争准备看，也许波兰人不应该受到偷袭，但是他们受到了。他们的政治领袖也许希望德国人的威胁不过是吓唬人。他们的将军也许以为他们自己的军队已经作好准备。一大堆错误的猜测会和一场战争的开始同时产生。
德国人征服波兰的计划，叫作“白色方案”，提供了后来
发生的全部情节。他们有很多这样的方案，例如“绿色方案”，是对捷克斯洛伐克的入侵（他们一直没有用）；“黄色方案”，是对法国的进攻。以色彩作代号的击溃别的国家的全面计划，远在跟他们发生任何争吵之前就制订好了，这是德国人的现代战争新发明。所有的先进国家，都模仿起这个原理来了。例如美国，在一九三九年就有一个“橙色计划”，是对日本作战的，甚至还有一个“红色计划”，是对英国作战的；而美国最后参战，是按照“长虹五号计划”。
历史家们在争论——而且还要继续争论——德国总参谋部的来历，它开创了人类事务中行为的新方针。有人说，德国的天才们创造了这个总参谋部，是对拿破仑强加于他们的耻辱的反应；另一些人则断言，一个平坦的国家，周围与许多敌国接壤，在这个工业时代，只能发展这种计谋以求生存。无论如何，无疑是德国人首先掌握了工业战争，而且教会了其他国家：全面战争——事先把铁路、工厂、现代化的通信联络以及全国的全体居民，集中到一个中央控制的体系之下，以摧毁邻国，如果出现这种必要或冲动的话。
这个德国体系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受到很好的考验；在地理方面，他们向前冲了很远，然后再撤退。在许多条战线上和强大的军队作战四年之后，他们要求停战，那时候他们在每一处地方都深入敌境很远。只是他们规模巨大的一九一八年进攻失败了，他们的资源也越来越少。从此以后，尽管他们投降了，而且经历了所有这些政治变动，他们还继续在制订这些“方案”。二十一年以后，白色方案兑现了，很快地吓坏了一个有四千万人口、有一支一百五十万或者更多的军队的国家，叫它乖乖地听命于德国人。这个，按照拿破仑的说法，就是战争的一切——威吓敌人，叫它服从你的意志。
德国人在入侵波兰的时候犯了错误，他们有时候在炮火之下散开了乱跑，他们不服从命令，他们对着顽强的阵地拒绝前进，他们谎报战果，他们夺大遭遇的火力以借口退却。他们不过是普通的年轻人。但是他们之中还是有很好的领导者和顽强的家伙，而且德国人是一个服从的、意志坚决的民族。波兰人也干了所有这些错事，而且火力的优势、偷袭、人数的优势以及白色方案，都在德国人这边，因此这场侵略进行得很顺利。
不久，新的坦克中队，就是后来变得那么有名的德国装甲部队，开始在战线前面很远冒险插入敌方纵深。这是古典的军事错误。敌人在一个冒险离开战线太远的中队后面包围过来，把它围困，然后把它消灭。这恰恰就是几年之后俄国人对付有名的装甲部队的方法，从此以后，它的名声就消失了。可是现在它们还是令人吃惊的。它们初次出场，在良好的天气下在平坦的原野上，对付一个受惊的、组织不好的、较小较弱的敌人，就大为逞能。它们缓慢地前进，每小时只走五英里或十英里；它们不象通俗书籍和杂志里的地图上画的那种飞快的红色箭头，而象一长串移动着的巨大的铁甲虫。可是它们在波兰兵士和老百姓眼里看起来很可怕，而且的确是足以致人死命的。这些绿色机器爬上大路，爬出森林，压坏成熟的谷物，打出巨大的炮弹。在九月明净的天空里，一种飞得很慢的叫作“斯杜加”的笨拙小飞机，不停地俯冲，向兵士们，或者儿童，或者牲口，或者妇女，或者不管路上逢到的什么，进行扫射，增加了流血和恐怖的喧闹。坦克和斯杜加杀死了许多波兰人，吓唬了他们大量的人群放弃这场看来毫无用处的战斗。
这就是所谓闪击战。它到了华沙城下停止了。这个事实在当时并没有十分强调。德国人不得不用老式的、马拉的、拿破仑式的炮轰来打击这个城市，因为这些装甲机械化部队的机器瘸着腿进了修理工厂，汽油用完了，许多坦克打坏了。它们已经完成任务。波兰军队已经被切碎，吓成了齑粉。盟国和美国的报纸对闪击战作着可怕的描述，“这是战争的新方式”。
可是德国装甲部队是九月九日到达华沙的。十日，德国最高统帅就在他的战斗日记里写下：战争已经结束。到十七日，华沙依然屹立着。德国空军所有能调动的飞机，都在这个城市上空不遇抵抗地飞过，扔下炸弹，然后急忙飞回德国去再装。无数的马匹从普鲁士和波美拉尼亚拉来更多更多的榴弹炮，围住城市，把炮弹打进去。可是华沙广播电台仍然在播送波兰舞曲。
现在主管华沙美国大使馆少数几个剩余人员的，是莱斯里·斯鲁特。他是一个能干的、特别机灵的人，但是在这当口他却不能发挥他的长处了，因为他是一个懦夫。但是他的外表或者他的行为却不象。在耶鲁大学，他参加田径运动——这是他有意选择的，因为他知道罗兹奖学金的要求——这项男子汉气概的象征，加上他在大学报纸的工作，他的美国大学生联谊会会员资格，以及他和某些很有用处的教授的友谊，使他轻而易举地获得了这项奖学金。到了牛津大学，他又成为那里很出风头的几个美国人之一；后来进了外交部，人们又说他是他那一辈里的一个杰出官员。他对自己的问题颇有自知之明，他要是知道这个环境需要行动上的勇敢，他就决不会自告奋勇。他对自己性格上的这个弱点思考很多，而且还有一套理论，中心要点是由于母亲对他的过分关心和童年时期的几个意外事件。这种理论不能改变任何东西，然而它却可以用来在他的头脑里容忍这个弱点，把它看作一个软骨病瘸子的不幸，而不是看作损伤他自尊心的草木枯萎症。斯鲁特对他自己，对他自己的能力自己的未来，都自视很高。可是现在，倒霉的坏运气却把他弄到这样一个地方，在这里，他的渊博的政治知识、他的分析能力、他的幽默、他的外语，统统一无用处，只要有简单的胆量就行。这个他却偏偏没有。
他在内心斗争中把这个缺陷隐藏了起来，表面上显露出来的只是神不守舍，不断头痛，急躁易怒，和一种毫无理由就发笑的倾向。大使临走时叫他留下，他竟哈哈大笑。自从德国人打过来的消息一来，特别是自从第一颗炸弹在华沙落下，他就惊慌异常，焦急地等待他和其他美国人能够离开的命令。他把自己的指甲咬得太厉害，只得把好几个指头包了起来。可是这个大使竟然要他在这样的恐怖中留下来！这阵尖锐的笑声倒是发自他的内心。大使用挖苦的眼光望着他，没有理他。在华沙的大多数人对空袭的反应态度很好，只要第一批炸弹落下来没有把他们杀死，他们就变得心情轻松，坚忍而有决心。但是对于斯鲁特，这个地狱却深不见底。只要空袭警报一响，就剥夺了他的思考能力。他和所有的人一起，冲下大使馆的厚墙地下室，而且总是冲在头里，一直在下面呆到空袭警报完全解除。由于他是负责人，倒帮了他的忙。他名正言顺地从公寓里搬出来，搬进大使馆，住在那里，成了坚决遵守空袭警报规定的榜样。没有人猜得到他的苦恼。
九月十七日黎明，他坐在一张大写字桌前面，嘴里叼着一只烟斗，正在仔细地重新起草他给国务院的最新报告，讲
的是关于大使馆和一百来个被围在华沙城里的美国人的情况。他一面去掉他个人神经质的激动的痕迹，一面力图保持这个消息的紧急性和严重性。这是千钧一发之时，尤其是由于那么些报告去了没有答复。他没法说美国政府对它在波兰首都的国民的困境是否有所了解。
“进来。”他听见敲门声说。
“外面是大白天了，”拜伦·亨利走进来，粗嗄地说。“要不要拉开窗帘？”
“外面有什么事没有？”斯鲁特犹着眼睛说。
“没什么特别的事。”
“好吧，来点儿亮光吧，”斯鲁特笑了。他们一起把厚重的黑窗帘拉开，淡淡的阳光透过窗上斜钉的木条变成破碎的小块照了进来。“水怎么样了，拜伦？”
“我弄来了。”
窗帘一拉开，就能听到德国大炮的遥远沉浊的隆隆声。斯鲁特宁可让这厚窗帘多关闭一会儿，挡掉这灰暗、破碎、燃烧的华沙的这些白日喧闹。拉上了黑窗帘的安静的房间，点着一盏台灯，也许会产生幻觉，引起安逸的学生时代的遐想，可以使他感到安慰。他从窗格子里望出去。“那么多烟！有那么多地方着火了吗？”
“天哪，是的。天空可怕极了，直到天亮。你没看见？你往哪里看都是一片通红，烟雾腾腾。简直是但丁①的地狱。还有那些大大的桔红色发亮的大炮弹，到处轰轰地响，它们飞得很高，然后慢慢地飘飘荡荡地落下来。真好看！在瓦莱夫斯基路那边他们还在用铁锨和沙子设法扑灭两处大火。水的问题更叫他们毫无办法。”
①但丁（1265——1321），意大利诗人，在长诗《神曲》里描写了地狱。
“他们昨天应该接受德国人的建议，”斯鲁特说。“那么他们至少还能保存半个城市。这样干没出路。你用什么办法弄到水的？是不是你总算弄了一些汽油？”
拜伦摇摇头，打着哈欠，坐到棕色皮子的长沙发上。他的运动衫和裤子上沾满了砖灰和煤烟，他的乱蓬蓬的长发纠结在一起，他的眼睛呆板无神，周围有个黑圈。”没有一个机会。从现在起我们得忘掉那辆卡车了。我看见救火车停在路中心开不动了。这个城市里已经没有汽油。我正在到处侦察，结果被我发现一辆马拉的大车。这花掉了我大半个晚上。”他对斯鲁特笑笑，他的下嘴唇因为劳累而缩了进去。“美国政府欠我一百七十五元美金。最吃力的事情是把锅炉从卡车上搬下来，装到大车上去。不过卖给我大车的农民帮了我忙。这是算在交易里面的。一个长胡子的小矮个儿，不过挺强壮。天哪！”
“当然，会还你钱的。对班说一声吧。”
“我能不能在这里躺一会儿？”
“你要不要吃早饭？”
“很难说我有没有力气来咬东西。我只要半个来钟头。这里挺安静。那地下室简直是疯人院。”拜伦搁起脚，身子躺到皮垫子上，横下瘦削肮脏的身体。“歌剧院转角那地方已经没有水了，”他闭着眼睛说。“我没办法只好一直跑到抽水站。这马走得很慢，它肯定不喜欢拉一只装满晃荡的水的铁锅炉。”
“谢谢你，拜伦。你帮了大忙。”
“我和贡格·丁。‘你能够谈论金酒与啤酒，’”拜伦用一只胳膊遮住脸闷声说，“‘只要你是安全地扎营于此。’①
①这两句诗，引自英国诗人吉卜林（1865—1936）的叙事诗《贡格·丁》，此诗的主角贡格·丁是一个印度人，为英国殖民军服务，在镇压印度起义人民的战斗中被打死。
——娜塔丽在哪里？在医院里吗？”
“大概是。”
拜伦睡着了。电话铃刺耳地响起来，可是他连动都没有动。这是市长办公室打来的电话；史塔钦斯基市长正在来大使馆的路上，他要与美国代办讨论一件十分紧急的突然情况。斯鲁特激动起来，立刻打电话给门口站岗的海军陆战队让市长进来。这一定是好消息：让华沙的外国人安全撤退，或者可能是立即投降！现在只有投降还是个办法。他想叫醒拜伦，让他离开办公室，但是又决定等一等。市长也许要过一会儿才到。这个肮脏的小伙子需要睡觉。
水变成了全华沙的一个大问题。在大使馆里住着七十个人，而且还有很多人搬来，这是——或者可能已经是——一个紧急情况，一个灾难性的问题。但是自从自来水总水管被破坏的那天起，拜伦·亨利就开始做供应水的工作，尽管没有人要求他这样做。斯鲁特还在向市长办公室打电话——在这倒霉的第一天打了二十次——要求立即给他保护下的美国人运送水，并且赶快修复水管子，拜伦却已经驾着大使馆的福特轻便卡车出去了，他从一座炸毁的房子的地下室里，弄回来一只破裂的生锈的小锅炉。不知从什么地方，他弄到了焊接工具，把它修补好，现在他就利用它暂作为水桶，装水到大使馆来。如果他不这样干结果会怎么样，谁也没有说。水管仍然破裂，而且现在到处的水管都已破裂，市政府的水槽车光是供应医院和救火队就已难以负担。
一天又一天，就象理所当然似的，拜伦在炮火底下空袭之中运着水，对自己的恐惧开着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