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些地方都和你来软的，使你没法发火。一想到要在离家那么远的地方分娩，要靠这个贫困的意大利的一点点配给物喂养新生婴儿，她就感到从未有过的惊恐。罗斯福总统越来越公开地插手大西洋；希特勒只要突然宣战，无疑地会把墨索里尼拖进去，于是她和她的叔父就要作为敌侨遭到拘禁！
在这个时期，最坏的障碍物就是一张叫作出境许可证的东西。以前它从未找过她的麻烦。这张盖着紫印的黄卡片只要花几个里拉，一拿出船票、火车票或者飞机票就能买到。可是现在只要一提出申请，就会遭到一连串的哼哼哈哈，打着官腔寻根究底。有一次，经过了几番周折，娜塔丽总算弄到了两张去里斯本的飞机票，她立刻奔到移民局。一个官员从她手里接过飞机票和护照，告诉她四天以后再来。她再去的时候，这个满嘴大蒜味的可爱的胖官员叹了一口气，把护照还给了她。军事当局征用了飞机上的这两个座位，出境许可证因此不能发了，他说，不过票钱到时候会退给她的。
就在第二天，她听到了英国广播公司关于纽芬兰会议的第一次兴高采烈的广播。美国参战，听来好象已经是既成事实。绝望之余，她想出了一个无可奈何的计策。她要打出一张最能打动意大利人心弦的牌来：就是她的怀孕。她的确间歇地流过几次血。她所认识的美国人都对罗马的医生抱着嘲笑和怀疑的态度。他们介绍给她一位苏黎世的产科医生，名叫温特博士，那是欧洲纳粹管辖范围之外的最好的医生了。她决定要求瑞士当局允许她到那里去治病，两个星期，十天，能多少日子就多少日子。而且由于她身体不好，她请求让她叔父陪同，这样来弄到出境许可证。一旦到了瑞士，他们就可以想出种种办法呆在那里，直到找出办法去美国。埃伦·杰斯特罗认识苏黎世一个出版商，而她认识的奔奇·泽尔斯顿已从里斯本调到那里。她一想到这儿，就觉得这个办法挺聪明。
经过一番讨论，埃伦同意担任这样的角色，她很高兴。他要把随身携带的书籍、行李以及他所有的工作材料，都留在旅馆，只把打字誊清的著作原稿和他的随身衣服一起装在一只小手提箱里。如果遭到盘问，他就说，他准备在苏黎世短暂逗留期间，把行间墨水笔修改的几页再写一写。如果意大利人不愿意杰斯特罗一去不返——这点娜塔丽现在还是半信半疑——这样临时离开一段时间也许会骗过他们。《大西洋宪章》的广播，使杰斯特罗也有点担心了，这就是他为什么同意走的原因。
这个妙计象魔术那样见效。娜塔丽订了去苏黎世的飞机票，弄到了出境许可证。一个星期以后，她就和杰斯特罗博士飞到了瑞士。一切都安排好了，只是他没有象她那样，得到瑞士当局的正式批准可以呆十天。发给他的文件只简单说明他是为了路上安全陪伴一个病人，娜塔丽打电话给苏黎世的奔奇·泽尔斯顿，告诉了他这件事。奔奇说，他们最好就这么样，就以此为起点，别再想更好的运气了；他们到了之后，他会照顾埃伦的。
苏黎世机场熙来攘往，干净得发亮，这情景简直使人吃惊。大开门的商店里塞满了精美的服装、手表、瓷器和首饰；还有一堆堆盒装的巧克力，美味的糕点，新鲜的水果。娜塔丽一边向泽尔斯顿的汽车走去，一面咬着一只大黄梨，快活得轻轻地哼起来。
“啊哟，这只梨啊！我的天哪，”她说，“法西斯主义多么丑恶！战争多么讨厌、愚蠢！欧洲是一个富饶的大陆，为什么这些血腥的笨蛋一次又一次地让它荒芜？只有瑞士人才是聪明的欧洲人。”
“是啊，瑞士人是聪明的，”泽尔斯顿叹了口气说，一面摸着他那把胡子；这把胡子还是那么光润整齐。可是他脸上的其余部分却显得苍白衰老，好象有病。“你那位潜艇战士怎么样了？”
“谁知道？还是在太平洋里冲来冲去吧。你有没有目睹过一场更疯狂的婚礼？”娜塔丽转向杰斯特罗，她的眼睛一下子摆脱了痛苦呆板的表情，又变得原来那么调皮和神采奕奕了。
“是奔奇签的结婚证书。奔奇，你是不是对苏黎世比对里斯本更喜欢？”
“我不愿意去想正在阿尔卑斯山那一边折腾的那八千万德国人。不过至少这些高高的阿尔卑斯山真不错——到了，就是这辆红色的雪铁龙——那些流亡者的悲惨情况这里也有，娜塔丽，不过不那么明显，不那么厉害。在里斯本，那真是太可怕了。”
他们的汽车驶上公路的时候，埃伦·杰斯特罗说：“他们会不会把我们的护照送到领事馆来给你？”
“或者你们回去的时候来取好了。”
“可是我们不回去了，亲爱的，”娜塔丽说。“埃伦，把你的手绢给我，我的脸上全是梨汁了。我真希望能在梨汁里洗个澡。”
“我就这一条手绢，”杰斯特罗说。
泽尔斯顿从胸前口袋里抽出一条手绢，递给了她。“你这是什么意思，你们不回去了？”
“我的叔父和我准备跳上从这儿开出的第一列火车，第一架飞机，或者山羊拉的大车，只要它是开到可爱的老家美国去的。奔奇，很明显，我不能在电话里告诉你这些。可这是这趟旅行的全部目的。”
“娜塔丽，这办不到。”
“到底为什么办不到？”
“埃伦能通过瑞士的移民检查，是我作了保的。我还得把他送回那儿去。他没有过境签证。”
等了一会儿，坐在汽车后座的杰斯特罗博士用低沉可怜的声调说：“我想怎么会那么容易呢。”
“奔奇，就是野马也不能把我拉回罗马去了，”娜塔丽起劲地说。“我不愿意在那里生孩子。就这么回事。你也得想个什么办法帮帮埃伦。现在他已经到这儿了。他的护照象金子一样可靠。我知道你能解决的。”泽尔斯顿一面开车，一面伸出一只手小心地摸摸胡子。
“好吧，你们这是太突然了，给我点时间吧。”
“我有十天呢，”娜塔丽说。
“现在已经没有很多办法可以从苏黎世出去了，”泽尔斯顿说。“我来想想办法看。”
他把他们送到赫曼·温特医生诊所门口，而后把他们的行李带到旅馆去。这个诊所是座四层楼的旧房子，窗台上装饰着种满花的木盒子。温特医生给娜塔丽作检查，杰斯特罗则在接待室里打瞌睡。
这个秃脑袋满脸雀斑的医生是个矮子，还不及她的叔父高；两只大耳朵，一双棕色的鼓出的小眼睛。他问了几个问题，把答话记在一张卡片上，然后，就把娜塔丽又按又摸，在她身上采取化验标本，把她不仅置于惯常受检查时的那种难堪境地，而且还用一些奇怪的器械给她加上点儿新的痛苦，同时他却微笑着用法语和她聊天。她躺在检查床上，盖着一条被单，直喘气，浑身无力，脸上冒汗，下半身不住作痛。微风带来了窗台上木盒里甜豌豆花的美妙香气。
“很好，休息一会儿吧。”
她听见他在洗手。然后他拿着一本笔记簿走回来，在她身旁坐下。
“你象匹马那么健壮，你怀的这个孩子很好。”
“我中间流过三次血。”
“是的，你说过了。最近一次是什么时候？”
“让我想想。一个月以前。也许还要早些。”
“好吧，你可以等一两天，等涂片化验和小便化验等等的结果。我几乎可以肯定结果都会是阴性的。卡罗纳医生会为你接生一个胖娃娃下来的。我跟他很熟。他是罗马最好的医生。”
“温特医生，除非我回美国去，我宁愿呆在这里，在这里生孩子。我不愿意回罗马去。”
“是吗？为什么？”
“因为战争。假使美国卷了进去，我就会带着一个新生的婴儿呆在敌国的土地上。”
“是你说的你丈夫是一个美国海军军官，在太平洋上吗？”
“是的。”
“你离开他太远了。”娜塔丽忧伤地笑了笑。“我同意，但是现在已经这样了。”
“这是什么样的姓，这个——亨利？”
“噢，我猜这是苏格兰人的姓。英国的苏格兰人。”
“你娘家的姓是杰斯特罗，是吗？这也是英国的苏格兰人吗？”
“这是波兰人的姓。”等了一会儿，她看见这双棕色的小眼睛望着她，她又说：“波兰的犹太人。”
“外面的那位先生，是你的叔父吗？他是波兰的犹太人吗？”
“他是有名的美国作家。”
“真的吗？多么惊人。他是个波兰犹太人吗？”
“他生在波兰。”
“现在你可以穿衣服了。然后请到这边房间来。”
温特医生驼着背坐在他小小诊所的一只转椅里，抽着一支雪茄。升起的烟圈飘到了墙上贴着的起绉发黄的证书和一幅尘土迷蒙的《卢塞恩垂死之狮》①的版画上。他把雪茄放在一只玛瑙烟灰缸里，把双手的指尖对在一起，放到嘴上，那张带着棕色斑点的老脸，茫然地对着她。
①十九世纪丹麦雕刻家托瓦尔逊为瑞士卢塞恩城雕塑的一座纪念碑，碑上是一头垂死的狮子，以纪念法国资产阶级革命期间被法国人民杀死的瑞士雇佣兵。
“亨利太太，过去这几年——我得坦率地对你讲——在这里，怀孕曾经被利用而且被误用以致出了人命，就为解决护照的困难。移民当局因此对此非常严格。我自己是一个侨民，我的行医执照很容易被吊销。不知我说清楚了没有？”
“可是我并没有护照的困难、”娜塔丽安详地回答说，“一点也没有。你认为我能不能一路平安地回到美国去？这就是我要知道的一切。”
医生弓起肩膀，鼓出嘴唇，象只伶俐的小狗那样昂起脑袋，眼光一刻也没有离开她。“怎么个走法？”
“乘飞机。我想。”
“卡罗纳博士的意见怎样？”
“我没有问他。尽管刚才你这样说，我对他不太信任。这就是为什么我要呆在这里，假使我不能飞回家去的话。”
年老的医生眼睛发亮了，他把双手摊开。“恰恰就是这一点我没法帮你忙。当局会要求我出一张书面证明，说你不能旅行。否则他们不会延长你的居留时间。你完全可以飞回罗马去。至于飞到美国——”他又昂起脑袋——“这倒是辛苦而漫长的旅途。”
娜塔丽保持着沉静的态度。“你意思说我得失去这个婴孩？”
“没有必要，但是一个即将做母亲的初产妇，应该避免这样的劳累。你的怀孕史并不是百分之一百的好。”
“那么为什么叫我回罗马去？牛奶和食品都很坏；我不喜欢那里的医生，他对我的流血诊断不对。”
这个矮小的医生声调里带着冷淡的口气说：“亨利太太，飞回罗马去对你不成问题，因此没有办法延长你的居留时间。我非常遗憾。当局会问我你的健康状况，而不是罗马的牛奶或者卡罗纳博士。“他翻着一本复诊登记簿，看着说：“明天五点一刻的时候请你再来，我们讨论化验的结果。”
那天晚上，娜塔丽和泽尔斯顿以及她叔父在吃晚饭的时候，情绪挺愉快。离开了罗马，到了一个和平城市的激动的轻松感，压倒了温特的冷淡；而且检查的结果也使她高兴。她“象匹马那么健壮”，肚子里的婴儿在起劲地踢她，而他们已经逃出了法西斯意大利。其余的事情都会成功的，她想，特别是泽尔斯顿显得很乐观。她决定不问他，等他有了准备时自己讲出来。
这时候，她和他的共同话题是莱斯里·斯鲁特。她讲着她在巴黎时那个蹩脚公寓的滑稽事情：楼梯中央的小电梯坏了，斯鲁特在里面关了一夜；她的阿尔及利亚人房东费尽心机不让她自己做饭吃；楼上一个独眼的搞同性爱的雕刻家缠着斯鲁特要给他塑像。埃伦·杰斯特罗还没有听见过这些年轻人在塞纳河左岸的恋爱故事。这顿丰盛满意的晚饭、好酒和从露天餐厅上看到的灯火辉煌的苏黎世夜景，使他情绪也高涨起来。他接受了泽尔斯顿给他的一支雪茄，尽管他咳嗽很厉害。
“天哪，哈瓦那雪茄！”杰斯特罗博士卷动舌头喷着烟圈。
“这使我年轻了十岁，又回到了公共食堂。生活看来是多么美妙，多么容易，多么快乐啊！可是这么长时间里这个小胡子的坏蛋却在积攒他的坦克大炮。啊，天哪。你真快活，娜塔丽。”
“我明白。肯定是因为喝了酒，还有那灯光。明亮的灯光啊！奔奇，电灯光是最强烈的魔术。在灯火管制的地方住几个月，你就明白了！你知道吗，苏黎世叫我想起了什么？康尼岛的月亮公园，那时候我还是个小姑娘。你在一大片灯光中走路，成百万成百万的黄灯泡。灯光比跑马和游戏都更使人兴奋。瑞士真是了不起，是不是？它是一片恐怖的海洋里一只小小的干燥的自由的潜水钟。这是什么样的经历啊，我永远不会忘记。”
“你能明白了吧，为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