①德国作曲家理查德·施特劳斯（1864—1949）所作的歌剧。
第11章
飞机扫射的时候，拜伦正在路旁换轮胎。他和娜塔丽已经出了克拉科夫，正乘着这辆到处是锈的菲亚特出租汽车向华沙行驶，同行的还有班瑞尔·杰斯特罗、新婚夫妇、留胡子的小司机和他那胖得发蠢的妻子。
德国人入侵的早上，克拉科夫有几处地方着火，硝烟弥漫。但德机的第一次轰炸，并没使这座雅致的城镇遭到太大的破坏。他们在绚丽的阳光下驱车绕来绕去，找寻出路。因此，拜伦和娜塔丽虽然匆匆忙忙，但也好好地把城中著名的教堂和城堡以及那个象威尼斯圣马克广场一样宏伟的古老广场欣赏了一番。老百姓们并不惊慌，因为德国人离这儿还有五十多英里远。街上，人们仍然兴致勃勃地熙来攘往，火车站上挤满了人。班瑞尔·杰斯特罗总算弄到了两张去华沙的车票，不管他怎么劝说，拜伦和娜塔丽都不肯拿这两张票，他只好把自己的妻子和十二岁的女儿送上了车，然后他又熟练地把他们从一个营业所带到另一个营业所，穿过一些小巷和平时不用的大门，想法子把他们平安地送走。他好象谁都认识，而且很自信地办这件事，即便这样，他还是没能把拜伦和娜塔丽送出去。空中交通已经停止。罗马尼亚边境宣布关闭。往东到俄国、往北到华沙的火车，仍然没有一定开车的时间，人们扒在火车窗口，或者吊在火车头上。再有就是走公路。
留胡子的出租汽车司机扬克尔和他妻子是班瑞尔的穷亲戚，他们哪儿都愿意去。班瑞尔设法给他弄到一个官方证件，免得汽车被征用，但是扬克尔不相信这样的证件能用多久。他妻子坚持先把车开到她家，把所有的食品、铺盖、厨房用具都打点在一起，用绳子捆在汽车顶上。班瑞尔考虑，这两个美国人最好还是先到华沙的使馆去，那儿离此地有三百公里，要比冒险冲到边境去遇上德国军队强。因此这临时凑成的一伙人就出发了：七个人挤在一辆生了锈的旧菲亚特里，车顶上床垫子啪哒啪哒地拍动，几个铜锅有节奏地叮当作响。
夜间他们停在一个镇上，那里杰斯特罗有几个熟悉的犹太人。他们饱餐一顿，在地板上睡了一觉，黎明时又上了路。他们前面这条狭窄的柏油路上，挤满了步行的人和马车，马车上装满了孩子、家具和呱呱乱叫的鹅，以及诸如此类的东西。一些农民赶着驮了家当的驴子或几头哞哞叫着的母牛。行军的兵士们不时把这辆汽车逼到路边。一队骑兵开过，他们都骑着高大的花斑马。风尘仆仆的骑士们一边行进，一边聊天；他们都是些身材魁伟的汉子，钢盔和马刀在早晨的阳光中闪闪发亮。他们大笑着，露出洁白的牙齿，一边用手捻着胡子，以那种好脾气的轻蔑目光瞟着散乱的难民。一连步兵唱着歌走了过去。尽管爬上了头顶的太阳火辣辣的，但是这么个晴朗的天气再加上成熟的玉米的芳香，使得这些赶路的人感到挺舒服。在这条穿过黄橙橙庄稼地的又长又黑的大路上还看不到什么战斗部队的时候，一架孤零零的飞机突然从天空俯冲下来，沿着这条大路低飞，发出了哒哒、哒哒的猛烈响声。这架飞机飞得很低，拜伦都能看清上面的号码、黑十字、A字和固定的粗笨的轮子。子弹打到人身上、马身上和车上的家具什物及孩子们的身上。拜伦觉得一只耳朵热辣辣地刺痛，不知不觉地晃了几晃，就摔倒在地上。
他听到一个孩子的哭声，睁开眼睛，坐起来。衣服上的血吓了他一跳——都是大滴鲜红的血迹；他觉得有种热乎乎的东西滴到脸上。娜塔丽正跪在他身旁，用一块湿透的红手绢擦他的头，他记起了飞机的事。路对面，那个哭着的小姑娘抱着一个男人的腿，眼睛盯着一个躺在路上的女人。她一边抽抽噎噎地哭，一边反复地喊着几句波兰话。那个男人是个淡色头发的波兰人，赤着一双脚，衣衫褴褛，他用手抚摩着孩子的头。
“那是什么意思，她说的什么？”
“不要紧吧，拜伦？你觉得怎么样？”
“有点晕。那个女孩儿在说什么？”
娜塔丽看起来有点怪，她的鼻子好象又细又长，头发蓬乱，脸色发青而且满是灰尘，唇膏已经蹭掉了，额头上还沾着拜伦的一点儿血。“我不知道，她发疯了。”
班瑞尔站在娜塔丽身旁，捋着胡子。他用法文说：“她不停地说，‘妈妈多么难看。’”
拜伦站起身来，一只手撑着汽车发热的挡泥板，两个膝头使不上一点劲儿。他说：“我觉得没事儿了。伤口怎么样？”
娜塔丽说：“我说不好，你的头发太厚了，可是流了不少血。最好把你送到医院去，缝几针。”
司机也急忙把刚换的轮子上的螺钉拧紧，冲着拜伦笑了笑，汗珠从他苍白的鼻子和额头上滚到胡子上。他妻子和那对新婚夫妇站在汽车的影子里，神色惊慌，眼睛望着天空、大路和那哭叫的小姑娘。一路上，许多受伤的马抬起后腿跳着、嘶叫着，翻倒的大车上摔出来的家禽被大嚷大叫的孩子们追得慌慌张张地乱跑。人们弯着身子照护受伤的人或是把他们抬到车上，激动地用波兰语呼喊着。晴朗的天空中，灼热的太阳火辣辣地照着。
拜伦摇摇晃晃地向那个哭叫的小女孩走去，娜塔丽和杰斯特罗跟在后面。孩子的母亲仰面躺在地上，一颗子弹正打中她的脸，她那双一动不动的眼睛倒丝毫没受伤，所以这个鲜红的大窟窿看起来就格外吓人。班瑞尔和那位父亲交谈，这个男人的面孔憨厚而柔和，长了一把浓密的黄胡子。他耸耸肩膀，把小女儿搂得紧紧的。扬克尔的妻子走过来，拿给孩子一个红苹果，小家伙立即不哭了，她接过苹果就啃起来。那个男人在死去的妻子身边坐下，盘起那双赤裸着的脏脚，开始喃喃自语，在身上画着十字，一双鞋还挂在他的脖子上。拜伦头晕得厉害，娜塔丽扶他上了汽车。他们继续前进。杰斯特罗说，三英里远的地方有个不小的城镇，到那儿后他们可以把路上有人受伤的事告诉当局。新娘子脱掉了结婚礼服之后，就成了一个戴着深度眼镜、满脸雀斑的小姑娘，她哭起来，推开那个面无血色的丈夫，把脸埋到司机妻子的怀里，整整哭了一路，直哭到城里。
这座城镇没遭到破坏，教堂旁边那座用红砖建造的医院安静并且荫凉。听完杰斯特罗的叙述之后，几个护士和修女就坐上一辆卡车出发了。拜伦被带进一个粉刷得很白的房间，屋里满是外科设备和嗡嗡叫的苍蝇。一个穿白外套和带补丁帆布裤子的胖医生给他缝合了头上的伤口，剃掉他伤口周围的头发比挨这几针还难受。他出来的时候，劝娜塔丽也去把膝盖包扎一下，因为她又瘸了。
“哦，去他的吧，”娜塔丽说，“走吧，扬克尔说咱们今晚还能赶到华沙，到那儿我再包扎。”
因为医生给他吃了一匙止痛药，再加上疲倦和惊吓，拜伦打起盹来。他醒过来时不知道过了多久。在红砖建造的车站附近一个宽阔的鹅卵石广场上，两个手持来福枪的士兵截住了这辆汽车。车站和一列货车都着了火，火苗和黑烟从窗口滚出来。广场附近的几幢建筑物都炸成了瓦砾，或是遭到了毁坏。有两幢房子在燃烧。人们聚集在商店周围往外递商品，把东西运走。拜伦意识到这是在抢劫，不免大吃一惊。广
场的另一边，人们正从马拉的救火车上往着火的车站压水（这种救火车拜伦只是在过去的无声影片里见过），一大群人在旁边观看，就象在和平时期瞧热闹一样。
“怎么回事儿？”拜伦问。
两个士兵中间，那个金色头发、红红的方脸上长着小脓疮的大个子年轻人走到司机的窗口。士兵、扬克尔、杰斯特罗三个人用波兰话谈起来。这个兵一直带着一种特别让人不舒服的柔和表情微笑着，就象他是在对几个他不喜欢的孩子说话似的。他那位骨瘦如柴的同伴走过来，隔着黄玻璃瞧着他们，一边抽烟，一边不停地咳嗽。他对那个大个子谈起话来，好多次都管他叫卡西米尔。这时候拜伦才懂得，Zhid就是波兰语的“犹太人”，在他们的谈话里Zhid常常出现。卡西米尔又对司机讲起来，有一回，他还把手伸进来摸了摸司机的胡子，然后又猛地拉一下，显然是因为司机的答话惹火了他。
杰斯特罗用意第绪语对娜塔丽嘀咕了几句，瞥了拜伦一眼。
“他说什么？”拜伦问。
娜塔丽低声说：“他说，波兰人有好有坏，这些个波兰人坏。”卡西米尔拿枪比画了一下，命令所有人下车。杰斯特罗对拜伦说：“他们要我们的车。”
拜伦头痛得要命；一颗子弹划破了他的耳朵，那块破皮的地方火辣辣的，一跳一跳，比头上针缝的伤口还疼；另外，这两天来尽吃剩东西，喝脏水，所以觉得身上隐隐地抽痛；而他刚才吃的药还在起麻醉作用；他从来没有这么难受过。“我试着和那个红脸家伙谈谈，他好象是负责的。”他说着就下了车。
“喂，”他朝那两个士兵走过去，“我是美国海军军官，现
在正回华沙的使馆去，他们在那儿等着我。这个美国姑娘——”他指了指娜塔丽说——“是我的未婚妻，我们是拜访她的家属来了。这些都是她的亲人。”
听见这些英语，又看到拜伦头上沾满血迹的厚厚的绷带，士兵们皱起了眉头。“美国人吗？”大个子问。靠在车窗口上的杰斯特罗把拜伦的话翻译了。
卡西米尔搔了搔下巴，把拜伦上下打量一番，脸上露出殷勤的微笑。他冲着杰斯特罗讲话，杰斯特罗颤抖着把他的话译成了法文。“他说，没有一个美国海军军官愿意娶个犹太人。他不相信你的话。”
“告诉他，要是今晚我们到不了华沙，美国大使就会采取行动寻找我们。如果他不相信，我们就一块儿去给使馆打个电话。”
“护照，”当杰斯特罗把话译完之后，卡西米尔冲着拜伦说。拜伦递过护照。这个士兵看着护照的绿色封皮上面的英文、照片，接着又看看拜伦的脸。他对那位咳嗽的伙伴说了些什么，然后走了，招呼拜伦跟着。
“勃拉尼，别去，”娜塔丽说。
“我就回来。所有的人都要保持镇静。”
那个矮个子兵倚在汽车的挡泥板上，又点上一支烟，拚命干咳了一阵之后，咧开嘴冲着娜塔丽傻笑。
拜伦跟着卡西米尔走上一条小路，进了一幢石头造的两层楼建筑物，外面挂着官方布告和招贴画。他们走过许多满是文件柜、柜台和办公桌的房间，然后来到大厅尽头的一扇毛玻璃门前面。卡西米尔走了进去，过了大约十来分钟，他又探出脑袋，招呼美国人进去。
靠窗户的一张大办公桌后面，坐着一个穿灰军服的矮胖子，正用一支琥珀烟嘴抽烟。从他制服上有颜色的符号和铜徽章来看，显然是个军官。他面前放着那份打开的护照。他一边呷着玻璃杯里的茶，一边拿眼睛瞥着护照，茶水都滴到了拜伦的照片上。在这间狭窄、肮脏的屋子里，金属文件柜和书架都堆到一个角落里，布满灰尘的法律书乱七八糟地扔着。
军官问他会不会说德语。他们就用这种话谈起来，当然都讲得不怎么样。他让拜伦把情况又说了一遍，然后问他，一个美国海军军官怎么会和犹太人搞到一块儿，他又怎么会在打仗的时候在波兰转来转去。他的香烟抽到了最后一点儿，又点上了一支。他拚命盘问拜伦头上怎么受的伤，听说他们在公路上遭到了轰炸，他扬了扬眉毛苦笑一下。他说，即便这些都是真话，拜伦的行为也够愚蠢的，很容易被抓去枪毙。在一个问题接一个问题的长长的沉默间隙，他用一支扎纸的笔把拜伦的答话记下来，然后把这张潦草的记录别到护照上，把它们一同扔到一个装满文件的铁丝筐里。
“明天下午五点再到这儿来。”
“那不行。我今天晚上就得返回华沙。”军官耸了耸肩膀。
拜伦但愿他的太阳穴别老这么跳，这样简直没法动脑子，特别是用德语，而且眼睛也发花了。“我可以问一下您是谁吗？您凭什么权力没收我的护照，而这个士兵又凭什么权力要弄走我们的汽车？”
卡西米尔刚才露出的那种讨人厌的微笑——卡西米尔在他们谈话的时候，一直呆呆地站在办公桌旁边——此刻在军官的脸上出现了。“甭管我是谁。我们先得弄清楚你是什么人。”
“那就请给美国使馆打个电话，找政治秘书莱斯里·斯鲁特，这费不了多少时间。”
这位军官一口喝光了他的凉茶，开始在文件上签字，用波兰话对卡西米尔嘟囔了几句，卡西米尔就抓住了拜伦的胳膊，把他推到门外，带他回到汽车那儿。
火车站和货车都在冒着白烟，街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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