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坐下休息嘛，站到做啥子！”王自洁没有回答，继续观察：前面是凹凸起伏逐渐下降的荒坡，然后是一层一层的茶园梯田，再往前是一座耸起的大山，挡住了视线。他不由得感慨：“好大的一座山哪！这茶园怕有一两千亩吧？”一个一直保持沉默的“眼镜”说有一千六百多亩，赖组长说原来有两千亩，后来有些地方距离远，就抛荒了。江又安说：“抛了好，难得爬坡！”休息了一阵，都感到有些寒冷，于是陆续起身。下坡速度快多了，打拐次数也少得多。黄昏时分，才走到队部所在地。队部的建造形式和五队差不多，最上面是会议室和干部宿舍，还有仓库、小伙房和厕所，斗士清一色的砖瓦结构，石台阶，四周有许多高树。背化肥的人都把化肥背到仓库入库。一个干部模样的人在吆安排。王自洁随着赖组长和廖胖娃走下十几层台阶，穿过用三合土筑成的院坝，来到就业人员的宿舍，几间大屋子紧挨着，都是茅草为顶，粘土筑墙，赖组长吩咐王自洁把东西放在宿舍墙边，自己上队部报告。廖胖娃放下王自洁的行李。急着打饭去了。过了一阵，赖组长下来对王自洁说：“队部说你就在我们这个组。晚上你到队部去，指导员要找你谈话。”然后就帮王自洁拿行车，向左边那间大茅舍走。一进门，里面昏暗，什么也看不清。过了一阵，赖组长把大铺上的被盖挪动了一番，挤出一片长方形的面积，把王自洁的行李杂物放在上面，然后说：“老王，你把碗筷取出来，我帮你打饭。”趁着空闲，王自洁慢慢端详四周，觉得和五队差不多，仍然是用许多柴棒和篾条绑成床，上铺谷草。这些床在房子里靠墙摆成—圈儿，房子是长方形的，中间狭长的空地上并列着三堆柴火，墙上挂满各种乱七八糟的东西：破衣服、破斗笠、旧铁锅，等等。茅舍上部也是熏得漆黑。他把行李卷打开铺好，又把床下的杂乱东西如锄头、镰刀、烂鞋、脸盆、木箱、纸箱等整理了一下，腾出地方放自己的背夹子、柳条箱、脸盆等物。这期间不断有人端饭进来，看见王自洁忙于收拾，都不和他说话。一会儿赖组长端着两个碗进来，一碗递给王自洁，另一碗是他自己的。除了苞谷馍以外，还有一份盐渍的腌菜。这时候邓淑张也端饭回来，就对王自洁说：“欢迎新同志，请吃老梭边。”王自洁吃了一口，觉得虽然有点儿盐味，但味道并不比水煮菜帮强多少，就问：“你们常吃这个吗？”其他组员都说：“那当然！”江又安说：“劳改队，不吃老梭边又吃啥子！”王自洁三口两口刨完了，他惦记着指导员找自己谈话的事，虽说这种谈话大概是例行公事，凡是才调来的就业人员总得谈这么一次，不会对一个人的命运产生多大影响，但第一次印象也很重要，如果能给队部一个好印象，说不定将来能准他回洪江县走一趟，那就是实现了他后半生最大的梦想了。爬上十几层台阶，到了队部门前，他挺胸站直，理了理衣服，又用右手五指梳了梳头发，然后喊：“报告！”立刻有声音传出：“进来！”他推门进去，眼睛为之一亮：墙壁雪白，干干净净，正面墙上挂着毛主席彩色画像，两边是一副对联，上联是：“革命委员会好”，下联是：“四川很有希望”。办公桌上的煤油灯把不大的房间照得很亮，和茅草屋里的黑暗相比，自然不可同日而语。指导员年约五旬，胡子刮得很干净，穿着褪了色的旧军服，满面红光，身体稍微有点儿发胖，开口问：“你叫王自洁？”“是。“上海人？“是。“家里还有啥子人？”“还有一个姐姐。”“有没有来往？”没有回答。“互相通信不？”“不通信。”“你原来在哪个单位？”“在五队。”“判刑前？”“洪江县办公室。”“犯的啥子罪？”“生活作风问题。”这个答案他在路上就想好了，他不能按县公安局局长根据县委刘书记的意见强加给自己的罪名，说自己是“强奸未遂”。那样不仅是对自己的侮辱，更是对她的侮辱。指导员并不深究，转而又问：“来到八队，有啥子想法？”“继续改造思想，听管服教，靠拢政府，积极劳动，争取光明前途。”指导员显然对这一套改造八股不感兴趣，把话题一转：“到了就业队，在新的环境下要特别注意，不要走上重新犯罪的道路。最近我们三大队就有个别就业人员在这方面重新犯罪受到了惩罚。我们八队也正在就这个问题进行学习，吸取教训，你要引以为戒。”停了一下又说：“你就分在一工区三组，工区干事是周干事，以后有啥子事向周干事报告。”看来谈话到此为止，要下“逐客令”了，再不说就没有机会，而且指导员看来还比较和气，于是壮起胆子说：“报告指导员，我有个请求。”指导员努了努嘴巴，意思是准他说下去。“我的请求是：如果今年冬天有空，请指导员准我个短假，到洪江县走一趟。”“洪江县有你啥人？”他把早就编好的一套说出来：“我有两个妈，在上海的是后妈，已经死了；我的亲妈还在洪江县。她跟我爸离婚以后，一直在那里。”说完以后他觉得自己脸红了，他注意观察指导员的表情，想从那里看出他是否觉察自己在说谎，然而指导员没有什么表情变化，只是说：“现在文化大革命还没有结束，一般不准假，请假的事以后再说。”指导员似乎并不知道这全是他拙劣的谎言，其实他只有远房亲戚在他的故乡，所谓“亲妈”，不过是他下乡的时候把院子里一个经常照顾他的孤老太婆叫做“干妈”罢了。不要说正式档案上没有记载，而且公安部门一个电话过去，公社革委会马上会据实相告的，幸而指导员根本不打算办这件事，也就不去深究。晚上开小组会，二十来个人围在火堆前，天气不算太冷，只有几个人把茶缸放在火上。里面或者是挂面，或者是四季豆，却没有煮大米的。赖组长先开口：“最近七队出了一件事，大家都晓得了。”一个瘦子，脸黑得能刮下煤灰，打断了组长的话：“都晓得，咋个我不晓得呐？”邓淑张劝阻他：“刘富义，莫打岔，好生听到！”组员七嘴八舌议论开了，赖组长继续讲他的，二者综合起来，王自洁才弄好楚事情的大概经过：七队的孙大旺和附近和平公社的一个女老乡“好”上了，已经有一年光景，终于叫她的男人抓住了，男人和他的几个弟兄先把婆娘捶了一顿，对于孙大旺，则把一个半尺长的木棍强行从肛门深深塞入。孙大旺忍痛爬回队上——他根本无法走路——找卫生员说肚子痛得厉害，送到场部医院开刀才取出来。众人纷纷表示不满，刘富义唾沫四溅，义愤填膺：“这些狗日的老乡，做事太寡毒！”江又安说：“就是，太可恶了。”黄疯儿也说：“狗日的硬是坏！”连很少说话的韩大学也摇头叹息：“咳，太不像话了。”赖组长接着说：“听农区的老洪说，孙大旺住院，那个女的还拿些鸡蛋挂面去看他。”正在议论，工区干事周干事来了。他是个转业不久的军人，只有二十几岁。他一来，众人都不说话，有的拨弄火堆，有的揭开茶缸盖子看煮的东西熟了没有。煮挂面的索性吃起来。赖组长满脸陪笑，站起来说：“周干事，我们正在讨论孙大旺的事，大家都说要和他划清界限，批判他的犯罪思想。”周干事眉毛一坚，马上纠正他：“不是自犯罪思想，是犯罪行为。”“对，对，犯罪行为，犯罪行为。”赖组长说：“就业人员嘛，改造思想为主，嫖啥子婆娘！”黄疯儿也说：“就是，霉和尚要守和尚的清规，还想婆娘做啥子。”这句话大得周干事的称赞，他说：“你们要老老实实改造，不要一天到晚想找婆娘。老实告诉你们：你们找地富子女，那叫阶级敌人互相勾结；找贫下中农，是腐蚀革命群众！”他忽然发现刘富义根本没有听，而是专心一意在拨火，就指名说：“刘富义，说一下你对这个问题的认识。”刘富义抬起头，眼睛瞪圆，牙巴一咬，一字一顿地说：“这、些、阶、级、敌、人、就、该、好、生、整！”众人还没有听明白他在说什么，周干事过了一秒钟先回过神来：“啥子阶级敌人？啥子阶级敌人？”赖组长脸都白了：“刘天棒，你又在打胡乱说！”刘富义从容一笑，振振有辞：“他们都喊我们是阶级敌人，我们不喊他是阶级敌人？”众人忍不住想笑，又立刻敛起笑容，准备接受周干事的大发雷霆，谁知周干事反而叹口气：“刘富义，幸好你是个文盲，你要是有点儿文化，光凭这两句话就可以判你十年八年！”他又对赖组长说：“专门开他的会，看他还敢不敢吊起嘴巴乱说！”又补充说：“如果态度不好，就给他加点儿温度！”周干事走了以后，会场气氛变得严肃起来，赖组长说：“刘富义，你娃听到了哇？说你是个天棒，你他妈硬是个天棒！今晚上你又咋个说！”邓淑张也说：“你就是吃嘴巴的亏！”江又安劝他：“你不赶紧检讨还等啥子？”赖组长见他仍不开口，脸色一变，眉毛拧起，脸上的刀疤在油灯光照下显得发亮，他历声说：“刘富义！站起来交代！”刘富义等了一阵才站起来，又偏着头想了一阵才开口说：“这个嘛，我的意识形态是有点儿问题！”“啊！”众人惊诧地叫喊，赖组长还摸不准头脑，江又安站起来走到刘富义跟前，端详了一阵：“耶，看不出来你娃娃硬不简单呐。”一贯沉默的赵排长笑着问：“你懂得咕叫意识形态？”刘富义咧开大嘴笑了：“学习了这么多年，未必还没有点儿提高？”众人点头称许，韩大学也说：“在这里头关久了，人硬是要变。”只有赖组长叹气：“刘富义，不是我咒你，你二天不吃嘴巴的亏，我把赖字倒起写！”
第04章 武斗
第四章武斗洪士奎比王自洁早到八队几个月。他觉得很不如意。虽说一来八队就在农业组当组长，可是这个组长没有多大搞头，比在五队差远了：白天要抓生产，分配任务，检查质量，关键农活还得带头；晚上主持开会，还得常上队部汇报生产学习情况。刘中队长学习去了，指导员兼任中队长，什么都抓得很紧，简直得不到片刻休息，心里颁透了。这天是个休息日，一个组可以准五个人去兴隆公社——文革开始改名为东风公社，但是没有人那么喊——赶场。如果是月初发钱后的第一个赶场天，请假的人很多，五个名额还不够分配，谁去谁不去都由他说了算。他自己往往不去，只托组员们买些东西。其他日子休息，请假的人少了，他才去。这样做是因为赶场的人少了，东西会便宜些。今天他去赶场没有什么事，不过是散散心。出发得晚，走得也慢，刚下到半山坡，在一条小路的岔口附近，碰见一个人从下面上来。仔细一看，还是个女的。从外表看，快奔四十岁了，但肯定不是女社员。女社员都比较矮，而且用布包头，所以她一定是就业人员。她们往往显老，估计不过三十来岁。她背一个背篼，慢慢上来，看见洪士奎，就先打招呼：“你是五队的洪组长嘛！”洪士奎也认出她就是女就业队号称“一枝花”的刘淑珍，心里一下子涌出些突如其来的欢欣，笑着说：“你是女队刘淑珍嘛，咋个到这边来了？”刘淑珍没有立即回答，喘着气卸背篼，洪士奎赶忙接过来轻轻放在地上。近处有一块石头，他掏出手绢擦了擦，刘淑珍乘势坐下，把鞋脱了，这才说：“你们这边的路硬是难走，把我的脚都走肿了。”洪士奎把军干服理了理，站在她对面说：“就是，场部那边路要平坦些，不像这边都是泥巴土路。幸好没有下雨，不然才恼火。”刘淑珍问：“你好久到这边来的？”“我这半年就满了刑，调到八队了。你男人在七队？”“我们小许一向在茶房，昨年不晓得为啥子把他调到七队，来了就抡大锤打石头，累得吐了血，伤了身子，现在只剩半条命。这阵女队活路不忙，我请了三天假过来照顾他。今天赶场，去给他买了点草草药。”洪士奎很同情她：“我是说嘛，咋个你男人不赶场，你从远处来，倒叫你赶场买药。”两个人说了一阵，刘淑珍起身说：“耽搁不得，我该回去熬药了。”洪士奎说：“我多少还懂点医，我上去帮你看一下，看是个啥子病。”“这样咋个要得，你还要赶场买东西，这阵还没有散场，还来得及。”“我赶场没得啥子急事，是赶耍场，还是帮你去看一下病。”说完背起背篼就走。刘淑珍见他如此热情，倒不好硬性拒绝。看他那整洁的军干服和白净的脸，觉得有这么个人陪着走也好。两个人边走边聊，越说越投机，到七队不过十来里路，竟走了两个小时。从此两人渐渐熟识，以后每次刘淑珍到七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