荡漾徐拂；要不是那团黑色中央的过于苍白的脸所形成的反差，老人无法相信那团燃烧的晴空里的黑颜色是一个女人的长发。他定了定神。那是一张与他的想像迥然相异的苍白得好像没有温度的脸，那面孔他觉得好像在哪儿见过。她的眼睛大而干枯，目光缥缈而且没有光泽。她全身的生命似乎只流动在飞舞的长发里。这样的面孔很难使老人想到幸福这个词，那是一种茫然而无力自卫的神情。老人向女人挥挥手，又喂喂了几声，但那女人在四层楼的窗口只是专注地眺望远方。 老人判断了一下房间的方位就上了楼。房门并没有锁，他一敲，那房门就闪开了一道缝。 老人说：“我可以进来吗？我找一个人。” 那女人转过身来，神态安详、宁和。她穿着一条月白色长裙，窗口的风使那柔软的长裙在她的过于瘦削的肢体上鼓荡翻飞，使她看上去幽灵一般哀婉动人。 “您是找我吗？”她出了声。 老人有点吃惊，这种面孔的女人怎么能发出这样柔和而平稳的声音呢？ “你每天都在清晨开窗眺望吗？” 这时候，女人已经知道他是谁了，他曾经在两年前一个黄昏时分，在污水河边哭泣。 “是的。但我不一定认识你要找的人。”她仍然微笑。 “那么，也许我就是找你。” “怎么是也许呢？” 那女人临窗而立，头发在窗口绽开。室内正弥散着轻轻的音乐，那乐声柔和、亲切，含着淡淡的忧伤，水一样裹在老人的肢体上。他在离房门最近的一把椅子上坐下来。 他开始讲述自己，说了自己的来龙去脉，从两年前由鼠街中心小学退休到老伴去世，从在邮局帮助送达死信到现在失去了任何生活的意义。他不知道为什么要说这些，但他说了，说了许多。然后他把那封牛皮纸的信交到女人手里。 最后他说：“完成了最后这一桩事，我也该结束了。” 那女人并不急于拆信，她专注地倾听着老人的话。 老人准备走了，站起身。忽然又问：“你每天清晨都在窗口眺望什么呢？” 女人说：“那是一幅画。” 然后她转过身去，面向窗外。室内的乐声便填满了她身后的空间。 “这幅画的背景是用蜡笔涂成的顶天立地的赭石色冰河，”女人说起来，“你从窗子望出去正好可以看到。在河流的一角站立着一个鲜艳夺目的用黑色勾勒的女人，她的头发垂到腰间，闪耀着发蓝发绿的亮光。她的面部也是用蜡笔涂成，眼睛黑洞洞睁得很大，嘴角绽开浅绿色的微笑。她的没有年龄的裸体用阴影烘托出来。她正专注地看一枚疼痛的太阳从血红色的冰河里鲜活地跳跃出来，看金翅鱼和雪白的鸟儿以及浓阴招展的一株什么树在冰河背景里共同狂舞。那女人哼着一首人们听不见的歌，静静地与一切追求生命的灵物交谈，她不是用声音，不是用性别，也不是用心灵，而是用生命。” 老人似懂非懂听着她把长长的句子说完。停了一会儿，老人干涩地笑了一下，然后又笑了一下，说：“你真是睁着眼睛说瞎话。窗外那条污水河是土灰色的，这一点连瞎子也知道。”
空的窗（5）
“是的，”女人转过身来，顿了半天，说：“您说得对，我当然知道。” “你当然应该……”老人忽然停住了。他这才发现女人的眼睛洞开着却没有眼睛，那儿只是两个凝固不动的黑洞，像两只燃烧成灰烬的黑炭。它呆滞而僵硬地守在理应射出光芒的地方却没有射出光芒。 老人一下子震惊了。 “对，我是个瞎子。” “喔，老天爷。对不起。” 女人又微笑起来，“不，一切都很正常。” 然后，她走到老人跟前，把那封牛皮纸的信还给老人。“您看我是个瞎子，我无法眺望什么，所以这信不是我的。您去找吧，也许很久才能找到她，也许永远也找不到，但您要找下去。” 老人几乎要哭了，他望着她那光洁的脸孔，一句话也说不出来。 他把信接过来，转身又悄悄放在桌子上，就走了。 “再见。” “再见。” 这些天来老人一直闷闷不乐，绝望已极，在苍凉与昏暗的心境中寻找一位每天太阳初升时分开窗眺望的女人，这心境持续到他终于看到这个女人终日被吞没在漫无边际的黑暗里。 老人走下那女人楼梯的时候，渐渐重现了两年前从邮局局长手里接过第一封死信时的情景，他又充实起来，轻盈起来，光亮起来，步伐铿铿然，螺旋下楼。只是手里没有了要去送达的死信。 在故事即将讲完的时候，我必须告诉你一件事，就是在那个普通得令人无法回忆出任何天气特征的下午，我所失去的最珍贵的东西是什么。那是我的光明的世界。每天清晨，是我站在故事里那个在太阳初升时分开窗眺望的女人的位置上。我已经习惯了黑暗。 几年前，当我还看得见光亮的时候，我曾经让自己躲到车站电线杆的阴影里；现在，当世界真的永远交付给我一片茫茫黑暗的时候，我用心灵寻找着光亮。我不能说我已经完成了黑暗与光亮这个既相悖又贯通的生命过程，但我的的确确领悟到这是生命存在的两个层次。 每天下午四时半，我便迈着伦敦一般古老而沉稳的脚步，走到鼠街邮局买一份盲人日报，然后微笑着走进白天的黑暗中。那是阳光的脚步。我无所谓白天与黑夜，亮度于我不存在意义。我的生命每天从下午四时半开始，而在太阳初升后结束。接近黄昏时分，我从黑色的阳光里买回那份盲人日报，然后泡上一杯色泽清淡、品味醇香的清茶，坐在工作桌前开始思索和工作。我的工作单调又创新，我用文字和思想把我心灵看到的东西设计成一幅幅画面，然后交给画家们去画。每日如此。世界上有一种职业叫作家，我的“坐家”职业差一点与那个职业相同。但我并不等于真的终日在家坐着。我常常在夜深人静的夏夜游摸在街头，我看到金色的阳光像瀑布倾洒在苍茫大地，照耀着浓浓的黑夜。在如洗的光束下，鼠街两侧的梧桐叶如一团团银白色的大花朵凌空开放，与高远的天空遥相对应。我裹满一身阳光走进一个老朋友家里，于是，他或她便会很高兴地为了我临时改变一下黑夜与白天的生物习惯，然后沏上两杯清香的茶。我告诉他或她世界吞没在黑夜里的事情，他或她告诉我世界翻腾在白天里的事情。 有一天深夜，我怀念起我的一位远在雾都生活的会唱歌、会把看不见的钢琴弹奏出美妙音乐又会写小说的旧友，她由于终日生活在大雾里，所以我觉得她和我一样总要用心灵辨别方向而不是用眼睛。我记不清她是否就是那个早年曾经和我一同站在我迷恋的那男人的对面，而躲进鼠街车站电线杆阴影里边去的女人，总之是那一类即使我永远也看不到她，也不会忘记的朋友。我给她写了一封信，我说：连绝望这件事存在的本身也不要绝望，我和你同在。 我记不清是不是在我失去光明之前从什么先人的书里看到过这句话。从前我已遗忘。盲文里没有这些。 另一次，也是在深夜，孤独的冷月照在我的身体上，皎白的肌肤光滑如鱼。走，离开，这几个大字在我的血液里涌动，使我无法安睡。我不知道去哪儿，哪儿都可以，只要是离开，只是走出惯性。 我想，我将开始茫茫黑夜漫游了。那一天，我将仔仔细细把心灵一般破损的窗棂审视一番，敞开着离去，让那首痴情的《在这里等你》的歌永远重复地从我的窗子里流出，然后，我将走进没有边际的时间与空间的黑暗里。我会拾到许多光明的故事，用盲文写给我的同类。 我相信，鼠街老人会在我离开的空窗子前看到我。
嘴唇里的阳光（1）
０ 另一种规则 我是一个年轻女子，做着一份很刻板的工作，刻板得如同钟表的时针，永远以相同的半径朝着一个方向运行圆周，如同一辆疲倦的货车，永远沿着既定的轨道行驶。平时，我在阅读单位发的学习材料时，特别是在那些与斗争新动向有关的文章，即使我把同一条消息读上十遍，也无法记住伊拉克与科威特到底是谁吞灭谁，飞毛腿与爱国者到底是谁阻截谁。但是，我会把那上边所有的印刷错误，比如一句话后边右下角的“，”错印成“‘”等等，牢记于心。这就是我干校对这一职业的后果。 我庆幸这一单纯的工作使我那混乱的头脑免于许多错误。因为在许多领域我是一个惯于想入非非而无法遵守规则的人。比如，一个凶猛残暴的杀手，他的性格孱弱的儿子在一次失误中弄死了一个人，当死刑无法逃脱地落到他的恐惧惊慌的儿子身上时，这个幽灵一般神出鬼没永远能脱身法律之网的父亲，主动承担了儿子的死罪。这举动应该说是对法律的一种嘲弄和欺骗，但我会被这样一个杀人不见血的残暴父亲的舐犊之情感动得泪流满面，甚而生起一种敬仰。当我看到一个技术高超的外科医生，面对一个受了重伤、苦痛难耐、企求帮助的阶级敌人的妻子而不予抢救医治的时候，我便会对这个医生产生恶感。这一立场问题以及不合规则的思路，使我无法成为一名合格的法官或医生。 据说，要成为一个作家必须要操守更多的规则。我自知奇异的思维与混乱的脉络同样使我无法合乎规则。好在我懂得自己的症结，也从不期待或奢望成为什么。 但也许有另外一种可能，比如你正好与我拥有同样的思维方式，你会把我误入歧途的思维理解成另外一种规则，也说不准。 １ 对针头的恐惧 牙科医生总使黛二小姐充满奇异的想像。这种奇异之想从她刚刚走近牙科诊室听到那种钻洗牙齿的滋滋声便开始。走进诊室后，那声音便在她全身每一个细小的神经周围弥漫，与此同时，在她目光所及的空间里，无数颗牙齿便像雪片一样在她身前身后舞荡翻飞，纷纷扬扬，散发一股梨树花飘落的清香。 这会儿，黛二小姐坐在第一○三医院牙科诊室第一○三号孔森医生的诊椅上想入非非。黛二二十二岁，且带有一股病态的柔媚与忧郁。智齿阻生的痛苦把她带到这里。她仔细查看了她的四周：左侧扶手部位有一个冲盂和水杯。右上方是一套可以推拉旋转的器械和一只小电风扇。头部正上方是一个很大的聚光灯，它像一枚金色的向日葵，围绕着牙齿患者的口腔转动。右侧扶手旁边放着另外一只带轱辘的转椅，年轻的牙医就坐在上边。 这是一个沉默寡言的年轻医生。他个子很高，但敦实稳重。眼神专注而清澈（他的眼神使黛二小姐终生难忘，在未来的岁月中，她凭藉着这样一双眼睛把他从茫茫人海里找寻出来）。他的鼻子和嘴全部遮在雪白的大口罩里面，这遮挡起来的部分赋予她一种想像的空间，一种神秘莫测之感。假若你仰身靠在诊椅上，聚光灯雪亮地射在你的唇部周围，你神情紧张地攥紧拳头，本能地把它们放在腹部。年轻的牙医在你的右侧俯身贴近你的脸孔，你张大嘴，任他用钩子、钳子、刀子在你的牙齿上搬弄。他粗大有力的手指在你的不大的口腔空间不停地转动，由于口腔的狭小，他用力拔掉你的某个牙齿的时候，充满了内聚力。他使劲你也使劲。如果你像黛二小姐一样是个年轻女子，并且善于浮想联翩，那么你便很容易联想起另外一种事情。 孔森医生在黛二邻座的一个牙疾患者面前俯下身，他往那个头发花白的老妪的上腭上注射了麻药后，就转向黛二小姐这边。 他问：“有什么不舒服吗？”声音是低沉的，像闷在地下隧道的声音。 “没有。”她说。 “心脏有问题吗？” “没有。” “血压高吗？” “不高。” “那好，我们开始。”他的语词简约而准确。这种非此即彼式的谈话使她感到一种辩证法的魅力。 他转身去取麻药。黛二觉得他提出的疾病离她还遥远。她还年轻，那些老年性疾病还远远够不上她。黛二理解这种提问是拔牙程序之一，便冲他笑笑，表示对他的感谢。 他取来了装满麻药的注射器，针头冲上，用右手拇指推了推针管，细细碎碎的雾状液体便从针头孔零零星星喷射出来。这雾状的液体顷刻间纷纷扬扬，夸张地弥散开来。那白色的云雾袅袅腾腾飘出牙科病室，移到楼道，然后沿着楼梯向下滑行，它滑动了二十八级台阶，穿越了十几年的岁月，走向西医内科病房。在那儿，黛二小姐刚刚七岁半。 豁着门牙、洞张着两只惊恐的大眼睛望着这个白色世界的黛二，是个体弱多病的小萝卜头。她刚刚从一场脑膜炎的高烧昏迷中苏醒过来。 “认识妈妈吗？”一个和黛二小姐现在的年龄相仿的女子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