及他被钉在十字架的记载，这都告诉我们耶稣基督的确存在过。而这些资料是我们从一份不带偏见的异教徒资料中得到的。”
兰德尔点着了烟斗。“你还没告诉过我这些呢，乔治。”
“以后几周你会了解整个故事的。现在来简单谈谈彼得罗纳斯羊皮文可能是如何形成的。如你所知，耶稣在罗马殖民地巴勒斯坦传教之时，罗马皇帝是老泰比里厄斯。由于种种原因，泰比里厄斯愿意住在卡普里岛。他把皇帝卫队的司令官，颇有些野心的卢修斯·埃刘斯·西加努斯留在罗马作他的全权代表。泰比里厄斯国王通过西加努斯统治罗马，但事实上是西加努斯在控制罗马帝国，他计划摆脱泰比里厄斯，自己登上宝座。在罗马殖民地和各省，西加努斯选择对自己忠实的人做地方长官，同时又设立间谍网，定期向他汇报任何一点不忠实或叛逆行为或是帝国中的起义。是西加努斯派庞修斯·皮拉特去巴勒斯坦担任要职的。很显然，皮拉特手下的军官们受令定期通过朝臣向西加努斯汇报——有时是秘密地——巴勒斯坦地区发生的不管大小的骚乱、审讯和绞刑。”
兰德尔对此颇为不解，“也就是说在对耶稣审讯并判其钉死十字架时，尽管是小事，也会有一位罗马军官按常规向罗马的西加努斯汇报吗？”
“差不多就是这么回事，”惠勒说，“或者是皮拉特自己同意并把对耶稣的审讯作为日常工作报告送给大马士革的长官，再由他转交给罗马的西加努斯，也或者派皮拉特并没费这个力把报告往上交，但监督他的私人士兵队长带耶稣到十字架前，监督执行后，以皮拉特的名义写了一份汇报，并由军队信差送给西加努斯。这位皮拉特手下的队长就是彼得罗纳斯。然而还有一件有趣的事，西加努斯也许从来就不曾看到那份报告。”
“从未见到？”兰德尔说，“你的意思是？”
“根据那份报告，耶稣在泰比里厄斯王朝的第17个年头4月7日赴刑——也就是公元30年。到这份报告写好并可以被送走时，殖民地传来了谣言，说西加努斯和皇帝之间有了麻烦。这份关于耶稣钉死于十字架上的报告和其他汇报一起被搁置起来，直到西加努斯的地位巩固。然后，一定是罗马或大马士革传来消息说罗马已经安定，西加努斯仍大权在握。这样一来，这份报告和许多其它报告一起又被送往罗马。等到信差乘商船抵达意大利的奥斯蒂亚港时，时间一定已是下一年，公元31年了。他一上岸，信差就从官兵口里得知西加努斯及所有与之有联系的人都受怀疑。西加努斯本人其实已仓皇出逃。”
“他真的逃走了吗？”
“哦，那当然，”惠勒说，“罗马帝国的国王泰比里厄斯觉察出西加努斯企图颠覆他的王朝，篡权夺位，于是下令于公元31年10月把西加努斯处死。信差在听说了这些之后意识到事态严重，害怕若把这些报告交给西加努斯会引起国王的愤怒，那样做太冒险。也许这位信差为安全起见，就把包括基督审讯和执刑的报告及其他汇报，丢给了一些普通士兵，甚至一些市民朋友，自己返回了巴勒斯坦，继续未尽的职责。”
“我开始有些明白是怎么回事了。”兰德尔说。
“我们还不能十分肯定，”惠勒提醒他说，“但我们可以做些逻辑猜想，最有可能的是，那位接收报告的人一直保存到西加努斯被杀。不久这份有关基督的报告因过期而被搁置一边，被他们遗忘。那人死后，一个亲戚可能发现了它，而这位亲戚正好是个秘密的基督教徒，这一转机使得这份报告能和詹姆斯所写的文件一起得以保存下来。另一个更简单些的猜想是那人自己就变成一个基督教徒，他最有价值的收藏自然就是彼得罗纳斯羊皮文和詹姆斯的传记。不管是哪种情况，在当时由于基督教徒受压迫，所以这些文章就被封在一个雕像的底座里，不被当局者们发现。几十年，几个世纪过去了，底座被废墟所掩埋，直到蒙蒂教授6年前发现它们并不让其重见天日。目前，我们有幸先睹为快，对外界还是秘密，但不久它们就会在《国际新约》中与公众见面而成为全世界的财产。”
“太棒了，”兰德尔说。他把椅子向出版商挪近了些。“但是，乔治，你还是没有把秘密全告诉我。我们第一次会谈时，你只告诉了我一点点就足以让我把一切推到一边去而跟你走。现在我想知道剩下的。”
惠勒点头表示理解。“你当然会知道的，会告诉你的。”他翘起食指。“史蒂夫，但可不是现在。我们在阿姆斯特丹给你准备了书的校样。你一到那儿，就可以读到完整的两部分的内容了，我不想告诉你只言片语而影响你自己读的乐趣。我希望你不要介意。”
“我介意，不过我想等几天，至少告诉我耶稣长得什么样？”
“既不像达·文西、廷托里图、拉斐尔等人所描写的那样，也不像世界上千千万万个家庭从商店买回的十字架上的人。他的弟弟詹姆斯了解他，他是个人而不是个受人崇拜的殉道者。”惠勒笑了。“耐心点，史蒂夫。”
“还有一件事困扰着我，”兰德尔打断他的话说，“你告诉过我耶稣并未钉死在十字架上一事，也是想象的吗？”
“绝对不是，”惠勒强调说，“詹姆斯亲眼见到耶稣没有死在十字架上，没有升上天国——至少在公元30年没有，而是活了下来继续他的传教工作。詹姆斯给出了具体看到耶稣安全逃离巴勒斯坦的证人。”
“他去了哪儿？”
“凯撒里亚、大马士革、安提卡斯、塞浦路斯，最后到了罗马。”
“我还是觉得这太令人难以置信了。耶稣在罗马呆过，太不可思议了。”
“史蒂夫，你会相信的，你不会有任何疑问，”惠勒自信地说，“你一旦亲眼看了那些经权威测定过的证据，你就不会再怀疑了。”
“那去了罗马之后呢？”兰德尔问，“他在罗马时候该有54岁。他以后又去了哪里？他什么时候，在什么地方死的？”
惠勒突然从椅子上站起来。“你会在阿姆斯特丹，在阿姆斯特丹的二次复活里找到答案的。”惠勒向他许诺。出版商向门口的一个人挥手，“那边是尼可尔森小姐吧。我想咱们该休息休息，吃午饭了。那边宣布让入座进餐呢。”
这就是兰德尔记得的他在船上的第二天，现在他躺在床上，已经是第五天，也是在这艘豪华客轮上的最后一天了。
他听到达丽娜声音从隔壁客厅传来，“史蒂夫，你起来了吗？早饭来了！”
他坐起身。大腿上还有三张每日活动安排。
每日活动安排
星期日，6月9日
那是第三天，在乔治·L·惠勒的坚持下，他们休息了一天。11点时惠勒、内奥米和达丽娜在船上的剧院里参加了礼拜。兰德尔借口没去而是去娱乐室看了“你的法语课”。然后他们在钱博得餐厅共进了午餐。下午有桥牌会、品酒会和鸡尾酒会，晚餐后会又有舞会和赛马游戏。
每日活动安排
星期一，6月10日
那是第四天，也就是昨天。他和惠勒及内奥米·邓恩就以前的新《圣经》是如何准备出来的进行了几小时的问答，他们又向他灌输了《国际新约》是如何筹备的。长时间的对话使他十分疲倦，在晚上的宴会中又喝了太多红酒和苏格兰威士忌。
每日活动安排
星期二，6月11日
今天，他将第一次了解阿姆斯特丹“第二次复活”行动的组织结构，他们会简要向他介绍明天在伦敦英国博物馆将会见的专家，阿姆斯特丹的工作人员及其他为了公关而可以自由造访的巴黎、美因茨、法兰克福和罗马的专家。
“史蒂夫，你的蛋快凉了！”达丽娜又喊。
他把最后一天的活动安排扔到一边，翻身下床。
“这就来，亲爱的！”他喊道。
海上的最后一天开始了。
到了午后，他们三人搬到户外，还在继续聊着。他刚才看到达丽娜和一个色迷迷的匈牙利人打乒乓球。现在，兰德尔靠在椅垫上，惠勒坐在他旁边的椅子上，内奥米在第三张椅子上坐着，身上盖了一条红色的毯子，还在抖动。
他们已经在北大西洋上，离英国越来越近，海面除了偶尔几个小浪外，海水是平静的。在他们上空，太阳被几片乌云遮住，风也凉起来了。兰德尔瞪着地平线，被大船船尾拖着的白色痕迹弄得昏昏欲睡。他木然地盯着旗杆，很奇怪为什么没有法国的三色国旗，然后又立刻想起船只有在港中才升国旗。后来，兰德尔努力集中思想听出版商说话。
“那么你现在至少对我们阿姆斯特丹总的情况有个大致的了解了，”惠勒继续说，“目前这一阶段我们最关心的也是我要强调的问题是安全问题。再想想我们的周围环境，在阿姆斯特丹最繁华的广场有一个豪华大饭店，克拉斯纳波斯基，正对着皇宫。‘二次复活’行动在克拉斯纳波斯基五层中就整整占用和控制了两层。我们装修了那两层后就搬了进去。我们五个人导演了这一行动计划——五位出版商——德国的埃米尔·戴克哈德博士是我们的组长，大不列颠的特雷弗·杨先生，法国的查尔斯·方丹先生，意大利的卢吉·盖达先生，还有你面前的美国乔治·L·惠勒——我们还得把那两层完全密闭。可是除了我们那两层，它毕竟还是个公共旅馆。史蒂夫，相信我，我们一旦准备充分了，就着手改版了的新约印刷工作，我们要在安全问题上花费很多时问。如何填补漏洞，如何改进弱点以及如何预测出所有潜在的危机都是艰难的工作。”
“你到底有多大把握？”兰德尔问，“克拉斯纳波斯基饭店绝对安全吗？”
惠勒耸耸肩。“我想是吧，我希望是。”
内奥米往椅子上端挪了挪。“史蒂夫，你会发现惠勒先生在对待这类问题上总是过于谨慎与悲观。我可以告诉你，我目睹了克拉斯纳波斯基改装的全过程。那简直是天衣无缝，就如堡垒般绝对安全。事实上整个过程在那个饭店中进行了20个月，外面的人没有一个知道里面在进行的巨大工程……惠勒先生，您应该告诉史蒂夫您的安全记录——没有给新闻界透露一个字，没有把这一消息卖给任何一家电视台和电台，甚至没有对当代一些持不同意见的神职人员漏一点口风。”
“是这样的，”惠勒表示同意，同时抓抓脖子。“但是，在我们接近尾声的这关键的最后两个月里，我还是担心。保密比以往任何时候都重要。虽然我成立了最有经验的私人安全队，所有的士兵和便衣都曾在美恩联邦调查局，和其他国家的安全部门工作过的人，该队队长由曾为国际刑警军官的荷兰人赫尔德林探长担任，我还是担心。我的意思是，我们曾被谣言中伤，外界给我们施加了巨大的压力，新闻界和持不同意见的神职人员正千方百计要打听出我们所要做的事情。”
兰德尔听到一个被提了两遍的词——“持不同意见的神职人员”。兰德尔说：“我还认为所有的神职人员都会无一例外地想与你们合作，对这一消息保持缄默直到最后一刻呢。当你们的新闻问世后，神职人员也会和公众一样受益的嘛。”
惠勒向海面望去，想了一会儿。“你听说过阿姆斯特丹大教堂外斯特科克的主教梅尔廷·迪·弗鲁米吗？”
“我看过关于他的一些材料，”兰德尔想起了在橡树岭与汤姆·柯罗的谈话，“我家乡的一位朋友也是牧师，他非常崇拜迪·弗鲁米。”
“可我就不崇拜他，我与他的看法正好相反，那些年轻的土耳其神职人员想要推翻传统教堂，把它变成为社会工作而设的社区和披着忠实的基督教外皮的魔鬼，他们是迪·弗鲁米的支持者。他在荷兰改革的教堂中很有势力。我们的飞扬跋扈迪·弗鲁米——飞扬跋扈是他的外号——他的爪牙无处不在，他努力要影响整个西方世界的天主教方向。他是我们最大的威胁。”
兰德尔给弄糊涂了。“他为什么会对你们构成威胁呢——对一群要出版一本再版新约的出版商？”
“为什么？因为迪·弗鲁米是学形式批判主义的，受德国理论学家鲁道夫·布特曼的影响的。迪·弗鲁米对福音作者们所描写的事情持怀疑态度。他相信新约是凭空捏造的，故意把事情描写得很神秘——把水写成酒，迎合大众口味，复活，升天——而这些在现代科学家看来是毫无意义的。他相信对耶稣的历史无处可查的，他对耶稣的存在不屑一顾，他甚至提出耶稣可能是基督教为传播新的启示而发明出来的，对现代人来说只有启示本身才有意义。”
“你是说迪·弗鲁米信仰的只是基督教的教义吗？”兰德尔说，“他用那些教义能干什么呢？”
“按迪·弗鲁米自己的话来说，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