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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什么？”
“这我当然不知道。客人们用的是大会议室。会开了很长时间。在二十五日晚，也就是星期二，赫尔曼先生作了一个报告。”
“谈什么？”
“这记录在我们的资料里。是关于银行家对社会的责任。随后客人们还一同出席了一次盛大的自助餐，在中间的宴会厅。星期三他们全都离店了。赫尔曼先生当然不住在我们店里。他住在城里。”
“您也查明了出席这个会议的人数有多少吗？”
“是的，卢卡斯先生。”
“多少？”
“如果您想寻找某个人或者了解某个人的情况，那可是够难的。”门卫领班说，“包括赫尔曼先生，总共六十三位客人。”他忧虑地望望我，“这是个坏消息吗？”
“这我还不知道，”我说，“差不多是吧。”
“我为您难受，卢卡斯先生。”
他是个善良的人，这位门卫领班，我很喜欢他。我相信他也喜欢我。
我突然垂头丧气地说：“您以为，能从您这儿得到这些银行家的姓名和地址吗？”
“我要问问经理室。这种事不常见。另外……只要经理室能承担一半的责任，您放心，您就会得到一份名单。我马上就去问。”
“好，麻烦您了。”我说，“如果经理室决定帮助我，那就请您尽快将名单交给我的公司——传真，电话。您找勃兰登伯格先生。他的女秘书会记录这些名字的。”
“如果我们可以公布的话。”
“是的，”我说，“当然只有在这种情况下。它非常重要。”
“我们会为您做一切，这您知道。一切力所能及的事，卢卡斯先生。”门卫领班说。
来自七个国家的六十三位银行家……
39
“婚姻法第四十八条：‘若夫妻双方分居三年，婚姻关系彻底破灭，无法愈合，没有重新恢复一种符合婚姻本质的共同生活的希望，每一方都可以请求离婚。若婚姻破裂的责任完全或主要在丈夫，他要求离婚，而另一方反对，就不得离婚，除非反对的一方缺少维持婚姻的诚意和不打算继续维持婚姻。’你就是这样的。”我的朋友保尔·冯塔纳律师放下他正在读的那本厚书，越过他的办公桌望着我。他吸烟斗。烟斗熄了。他盯着我，重新点燃。他跟我同龄，脸型狭长，脸上的光泽掩藏了一切激动和感情，棕色鬈发向后梳，像铁丝一样。他对女人有无穷的吸引力，自己却一点也感觉不到。他的大办公室坐落在费利格拉斯街上一幢楼的第三层。橱里放着一排排法律书和档案，办公桌上也堆满了。一扇窗户开着。夜晚温暖，星光明亮。一轮银月高照。姑娘们的笑声。汽车飞驰而过。一只喇叭在鸣叫。从什么地方传来爵士乐。人们交谈着，声音模糊不清。一个孟夏之夜的种种声音……
二十二点二十分，我赶到冯塔纳这里。我在关着的房门旁发现了他的名字和门铃按钮，他走过来为我打开门。他刚刚结束了自己的工作，穿着衬衫和裤子，领带拽松了，吸着烟靠在椅背上，一声不响地听完了我的故事。我也穿着衬衫坐在那里。在我沉默时，他还提了许多细节问题，比如问我搬出家的日期和过程，卡琳当时的反应。然后，他为我朗读婚姻法第四十八条，重新点燃他的已熄灭了的烟斗，说：“你看，这事情可惜不像你想象的那么简单，我的亲爱的。”
“可我必须离开卡琳！我们的婚姻业已死去多年了，这你知道！如今我遇到了另一个女人，再在卡琳身边呆下去我会完蛋的！”
跟他的镇定、慎重的声音一样，他的脸上也毫无表情。
“这些全是对的。只不过它们跟你的处境根本无关。你以为，新婚姻法的起草怎么会拖得没完没了？根据旧婚姻法，如果你运气好的话，两三次审理判决后你就能离婚——可我不相信——即使办成了，你也还得多次上法庭，因为生活费用、家用器具、租房、额外收入的处理还需要再三进行审理判决。许多人都这样倒霉。”
“这太可怕了！”我喊道。
“这当然可怕。杜会学家想制定一个新的离婚法，要求一旦查明了真相，一个法庭一名法官就能作出判决——根据新法律，分居两三年之后，你就如愿以偿，算是离婚了。但这部新婚姻法尚未公布。没人知道它何时开始实施。我不想拿现行法规引起的悲剧惹你乏味，但这些都是我亲身经历或亲耳听过的。”
桌上有一瓶“人头马”和两只杯子。他把杯子倒满，我喝了一大口。我需要它。
“可怜的人，”冯塔纳说，“这位昂热拉，你非常爱她吗？”
“远不仅仅是非常。”
“你们俩之间相距数千公里，你看，你们的爱情对你们没一点好处。”
“我绝不会再回到卡琳身边。”我说，又喝了一口，“那我能怎么办呢？我总得做点什么。或者你，你这个讼棍。这可是你的职业！”
烟斗不通了。冯塔纳磕空烟斗头，然后拿瘦削修长的手指使劲堵住它，从一个白蓝色的荷兰瓷盒里取出烟，耸耸肩。
“咱们必须正视现实，罗伯特。按照正在起草的婚姻法，将不再以过错的原则作为婚姻离异的基础，而只看破灭的现状。因此你是在冒险，你惟有冒险一搏。你申请离婚。也许新的婚姻法不久就会公布。也许不会。也许你会离婚——非常快，但届时为了处理离婚以后的麻烦事，你还得跟法庭耗上几年。你的昂热拉受得了这个吗？”
“她受得了。”我说，“我受不了。”
“她也受不了。”冯塔纳说。他又重新点燃烟叶，吞云吐雾。它们散发出沥青和蜂蜜味。“你更加不行。你今天就已经是只剩一副骨头架子了。我了解你。其他人注意不到。跟你握手时，我注意到了。你心神不宁，在这种状态下你连一年都支撑不了。”
一年？一年后会是什么样？我想。我会病得更厉害吗？重病？会保持现状吗？也许在昂热拉和我可以作为男人和女人交合之前，我就已经死了。也许正如冯塔纳认为的那样，昂热拉也无法忍受这种等待。是的，我是个神经极度紧张的人，冯塔纳的话讲得句句正确。
“可是，把两个完全分居的人强捆在一起，这是不人道的！”
“这法律是不人道。”不管说什么，冯塔纳脸上的光泽一直不消，他的声音也保持不变。凭着这一才能他已经赢得了许多诉讼。他平静地说：“因此，我也非常反对你的申请离婚的愿望。如果你想达到目标，那你就得尽可能对卡琳卑鄙，因为她还不想离婚。”
“她没讲她想离婚。”
“她肯定不想离！她永远也不想离婚！在你傻乎乎地告诉她，你多么爱另一个女人之后，她永远也不会把你让给别人。她乐于看到你死于你的爱情。我说的是死去。你得等到她死于你的爱情——或者她心软让步。”正如所说，讲这一切时那张小脸一动不动，声音平静悦耳，“卡琳多大年龄？”
“三十八岁。”
“你雇个侦探。这不便宜，但是值得。当您的妻子有外遇时，他也许会逮住她。那我们手里就有点主动权了。”
“卡琳没有外遇。现在肯定没有。”
“万一有呢？”
“她不会这么做。她不是那种人。”
“这跟哪种人没一点关系，只跟一个女人所处的处境有关。你说过，她不是特别聪明。这就行了。”
“我根本不指望一个侦探什么。”我轻声说。昂热拉，昂热拉！我将一切想象得多么简单啊！它现在变得多么艰难，也许就是不可能啊！
楼下的街上，一辆摩托车突突响着开过去。一列重型车子跟在它后面。
“摇滚分子。”冯塔纳说。
“什么？”
“没什么，那好吧，不要侦探。我只是告诉你该怎么做。你做不做是你的事。我想帮助你。我是你的朋友。”
“因此我才来找你。”
“考虑考虑侦探的事。还有，这个女人是健康的。她还非常年轻。她应该工作，自己挣钱。你冻结你的户头了吗？”
“对。”
“你昨天又给她钱了？”
“对。”
“多少？”
我迟疑。
“瞧！”
“两千八。”
“笨蛋！”他淡淡地说，“明早你还要送红玫瑰去呢！你以为你很快就能离婚？”
“那是个错误。我深感负疚……”
“从这一分钟开始，我禁止你再有哪怕一星点的负罪感。”
“你禁止我倒容易。但我却不能避免。我仍然觉得有责任。”
“你不能这样！那样你就永远自由不了。想想最近几年的地狱吧。她的恶劣态度。你对她的行为多么深恶痛绝。想想她对你干的一切坏事吧——好好想想。你一分钱也别再给。”
“这我可做不到！”我吃惊地结巴道，“那她怎么生活？叫她拿什么支付房租？”
“房租多少？”
“约七百马克。”
“那就付房租。但什么也别给她。她有一个户头。这是她过去拿你的钱，从家庭生活费里抠出来的。她不会饿死的。她应该工作。”
“她什么也没学过……”
“有些工作不需要培训。”他温和地说，“这样我们也许能做到——也许！如果她真的发火了，也许会自己要求离婚。当她看到一点希望也没有了的时候。我指的是你还可以跟你的昂热拉继续过疯狂的日子，这没人阻止你。不管怎么说，离了婚你总是要背债的。这昂热拉在不在乎？”
“她当然不在乎。”
“好。你就别再给你妻子钱了。听我的话，只付房租。以及你们的保险，疾病和生命保险。”他用烟斗柄捅捅我，“电话账记在你的名下？”
“对。”
“那你就立即取消。我先将你还需要做的事情给你开个单子。你在环球保险公司挣多少？”
“七千五。拿到手的。”
“你可以想到，离婚后你必须将你的收入和你的财产——包括银行户头——分出三分之一给你妻子。你受得了这个吗？”
我的收入、我的财产、我将来的退休金只剩下三分之二。这行，必要时这绝对行，我想。这时冯塔纳问：“昂热拉也挣钱吗？”
“可我总不能靠她的钱生活啊！相反，我得拿我的钱养活她！”
“你能够吗？戛纳那儿是很贵的。”
“那我们就搬到别的什么地方去。我反正不能生活在那里——环球保险公司在杜塞尔多夫。”我这么说，心想：该跟昂热拉生活在哪儿呢？她说过，除了戛纳她不想去别的地方生活。
冯塔纳又讲出了我的想法：“昂热拉可只想生活在戛纳啊！她的钱袋在那里，她可以画他们。对不起，罗伯特，但是我非讲不可。如果总是缺钱，最伟大的爱情也会死亡。”
“我……我……”
“瞧瞧！”
“我身体不好，保尔……”我全讲给他听了，“但你不能讲给任何人听。”我最后说。
“昂热拉知道吗？”
“不。她猜我有点毛病，在脚上。一旦严重了，我可以退休，靠退休金生活。”
“再将三分之一给卡琳。那你就更少了。”
“对，但是我可以一直呆在戛纳。在那里我找得到工作，肯定的！我能讲法语。我在那儿很容易找到工作。”我一下子感觉轻松些了，简直像解脱了似的。对，对，但愿间歇性跛足这期间严重起来。对，对，但愿他们要我退休！“但我不想折磨和羞辱卡琳，”我强调说，“那太卑鄙。我要申请离婚。”
“我一如既往地反对你申请离婚。有什么理由？你根本没有。”
“我怎么知道呢？我一回到家里，就进了地狱。我妻子恣意挑衅，充满敌意。我们不再一起过婚姻生活。你就不能靠这些做点文章吗？”
他生气地耸耸肩。
“这些太少了。让她起诉！让—…·”
“不！”我激烈地说，“我要你申请离婚！无论如何！我拒绝再侮辱和伤害卡琳。我要离开她——但是要尽可能公道。”
“随你吧。那咱们就再做一份档案记录，你不听我的建议，要我提出申请。你得为我签字。我是你的朋友。但我也是律师，得保护自己。”
“我乐意签字。”
“还要授予全权。”他将一张预先印好的表格推给我。我签了字。“那我就申请离婚吧。我说你真是疯了！可你反正不听我的。”
“不行，我不听你的！在这一点上不听。请原谅，保尔。要多久咱们才能收到反应？”
“几个星期。法庭通知卡琳。卡琳当然得给自己请个律师。那位律师会给她建议。然后他会跟我联系。”
“是的，”我说，“就应该这样。”我突然有一种感觉，好像一切都会对我有利似的。
“你不听我的建议，”冯塔纳说，“这很糟糕。”
远处的音乐声变大了。那是一首缓慢、忧伤的曲子。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