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的，”我说，“就应该这样。”我突然有一种感觉，好像一切都会对我有利似的。
“你不听我的建议，”冯塔纳说，“这很糟糕。”
远处的音乐声变大了。那是一首缓慢、忧伤的曲子。40
我在零点三十分踏进了“洲际酒店”我的房间。桌上的一只瓶子里插着红玫瑰——“宋姬”。我数了数，是十三朵。一只信封倚在花瓶上。我撕开它，摔出一张卡片。某家花店的某位职员笨拙的笔320迹写道：
我以我的全心和我的整个一生爱你——昂热拉
我手拿这张卡片走向大窗户，拉开窗帘，望向洛豪森机场，以及它的弧形白光和其它绿色、红色和蓝色的光线。我坐到电话机旁，玫瑰花就放在我面前，我能眺望机场。当我请求总机接通戛纳时，我将花店的卡片拿在手里。我一再地阅读那草书所写的内容。
我以我的全心和我整个的一生爱你——昂热拉。
我的左脚疼起来，不太厉害。
电话响起来。
“这是您要的戛纳电话，卢卡斯先生。请讲话。”
“昂热拉！”
“罗伯特！终于等到了。我已等了几个小时。”
“我没法早打。”
“我还会再等上几个小时，等上整夜。我坐在平台上，在秋千上。这里真暖和，罗伯特！要是现在你在这里多好啊！夜晚美极了。我热切地渴望你。”
“我也是！”我的脚让我感到像铅一样重。同时，我感觉到玫瑰的甜蜜的芳香。
“谢谢那些‘宋娅’花，昂热拉，”我说，“谢谢你的话。”
“我感谢你。谢谢你的玫瑰，谢谢你的话。”
“你看到城市的灯光吗？”
“看到，就在我身下。还有海上的船只和艾斯特莱尔山脚下道路两旁的灯光。”
“我看到机场的灯光。我想象，这是同样的灯光。这样我就能想象，我是在你身边。”
“可爱的灯光。”昂热拉说，“我们有多少灯光啊，对不对？一个接一个。我们的幸运。这些灯光，当我们打电话时它们将我们连在一起，直到你又回到我身边。”
“是的，昂热拉。”
“你什么时候能回到我身边来？”
“这我还不知道。这回有可能比较长。”
没有回答。
“昂热拉！”
“嗯……”
“你没听懂我的话吗？”
“听懂了。”
“那你怎么不回答？”
“我无法回答。我……我忍不住哭了。真的，罗伯特，你说，要拖较长的时间才能等到你回来，我本想坚强些。我早就知道了。”
“怎么知道的？”
“我就是这么知道了你的许多事情。我想表现得坚强愉快，好让你不伤感。但是不行，罗伯特。”
正好有一架飞机闪烁着航行灯朝我的窗户飞来，然后陡直地升上天空。
“这儿有一架飞机刚好起飞。”
“这里也是。就这时候。它飞得还很低很低。我们能相信这是我们的一个好兆头吗？为了我们的爱情？为了我们的未来？我们能相信是上帝原谅了我们并且保护着我们吗？”
“我们必须相信。”
“罗伯特……”
“嗯？”
“我警告你。你永远也摆脱不了我，永远。只要我在呼吸，我就会爱你，只爱你。跟律师谈得怎么样了？说一说。”
“一切都非常困难，昂热拉。”
“我早就知道不那么容易。怎么样？”
我把冯塔纳对我讲的话全都告诉了她。最后我说：“你没想到过这么困难，是吗？”
“我想到它更为困难。这有什么严重的，罗伯特？你的朋友说，没有人能禁止我们相爱和共同生活。这不就是主要的吗？这难道还不是全部吗？”
“可如果我工作，我就不能一直呆在戛纳，昂热拉。这咱们俩都还没想过。”
“我想到过了。”她说，“我跟着你，随便你去哪儿。”
“你可是讲过，你永远也不会离开戛纳。”
“那时候我的生活中还没有你。我不在乎戛纳，完全无所谓。我到处都可以工作，在每一座有富人的大城市里。在杜塞尔多夫也有很多富人，是不是？”
“是的。”
“那就去杜塞尔多夫。我不怕你的妻子，不怕她也生活在杜塞尔多夫。”
“你暂时呆在戛纳。我还回到你身边来。我要看看，我们能不能让卡琳让步。”
“不要。”
“什么不要？”
“不要这么讲！你的律师肯定是对的，但是你不能那么做，你不可以那么做。不能羞辱她和不再给钱。我不要你完全照律师跟你讲的做。别全部照做。有许多是要做的，我看得出来。电话，银行户头，还有其它事。你不能不给你妻子钱而抛弃她。”
噢，昂热拉，我想。自从冯塔纳要求我这么做以来，我就对自己讲，我不能、不可以这么做。现在昂热拉也这么讲，而她本来最有理由听从冯塔纳的意见。
“你得付房租和保险，给她足够的钱，让她能好好生活——转到她的户头上去。这你得保证我。你挣多少钱，罗伯特？”
我告诉了她。
“那另外再给她一千五。”
“一千五？这加上房租和保险就超过三千了！这太多了！那么她永远也不会同意离婚。”我说，心存感激，感激不已，因为我想的正好也是这个数。
“如果她看到你不是流氓，你不会对她弃之不顾，她就会同意离婚。那样你还有足够的钱留给你自己。”
“可是给你和我……”我喊道。
“我有钱。我工作。我赚钱。在许多婚姻中都是这样的。咱们一起会够用，远远不止于够用。一千五，罗伯特——请你答应我，给她这个数！”
“好。”我说，心想我绝不能告诉冯塔纳此事，一旦他知道了，他会痛骂我。也许我真的会因为这一千五而自找不幸，可如果我不作出这一决定的话，我也永远不得安宁。
“我谢谢你。一切都会好起来。我对此坚信不疑，充满乐观。来吧，到我身边来。我知道你必须工作。但只要一有空，你就来吧。我焦急地等着你。眼下我也有很多活儿要做，这会有所帮助——在白天，不是在夜里。”
“对，”我说，“不是在夜里。”
“可这段时间也会结束，到时候咱们就在一起了。然后回忆说：你还记得那时候吗？当时咱们天各一方，总是不得不打电话？你想想，要是没有电话会怎么样。咱们还是很幸福的，不是吗？”
“对，咱们是幸福的，昂热拉。”我说。
“你明晚还抽空再打电话来吗？”
“当然。”
“我等。我一直等。即使还要等很久。晚安。”
“晚安。”她说。我听到她挂断了，我将我的听筒放回叉簧。然后我静静地坐在那里，闻玫瑰的芬芳，眺望机场。月光洒照在整个地区，非常明亮，非常空洞。我觉得，好像什么都没有影子，树、灌木、飞机、机库和控制塔，什么都没有影子。
41
“这是名单。”古斯塔夫·勃兰登伯格说，越过杂乱的办公桌推给我两页纸。“今天一大早特快传来的。好人啊，‘法兰克福宫’的那些人。”
我阅读那两页纸。六十三名银行家相遇在“法兰克福宫”。赫尔曼一个人死了。其他六十二名的姓名和地址写在两页纸上。全是大名鼎鼎的名字，它们的主人生活在慕尼黑、汉堡、不来梅、柏林、法兰克福、汉诺威、斯图加特、苏黎世、巴塞尔、伯尔尼、伦敦、维也纳、巴黎、罗马和奥斯陆。
“咱们从德国着手，”古斯塔夫叹息着说，“接下来得来回奔波了，我的亲爱的。可是有什么办法呢？一点办法也没有。要是运气好，你拜访的第一位银行家就会讲给你听我们所需要的内容。要是倒霉，那就是最后一名。”
“或者没有。”我说。
“对，”古斯塔夫说，“或者没有。你妻子怎么样了？”
“我不懂。”
“你申请离婚了吗？”
“对。”
“好。接下来咱们要开始工作了。”他让他的女秘书跟一家又一家德国银行联系。这进行得很快。十点已过，他要求谈话的那些人已经全都在办公室里了。古斯塔夫讲话的方式像是牧师和法官的混合体，向来都会产生效果。他请他要求的所有银行家接听电话。在古斯塔夫说明了我们的打算之后，没有人拒绝接待我。所有这些银行家都很礼貌。他们说我随时可以去。古斯塔夫在我到达之前已经设计了一个合适的旅行计划。从德国北部开始，先汉堡，然后往南方。然后是国外。我想，这下我将长时间看不到昂热拉了，又气恼又伤心。幸好这些银行家在一个城市里差不多总是生活着好几个——比如说光在汉堡就有三位。
在汉堡的先生们说今天就能接待我之后，古斯塔夫决定我马上就从那里开始。我也觉得合适。我不想无所事事地等上一小时。于是我飞往汉堡，在十四点左右到达了那里。
在去公司见古斯塔夫·勃兰登伯格之前，我去了我的银行，委托那个有着童话般的假眼、正要退休的幸福的营业员克拉塞每月把一千五百马克汇到我妻子的账户上去。我不知道账号，让他打电话问我妻子。我从我在环球保险公司的办公室还给长话台写了一封信，请求停掉我的电话。我立竿见影地停订了报纸，取消了电视，还处理了其它一些冯塔纳建议我做的事情。一堆别的事情——以及每月自动汇一千五百马克！房租早就是由我的银行汇的了，疾病和人寿保险金也一样。我做的都纯粹是小事，但在大事上，在钱的事情上，我没按塔纳要求的去做。他得知后恐怕会暴跳如雷。在前往汉堡的飞机上，我也产生了最严重的念头——我做错了，这是肯定的。但每个人只能做他能做的，不给卡琳钱而且弃她于不顾，这我做不到。
汉堡阴凉多云。
我拜访第一家银行的领导——由于可以理解的原因，在此我不报出名字来。他的银行坐落在阿斯特纳河畔，他在一间镶红木的办公室里接待我，彬彬有礼，镇静自如。预先交待一下：我接下来看到的这间办公室，装潢得阔气奢华，坐在里面的男人都彬彬有礼，镇静自如。他们虽然用词不同，但本质上讲的都同样。谈话简短，我只要在这里给出第一席谈话，就等于是给出了全部的谈话。这第一席谈话用问答式大体上是这样的……
“我在调查赫尔曼先生死亡案的原因。我知道，四月二十四日和二十五日，你们俩和其他先生在‘法兰克福宫’举行了一次会议。我也知道，赫尔曼先生在会议结束后坐立不安，无缘无故地绝望、暴怒或两者兼而有之，直到他飞往戛纳。您能想出造成这突然的情绪变化的原因吗？”
“不能，卢卡斯先生。”
“在法兰克福的会议上发生过什么能让赫尔曼先生如此坐立不安的事吗？有分歧吗？争吵过吗？”
“我们的圈子里不习惯争吵，卢卡斯先生。”
“赫尔曼先生会不会陷进了困境呢？”
“一点也不。如果是这样，我们会知道的。这种事我们总是很快就传开。”
“您认为，赫尔曼先生有可能干了跟他的无可指摘的声誉不相容的金融交易吗？”
“这我认为绝对不可能。”
“那您如何解释他在你们的会议之后的情绪呢？”
“我对此没有解释。”
“那是一场特别的会议吗？我是说——一席由于某种原因专门召开的会议？”
“不，绝对不是。我们每年碰头两三次。主要是为了保持联络、交换信息和讨论当前的政治和经济形势。您知道，卢卡斯先生，我们就像是一个大家庭。”
“在一个大家庭里，大家团结一致，不向外人泄露出丑事，是吗？”
“这问题有点——请您原谅，卢卡斯先生——有点粗鲁。如果我知道，为什么——照您声称的——我就您的话讲——赫尔曼先生在我们碰头之后那么不安，我会告诉您的。”
“您会吗？”
“当然了。您不相信我？”
“不信。赫尔曼先生是如何丧生的？是事故、谋杀还是自杀？”
“事故或谋杀。我认为不可能是自杀。可就是没有理由——除非赫尔曼先生患有不治之症，可这想法十分牵强附会。但即使这样，他也绝不会以那种害死其他许多人的方式自杀。”
“您知道或有什么别的推断能继续帮助我吗？”
“在您来之前我研究过我的良心，卢卡斯先生。我很抱歉，答案是‘没有’。”
我刚才写下的是第一席谈话——只是略为删减并修饰过了。其他的全都一模一样。我一天之内就能解决国内某个城市的银行，还能坐晚班飞机飞回杜塞尔多夫。我累死了，没胃口，我的脚老疼。我从“洲际酒店”跟勃兰登伯格通了电话，告诉他这一天的结果：自始至终都是否定。
“怎么了？”他说，而我感到特别疲乏。“咱们还远没有结束。但咱们必须对付过去。谁知道呢？也许这些家伙中最终会有谁张开嘴来。现在你好好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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