播音喇叭到处在哇啦、哇啦地广播新闻；不常见的大量飞机嗡嗡地飞过天空，柏林人都抬起头注视着天空，然后彼此无可奈何地相视苦笑一下。亨利还记得上一次大战爆发时欢腾的柏林居民拥向菩提树大街的快乐场面，很显然德国人是以一种不同的心情参加这次战争的。
大使馆成了吓坏的游客和未来的避难者——主要是年老的犹太人——的大漩涡。在代办的安静、宽敞的办公室里，使馆人员会议开得沉闷而简短。华盛顿还没来特别指示。大家传阅一下油印的战时条例小册子。代办要求每个人特别注意保持正确的中立口气。如果英法参战，美国大使馆可能还得照顾那些流落在德国的英法公民。美国在这个麻烦的时刻对野蛮的德国人采取适当的举动，关系到许多人的生命。会后，维克多·亨利在他的办公室里着手处理一个装满了文件的收文筐，告诉他的文书设法找到巴穆·柯比博士，那位从科罗
拉多来的电气工程师，他从军械局带来了一个“非常重要的”指示。
埃里斯特·塔茨伯利打来了电话。“喂，那个坏蛋要向帝国议会进行解释，你想听听吗？我可以把你带到记者席里去。这将是我在柏林写的最后一篇报道。我已经拿到离开此地的证件，前几天就该走了，但是因为生病，耽搁了。上次带我去看斯维纳蒙台基地，我还欠你情呢。”
“你没欠我什么，不过我一定来。”
“好。他三点开讲。帕姆两点钟去接你。我们正象疯子一样在收拾东西呢。但愿我们别给拦在这儿，都是这种德国食物害得我关节痛。”文书进来把一份电报放到桌上。
“塔茨伯利，我请你和帕米拉吃午饭好码？”
“不，不，没时间了。多谢啦。过了这次小小的麻烦之后也许可以。一九四九年左右吧。”帕格大笑起来。“十年？你真是个悲观主义者。”
他打开电报一看，吓了一跳。“是否知道你儿子和我侄女娜塔丽现在何处请电告或电话”，下面署名是“埃伦·杰斯特罗”，以及锡耶纳的地址及电话号码。帕格打铃叫来了文书，把电报递给他，说：“要通锡耶纳，找这个人听电话。同时打个电报给他：不知道请电告其最后去向。”
“是，先生。”
他决定先不告诉罗达。他想法继续工作，但发现连最简单的信都看不懂了。他把工作搁下，望着窗外在灿烂的阳光下来来往往的柏林人。坐满穿灰军服的德国士兵的卡车在街道上，排成长队，轰隆轰隆地驶过，士兵们都显得很疲劳。一个银色的小飞艇滑过碧空，后面拖着一个奥德尔牙膏广告。他尽量抑制自己的忧虑，又处理起收文筐的文件来。
他刚要离开办公室去吃饭，电话铃响了。他先听到的是许多不同语言的杂乱讲话声，然后一个带点口音、有教养的美国人说话了：“是亨利中校吗？我是埃伦·杰斯特罗。非常感谢您打电话给我。”
“杰斯特罗博士，我想我最好是马上告诉您，我并不知道拜伦和您侄女在哪儿。我根本没想到他们没和您一道在锡耶纳。”
“哦，我本来没决定给您打电报，不过我想您能帮忙找到他们。两星期以前他们去华沙了。”
“华沙！”
“是的，去拜访一位朋友，他在咱们驻波兰使馆里工作。”
“我立刻就跟那儿联系。您是说咱们的使馆，对吗？”
“对，是二等秘书莱斯里·斯鲁特，我以前的学生，一个有出息的小伙子。我本想他和娜塔丽有一天会结婚的。”帕格草草记下那个名字。杰斯特罗咳了起来。“请原谅。我想这次旅行够冒险的，但他们是在条约签订前就去的。她二十七岁了，有她自己的主意。拜伦是自告奋勇陪她去的，所以我根本没有担什么心，他是个很能干的年轻人。”
维克多·亨利被这个消息搞昏了，但是听到了赞扬拜伦的话，还是觉得很高兴，多年来他也没听到过好多。“谢谢。我打听到什么消息就打电报给您。要是您有了信儿，也请告诉我一下。”
杰斯特罗又咳嗽了。“对不起，我得了支气管炎。上次世界大战我记忆犹新，中校！真象没有过了多久，对吧？所有这一切都给我一种奇怪、恐怖的悲哀感觉，几乎是绝望。我希望咱们有一天能见见面，和拜伦的父亲相识，我太高兴了。他很崇拜您。”
霍彻菜馆的那张长桌子是一个听音哨，一个消息交易所，一个外交上小买卖的交换所。今天，这家拥挤的菜馆里，银餐具好听的叮当声，烤肉的香味，热烈的高声谈话，都依然如故。但是在这张特别桌子上却有了变化。有几位使馆的武官穿上了制服。那个长着一副愉快的紫红色面庞、留着大胡子、酒量过人的波兰人已经走掉了。那个英国人也不见了。那个佩着粗重金饰绦的法国武官坐在他惯常的位子上发愁。这些人中，年纪最大的那位白发苍苍、滑稽的丹麦胖子，仍穿着那身亚麻布白西装，但他也僵在那儿，一言不发。谈话很拘束。华沙电台叫嚷德国人已被打退，但没人能证实。相反地，他们各自首都来的新闻简报，都和德国人吹嘘的一样：到处获胜，成百架波兰飞机在地面被摧毁，全部军队被包围。帕格吃了一点儿，马上就走了。
帕米拉·塔茨伯利靠在使馆门前的铁栏杆上，靠近那些沿街排成长队的愁容满面的犹太人。她穿着那套他们那天早上在“不来梅号”上散步时穿的灰色衣服。“好了，”他们并肩走着的时候他说道，“小瘪三到底动手了。”
她吃惊而又得意地看了他一眼。“他已经动手啦！咱们的车子在这儿。演说一完，我们就出发。我们六点钟飞往哥本哈根。还算运气，弄到了座位，简直象金刚石那么难弄。”
她紧张地开普车在小巷里弯来弯去行驶，避开大路上那个长长的坦克纵队。
“是啊，看到你和你父亲要走了，感到非常遗憾。”帕格说，“我肯定会怀念你这种开车的冲劲儿的。你们以后上哪儿？”
“我猜是回美国。父亲十分喜欢那儿。实际上这会是最好的地方，因为柏林是进不来了。”
“帕米拉，你这么走来走去的，难道你在伦敦就没有一个男朋友——或是几个男朋友——反对吗？”这个女孩子——他是这么看她的，这表明他是长者——脸红了，眼睛闪着光。她那双白净的小手，开车的动作迅速、灵巧而且稳当。她身上散发看一种柔和的、带点辣味儿的清香，象荷兰石竹的香味。
“哦，现在还没有，中校。因为父亲眼睛不太好使了，他离不了我。我又喜欢旅行，所以我很乐意——哎呀！看您的左边。不要太明显。”
赫尔曼·戈林掌着一辆双座红色敞篷汽车的驾驶盘，样子傲慢、凶狠，因交通灯停在他们左边。他穿了一件黄褐色、双排扣的普通上衣，翻领上金光闪闪，不管他穿什么衣服，翻领上都闪着金光。他的巴拿马草帽宽宽的帽檐儿两边和后面都往下耷拉，有点象过去美国强盗的模样。这个肥胖家伙戴着戒指的胖手指敲着驾驶盘，一面咬着长长的上嘴唇。
灯光变了。红汽车向前冲去，警察向他行礼，戈林笑着摆了摆手。
“刚才要是打死他多容易啊。”帕米拉说。
帕格说：“这些纳粹真让人莫名其妙。他们的安全措施非常松。甚至连希特勒周围也一样。总之，他们人杀的太多了。”
“德国人崇拜他们。父亲就是因为在纽伦堡纳粹党日作的那次广播惹了麻烦。他说，谁都能杀死希特勒，他那样随随便便地到处走动，正表明德国人是多么拥护他。不知怎么这个广播竟把他们惹火了。”
“帕米拉，我有个儿子，希望你到美国的时候能见到他。”他把华伦向她介绍了一番。
姑娘听了调皮地一笑。“您已经对我提过他了。听来好象他长的比我高了点儿。他到底是怎么个样子？象您吗？”
“一点儿不象。他长得挺漂亮，人很厉害，但对妇女们很有魅力。”
“真的吗。您不是还有个儿子吗？”
“是的，我还有个儿子。”他迟疑了一下，然后把他还没告诉妻子的事，对帕米拉简单地讲了一下：德国人入侵的时候，拜伦正在波兰的某个地方，陪伴着一个已经有了情人的犹太姑娘。帕格说，拜伦能够巧妙地摆脱困境，不过，等他儿子没事儿了，他可得多长几根白头发。
“这个人我倒是愿意见见。”
“对你来说，他太年轻啦。”
“哦，未必。我从来没碰上过对头的。父亲在那儿呢。”塔茨伯利正站在一个拐角挥手。他握手很用劲儿。他穿了一身苏格兰呢衣服，在这个天气似嫌太厚了，头上还戴了一顶绿丝绒帽子。
“你来了，亲爱的朋友！来吧。帕姆，你四点钟到这个拐角来等着，成吗？这次不会是他那种三小时的长篇大论了。这个坏蛋最近睡眠不足。”
一个穿平常衣服的年轻德国人迎上来，对着帕格“咔塔”一声立正致敬，带着他们从党卫军面前走过走廊，上了楼梯，向克洛尔歌剧院那个挤满了人的小小记者席走去。纳粹借这个歌剧院召开国会会议。讲台后面，一只图案型金鹰栖在绕着花环的A字上，向周围射出的金光画满整个墙壁。这景象在照片上看起来非常神气，但亲眼目睹后，只觉得又花哨又俗气——挺适合作一个歌剧院的背景。这种戏剧性的变化无常和轻率拼凑节目的气氛就是纳粹的一个特点。还在建设中的新国会大厦，为了适合希特勒的口味，大得近于呆板，那些粗大的多里式柱子显然是石头的，但整个建筑物使帕格联想到一套硬纸板做的电影布景。
和多数美国人一样，他还不能认真看待这些纳粹，或者说得确切些，还不能认真看待这些德国人。他想，他们以出奇的毅力勤奋地工作，却在愚弄自己。德国是一个不稳固的既老又新的国家。某些地方有浓重的巴洛克式美景，写外一些地方又有匹兹堡那样的重工业；表面上是傲慢吓人的政治威势，拚命灌输恐怖，结果却十分可笑。所以这使他震惊。就个人来说，德国人和美国人非常相似。他觉得奇怪的是，两国人民都以魔为国徽。德国人同样也是那种有事业性的野心家：直率，有粗俗的幽默感，而且通常可靠、能干。从这些方面来说，亨利中校跟他们一起的时候，比跟那些迟钝的英国人或委婉健谈的法国人一起，更感到随便。但作为一个整体，他们似乎就变成了丑恶、易受骗的陌生人，而且有点凶残劲儿。如果你和个别一个德国人谈政治，他就会变成这样的一个陌生人，一个交战国的傲慢无理的海德先生①。他们使人难以理解。帕格知道，在道德败坏的欧洲，这群经过严格训练、装备优良的向前迈进的德国兵为害非线，而他们在匆忙中建立的一支庞大空军，他敢断定此刻正在波兰人头顶上滚滚而过。
①海德先生是英国作家斯蒂文森（1850—1894）的小说《化身博士》中主要人物。化身博士杰克尔的坏的一面是虐待儿童，谋杀好人。
代表们走向各自的座位。他们大多数穿着制服，但是颜色和饰绦各种各样，就是皮带和靴子相同。从他们的职业态度很容易看出哪些是军人。穿制服的党内官员看起来，和任何其他政界人士一样——快活、轻松，大部分人头发花白或是秃了顶——讲究的衣服紧裹在身上，尽管平脚掌穿着长统靴、凸肚子勒着武装带很不舒服，可他们显然在耀武扬威中获得了条顿民族的快乐。可是今天，这些职业纳粹虽然装出一副好战的模样，看上去可不如往常那么兴高采烈。整个会场上笼罩着一种压抑的气氛。
戈林出现了。维克多·亨利听人说过，这个胖子换装很快，这回算是亲眼看见了。戈林穿一套挂满奖章的天蓝色制服，浅黄色翻领闪闪发光。他走过舞台，叉着腿往那儿一站，双手背在扎皮带的屁股上，与一群毕恭毕敬的将军和纳粹党人严肃地谈着话。过了一会儿，他坐上发言人的位子。接着希特勒简单地走进来，手里拿着一个红皮包，里面是他的讲稿。没有隆重的戏剧性场面，象他走入党的会场上那样。全体代表起立鼓掌，卫兵们立正致敬。他在台上第一排将军们和内阁成员之间坐下。当戈林致简短庄重的开幕词时，他一会儿把腿交叉着，一会儿又放下来。
亨利觉得元首的讲演糟透了。他已经疲劳不堪。他在演说中重讲了凡尔赛的罪过，其他大国对德国的不公正待遇，他本人争取和平的不懈的努力以及波兰人的血腥战争。这些几乎都是以他本人的口气讲的，而且充满了奇怪的悲观主义。他谈到了自己可能战死疆场；和他死后的继承人——戈林和赫斯；他叫嚷说一九一八年不会再重演，这次德国一定要胜利，否则就一直打下去。他声音十分嘶哑，他过了一会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