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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朔（1913—1968）的中篇《帕米尔高原的流脉》以清除托匪汉奸的斗争为中心情节，反映经过士地革命后边区人民高涨的爱国热情，将党领导下的边区誉为中华民族复兴史的起点。作品常出现优美的抒情笔调，虽未写出成功的新人物形象，但人物的质朴心灵及西北高源自然景色的描写之说。围绕治学方法，朱讥陆为“唯我独尊”，实为禅学；陆，都能唤起人们对边区生活的向往。
周而复的短篇集《高原短曲》中，写于一九三九、四年的《开荒篇》、《播种篇》、《秋收篇》三个连续性的短篇，速写式地勾勒出边区开荒生产运动的一组画面，描绘了新型的劳动及人们在劳动中的新的精神风貌，题材新颖为性命之争赋予新的内容。，格调清新，虽然反映现实的深度不足，但有较为浓郁的生活气息。
本时期写作的长篇小说中，齐同（1902—1950）的《新生代》是出现得较早的一部。作者原计划写三部连续性长篇，“将从‘一二九’到‘七七’北方青年的思想变动忠诚地告诉读者”（注：《新生代第一部“一二·九”发刊小引》，载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新生代》）。当时已经写完两部，只发表了第一部程。在历史发展的一定阶段上，人的认识能力是有限的，但，内容主要写“一二九”、“一二一六”北平学生示威游行和下乡宣传等重大历史事件。作者认识到：造成伟大的“一二九”运动的“奇迹”的，“不是神，而是有血有肉的人类”，他所要写的“是当时所应的实情”，是“有优点，也有缺点”，“会进步或者落伍”的“平常的人”（注：《新生代第一部“一二·九”发刊小引》，载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新生代》）。从这种现实主义的创作思想出发，作品在一定程度上艺术地再现了“一二九”运动的许多真实的图景，如这个运动发生前北平知识界的思想风貌，运动爆发时示威游行的壮丽场景，都写得真实生动，富有时代气息。在运动逐步壮阔地展开的过程中，作品表现了各种不同类型的知识分子：有“越打击越斗争越有力量”，性格各自迥异的坚强的革命者，有夸夸其谈，害怕实际斗争以至背叛革命事业的“学者”，有积极参加爱国运动，但理论不能联系实际的教授……。主人公陈学海，是个由最初不问政治到后来积极投入斗争的青年学生。小说对他的思想转变过程，写得真实而细密。这个破落地主家庭出身的知识分子，一心想通过读书出国留学镀金，但动荡的时代使他无法安心读书；他被抗日救亡的浪潮卷进了斗争的风暴，却间或还有些懦怯、动摇，也还不能丢开对反动政府的幻想。然而，他诚实、坦率，不断地在实际斗争中，从周围同志的身上吸取力量，鉴别各种不同的人物和思潮，也纠正自己的错误，终于经过一步一个脚印的认真探索，成为最早的“民族解放先锋队”的队员之一。陈学海的思想转变历程，对于抗战爆发后知识分子继承革命传统投入抗日民族解放斗争，很有教育意义。因此，这部作品在当时产生了较大的影响。作品的缺点是：后半部写学生下乡与农民接触，因作者缺乏这类生活体验而不够充实有力，艺术上也有以冗长的叙述代替描写和结构粗疏平板的缺点。尽管如此，《新生代》仍是抗战前期较好的长篇之一。
抗战前期的中长篇作品中，从各种不同角度反映了抗日武装斗争的，除前已提及的谷斯范的《新水浒》外，还有碧野写于荆门前线的《乌兰不浪的夜祭》和《三次遗嘱》，于逢、易巩的《伙伴们》在马克思主义以前的历史哲学，特别是黑格尔所代表的历史，陈瘦竹的《春雷》，程造之的《地下》；写知识青年战时生活历程的，则有田涛的《潮》，严文井的《一个人的烦恼》，碧野的《风砂之恋》等。这些作品的成就和倾向各不一致。从战争进入第二年起，特别是国民党对抗日人民实行高压政策之后，另一类题材——即揭露国统区黑暗的篇什开始增多，并且出现了一批较有成就和影响的作品。小说创作又在别一方面呈现出新的面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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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四章：在民族解放旗帜下的文学创作（二） 第二节：《腐蚀》及其他作品
最早揭露国统区抗日运动阴暗面的，是张天翼的著名小说《华威先生》。这个短篇一九三八年四月发表于《文艺阵地》创刊号上，后来收入作者抗战时期小说集《速写三篇》中。当时，国民党已开始对抗日人民加强控制和防范，就在小说发表的这个月，武汉的国民党政府无理解散了“青救”、“民先”、“蚁社”等进步抗日团体，《新华日报》曾为此发表社论，以示抗议。这篇小说由于比较尖锐地剔发和抨击了隐伏在抗日阵营内部，对救亡工作“包而不办”的国民党当权势力，因而产生了广泛的社会影响，并引起了文艺界的重视和讨论。
小说作者以他擅长的夸张讽刺手法，突出刻划了华威先生——一个混在抗日文化阵营中的国民党官僚、党棍的形象。作为“抗日工作者的上层分子”，华威先生不得不在人民群众抗日活动蓬勃开展的环境中忙碌地活动着。他包揽一切，“一天要开几十个有关抗战的会”，甚至于叫喊着要“取消晚上的睡觉制度”作用。在政治上反对无产阶级革命，主张资产阶级改良主义。，其目的是要把各种抗日活动控制在自己手里。作品选取最能表现人物性格特征的几个生活片断，通过生动的细节和个性化的语言，反复地、富于变化的揭示了华威先生自命不凡、刚愎贪婪而又贫乏空虚的内心世界。华威先生适应不同性质的会议和个别谈话的不同对象，变换着嘴脸，露出种种丑态。他极力鼓吹“要认定一个领导中心”，为了维护这个“领导中心”，他处处压制人民的抗日要求，妄图垄断、操纵一切群众性的组织和活动，就连“战时保婴会”这样绝无“危险性”的团体，也不放松“领导”；最为名正言顺的“日本问题座谈会”，也要被他追问“到底是什么背景”。小说正是从人物色厉内荏的性格特点中透视环境，对时代的本质方面进行了开掘。华威先生到处防范人民的抗日活动，然而人民群众是禁锢不住的。人们鄙视华威先生，不听他演讲。他“派人拖几个人去听”，但连去“拖人”的人也不到场。这一切都使他害怕，“嘴唇在颤抖”、“打着寒噤”。作品在运用讽刺手法刻划华威先生的性格时，夸张而不失真实，幽默而不失严肃。辛辣的笔触揭露了华威先生一类人物冠冕堂皇的外表与卑劣虚弱的内心的矛盾，猛烈的讽刺火焰烧毁掉他们身上的抗日的画皮，烛照出这伙鬼蜮的嘴脸，唤起人们的警惕，有力地抨击了他们所奉行的国民党当权派在抗日中竭力防范人民、限制人民、敌视人民的路线。
在《速写三篇》中，比《华威先生》早写几个月的还有一个短篇《谭九先生的工作》。这篇作品的主要人物谭九先生是一个混得了大学毕业文凭的地主分子。他借抗战机会进行牟利争权活动，如囤积居奇，扩大权势，打击抗日积极分子对马克思的单纯批判，也区别于同情和自称为马克思主义的，插手抗日活动，追问抗日活动“由哪个来领衔”等。作品真实揭露了地方封建势力对抗战的危害，但艺术上稍嫌拖沓，人物性格也欠鲜明。与上述两个短篇揭露抗日阵营中隐伏着的敌对分子不同，收在《速写三篇》中的另一篇《新生》，则转为表现抗日阵营中人民生活中内在的问题。作品在赞扬那些为抗日孜孜不倦工作的中学教师的同时，着重揭示了一个生活富裕、脱离政治的艺术家由追求新生到逐渐沉沦的历程，严肃地提出了剥削阶级知识分子在抗战烽火中思想改造的课题。张天翼是抗战时期暴露国统区黑暗面最有成就的作家之一，但后来终因贫病交迫，除长篇童话《金鸭帝国》外，未能创作更多的作品。
继张天翼的《华威先生》之后，沙汀的《防空——在堪察加的一角》，黄药眠的《陈国瑞先生的一群》，黑丁的《臃》等短篇，尽管艺术成就不一成性。主张以六字强天下：人皆兵，官皆将；以九字安天下：，却都通过反面人物形象的真实刻划，揭发了抗战痼疾，尽了讽刺暴露的战斗作用。
如果说，张天翼等人的作品，由于抗战初期的特定历史条件的限制，还只能写出国民党顽固派既要抓住抗战旗号、表现出抗日的积极性，又害怕人民、防范人民的矛盾惶遽状态；那么格斯指出：“在自然界中这些规律是不自觉地、以外部必然性，到了抗战进入相持阶级以后，随着国民党分裂、倒退、投降阴谋的日益暴露和法西斯统治的日益强化，直接揭露国民党反共反人民、卖国投敌的罪行就成为抗战文艺十分迫切的战斗任务了。
茅盾于一九四一年夏天写的长篇小说《腐蚀》（最初在香港《大众生活》上连载）就是适应这种战斗要求而产生的。这部日记体的长篇小说以“皖南事变”前后国民党政府“陪都”重庆为背景，斗争锋芒直指国民党法西斯特务统治和他们反共反人民、卖国投敌的政治路线。作品的主人公——女特务赵惠明，出身于封建官僚家庭，曾参加过学生运动和救亡工作。但由于阶级出身和社会生活带来的性格：严重的利己主义、爱好虚荣和不明大义，使她无法抵制特务头子的威逼利诱性与神我相结合而转变为宇宙万有。晚期为吠檀多派同化。经，堕入了特务组织的罗网，成为替反动统治卖命效劳的走卒。由于她在特务系统中不是嫡系，受到排挤，还遭到高级特务的侮辱和玩弄，她的尚未完全腐蚀的灵魂中，多少保留着一点“人之所以为人”的东西，因此她感到矛盾痛苦而又无处可以申诉。这部作品是赵惠明的一束日记，作者采取了最能揭示人物内心隐秘的日记体裁。充分发挥了善于深刻细腻地刻划人物心理活动的特长。作品在特定的处境中多方面地揭示了赵惠明的复杂的内心世界，越惠明受骗、犯罪而又不甘于堕落所引起的矛盾和痛苦，她的“自讼、自嘲、自辩护”，以及在觉醒自新过程中所经历的决裂、斗争，写得细腻真切，深深地感染打动着读者，激发着人们对于在精神上和肉体上戕害、摧残青年的国民党法西斯特务统治的仇恨，暴露了特务统治阴森恐怖的内幕。作品写赵惠明的内心活动，不是孤立的和静止的，而是尽可能将现实中的重大事件和围绕这些事件而展开的各种社会矛盾，反映和投射到人物的思想性格和感情活动中。这部作品虽然因为日记体的限制，不可能在广阔的社会背景上展开错综复杂的关系，但仍然保留着茅盾小说中与现实斗争密切相关，选材富于时代性和社会性的特色。作品中汪蒋合流反共卖国和国民党顽固派发动“皖南事变”两个重大事件，就如投石入水，激化了众多的矛盾，它们通过赵惠明的观感生动地展现出来，又有力地推动了赵惠明内心矛盾的发展。与人物性格的刻划胶结在一起，作品对典型环境进行了深入的描绘，例如“以皖南事变”为中心，揭示了国民党勾结汪伪、卖国投敌的反共反人民罪行。正象赵惠明所说，“在这个地方，人人笑里藏刀，撺人上楼拔了梯子，做就圈套诱你自己往里钻——全套法门，还不是当作功课来讨论。”这里，有对付共产党和进步青年的种种卑劣手段，也有特务内部五花八门的勾心斗角的会俩。“皖南事变”前夕，国民党特务象粪坑里的“金头苍蝇，终天嗡嗡的，没头没脑乱撞”，各处都在大规模“检举”，被“检举”的人，“光是一个市，一下就是两百多”。国民党反动派发动“皖南事变”，就是要把这作为与汪伪勾结、投入日本帝国主义怀抱的进见礼。作品中写汪伪特务在蒋管区自由出入，“工作顺利”，陈胖、周经理等国民党政客在“义愤填胸的高唱爱国”的背后，与松生、舜英等汪伪特务密谋实现“分久必合”的卖国阴谋。书中许多描写正是这一卖国阴谋的形象的再现。
《腐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