚持那么三四分钟，也不至这样出乖露丑。土块往汽车顶上掉的那一刻，真是他倒了霉。拉科斯基上校一见瑞典大使，就兴冲冲地奔出来拥抱他。拜伦觉得，他情绪好得几乎有点不真实，参谋部里的军官们面对着挂在墙上的一张前线军事地图所标出的坏消息，也显得过分轻松：地图上的华沙城已被一个很粗的大红圈完全圈住了。校舍的另外几面墙上挂着色彩明亮的幼儿园的图画。拉科斯基身材魁梧，蓄着亚麻色山羊胡，一只大酒糟鼻，一看就知道生活上养尊处优；他领着客人走出后门，顺着一条铺满树叶的小路，来到混凝土构筑的炮兵阵地，满脸胡子、浑身污泥的士兵，打着赤膊在码炮弹。上校打手势要客人继续朝前走，自己爬上一个不太陡的水泥斜坡，然后登上沙袋。拜伦跟在大使后边。他们眼前是一片林木茂密的平原，向东绵延，可以看到疏疏落落的房舍、农场和三个相距很远的教堂尖顶。拜伦知道那一股股浓烟是从德国炮兵阵地喷出来的。
大使和上校爬上坡后，气喘吁吁，指着教堂尖顶滔滔不绝地讲起来。大使还匆匆做着笔记，偶尔翻译一些给拜伦听。根据停火协议，他说，中立国难民将在没有波兰人护送的情况下，穿过火线到达德国防地，要朝最远那座教堂的方向走，德国国防军会派卡车在那里接他们。拉科斯基上校担心有些难民可能因为小路的路标不清楚，走到通向另外一座教堂的那条路上，结果德国人保证的两小时休战期满，他们就会处在作战双方交叉的火力下。因此，他请瑞典大使出来，事先把路线勘察好。
“他说，”大使合上记事本，对拜伦说。“从那座瞭望塔上看得最清楚，能辨出通往坎托洛维茨教堂的几条路。”
拜伦望着耸立在学校操场旁边的一座细高木塔。有一架狭窄的梯子通到一个有铁遮棚的方台，他看见台上有一个戴钢盔的士兵。
“那我上去看看，怎么样？也许我能画出一张草图。”
“上校说，德军的火力很注意这座塔。”拜伦轻蔑地咧嘴一笑。
大使亲切地微微一笑，把记事本和钢笔递给他。拜伦连忙跑过去，爬上梯子，破旧的木塔随着他的脚步直摇晃。从塔上看周围的地形一目了然。他能看到穿过这片无人地带通向远处教堂的每一条路和一些弯弯曲曲的棕色小路的每个岔口。值勤的士兵放下望远镜，呆呆地望着这个身穿翻领衫和一件宽大毛衣的美国青年，只见他用手按住被风吹得乱舞的纸张，正往大使的记事本上画草图，每条不通教堂的岔道都打上“×”，还草草标出撤退路线周围的另外三座教堂。当拜伦把草图递给士兵看时，士兵点点头，拍了下他的肩膀。
“OK，”的说着，咧嘴一笑，因自己能说美国话而感到得意。
汽车驶到时，娜塔丽正交叉着双臂倚在茅屋的敞开的门上。她急急地朝汽车奔去，不一会儿斯鲁特就跟了过来，他先向一个裹着头巾、穿着一双笨重靴子的老太婆说了再见。汽车返回华沙的路上，大使讲述了他们视察前线以及拜伦冒险攀上木塔的情况。这时拜伦正把记事本放在膝盖上绘图。
“画四份我想够了吧？”他对大使说。
“我想足够了。谢谢你。”大使接过记事本。“也许我们来得及油印一些。画得很好。”
娜塔丽握住拜伦的手，放到自己膝上。她坐在他和斯鲁特中间，紧紧握住他的手指，半睁着乌黑的眼睛，严肃地望着他。他的手背隔着一层薄薄的绿衣服，感觉到她大腿的肉体和隆起的吊袜带。斯鲁特一面泰然自若地抽烟，望着窗外，跟大使谈如何召集和运送撤退人员，一面却不断地拿眼瞟着姑娘膝头上紧握着的两只手。他脸色苍白，下巴上有一块肌肉在皮肤下边抽动。
使馆里人声嘈杂，一片忙乱。市长办公处刚刚通知，确定在一点停火。波兰军用卡车要把这批美国人送到出发地点，每人可以携带一只手提箱。人们继续奔忙。住在使馆外边的美国人都一一接到电话通知。满楼都散发着一股烧纸的气味，楼道里一块块黑色的纸灰到处乱飞。
在地下室里，马克·哈特雷的床紧挨着拜伦的床。拜伦发现他拱着背，双手抱着头，坐在一只捆好的皮箱旁边，用手指夹着一支已经熄灭的雪茄。“准备好了吗，马克？”
哈特雷脸色阴沉，眼睛突出，露出惊慌的神色。“拜伦，我的名字是霍洛维茨。马文·霍洛维茨。”
“别胡说，他们怎么会知道这个？”拜伦从他自己的小床底下拖出一只安着弹簧锁的破提包。
哈特雷摇摇头。“我不知怎么了。一定是发疯了。我从来没有想到会出这样的事。我不知道自己想些什么。也许罗斯福会让我们乘军用飞机离开。很可能这样。我从来没有象现在这样心神不定。我们会落到德国人手里。德国人。”
“把这个放在你的提包里，”拜伦一边收拾东西，一边抽出一本照封皮的旧书给他。“打起精神来。你是一个美国人，不就完了。一个名叫哈特雷的美国人。”
“我天生就是一副霍洛维茨家族的面孔和霍洛维茨家族的鼻子。这是什么？《新约全书》？要这干什么？”
拜伦把封皮上印着一个金色十字架的书拿过来，把署有自己名字的扉页小心翼翼地撕掉。“当一个虔诚的基督徒吧。把这拿去。别坐在这里发愁了，去帮罗兰逊销毁文件吧。”
“我要是有我自己的《圣经》或祈祷书就好了，”哈特雷含含糊糊地说着，把提包打开。“我自从按照神的旨意学法律之后，就再也没有进过犹太会堂。一个臭气熏人的犹太老头教我背诵了许多莫名其妙的经文。我学会背诵，主要是为让母亲高兴，但也就到此为止了。后来我再也没有回过一次家。现在我希望还记得那些祈祷文，不管哪一段祈祷文。”他朝乱哄哄的地下室看了一下。“愿上帝保佑，现在我觉得这个小小的地下室简直象个甜蜜的家。只要能让我留在这里，我愿意付出任何代价。你想我们四个人有朝一日还会聚在一起打桥牌吗？也许在纽约？”
“比你预料的要快。”
“上帝可听见你亲口说的。这是我母亲的口头禅。”
十一点半，军用卡车轰轰隆隆地开到使馆；散了架的老汽车摇摇晃晃，沾满了尘土和烂泥，灰色的喷漆已经很难辨认了。汽车一到，挤在草地栅栏里的一百多个美国人就欢呼起来，并且唱起《我来到加利福尼亚》之类的小调。波兰籍工作人员，大多数是女秘书，都很难过，她们开始递送咖啡和点心。
“看见她们我觉得很惭愧，”娜塔丽对拜伦说。这时正好有两个波兰姑娘端着托盘从他们身边走过，脸上勉强堆出呆板的笑容，眼眶里闪着泪花。
“有什么办法？”拜伦饿了，咬了一口发灰的粗点心，做了个鬼脸。点心吃起来有一股生面和纸灰的味道。
“一点办法也没有。”拜伦说：“马克·哈特雷被德国人吓坏了。你呢？”
娜塔丽的眼睛突然一闪。“他们能把我怎么样？我有美国护照。他们不知道我是犹太人。”
“那好，别告诉他们。我是说，别突然充英雄好汉什么的，好吗？我们的目的也只是要逃出地狱。”
“我不是笨蛋，拜伦。”
一位波兰军官喊了一声，门开了，美国人蜂拥上车。有些人年纪太大，爬不上去，有些人想多带行李，波兰司机和军官都很着急，很不耐烦，也没有人负责。于是人们喊的喊，抱怨的抱怨，有的哭哭啼啼，有的挥着拳头，但是大多数人尽管饿着肚子，也很不舒服，但因为即将动身，感到很高兴，仍旧继续唱歌、说笑。卡车鱼贯地驶出。最后是一辆黑色的雪佛兰轿车，车前挡板上挂着美国国旗，车里坐着斯鲁特、他的三位最高级助手和两位助手的妻子。波兰籍女秘书都站在大门口，挥手告别，泪水顺着她们的面颊流下来。拜伦和娜塔丽彼此紧紧地搂着腰，在卡车里颠簸。斯鲁特让娜塔丽乘雪佛兰轿车。她摇了摇头，一句话也没有说。
炮火依旧非常猛烈，远处传来隆隆的炮声，三小队排成V字的德国轰炸机在中午烟雾弥漫的天空缓缓低飞投弹的爆炸声，还有波兰高射炮隆隆的炮声。汽车在被炸坏的街道上，在两边都是黄色楼房的狭窄的夹道里走走停停，有时为了躲过弹坑和坦克车辙，只好绕到人行道上行驶，有一次因为刚刚倒下一幢楼房挡住了去路，不得不开倒车退出一条大街。
在横跨维斯杜拉河的桥头，聚集着悬挂各国国旗的使馆汽车。桥上停满了撤退人员的汽车，挤得水泄不通。在华沙大约有两千多名中立国侨民，显然他们人人都打算离开。拜伦不停地看表。又开始朝前移动了，但是车走得特别慢，他担心一点钟不能赶到出发地点。德国炮弹继续呼啸而过，落到河里，掀起一个个喷泉，河水有时落到桥上和汽车上。显然，德国人认为如果在停火前一刻钟把中立国侨民十之八九消灭在桥上，那是易如反掌。车队最后停在有一尊石鹅的校舍旁边，附近是一个堆栈。拉科斯基上校和瑞典大使并排站在路当中，向每辆卡车上下来的人大声发着指示，并且把油印通知散发给他们。拜伦看见人人都在索取他绘在蜡纸上的草图，老老实实地照着临摹，连潦潦草草画下的三座教堂也都照样画下来，拜伦因为这些画出自自己的手笔，感到颇为得意。
学校周围树林中的炮声依旧不断，但到一点欠五分钟时，炮声开始稀疏了。一点整大炮都沉静下来。这时只听到撤退人员在公路两旁用各国语言高声谈论。拜伦还能听到小鸟和蝈蝈之类的叫声。他深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