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种不倦的追求，成为作者以后创作中一个重要的特点。
抗战爆发了。作者“拂去往日的忧郁”，迎着“明朗的天空”（注：《北方·复活的土地》），开始了新的生活和创作的道路。遍及半个中国的行踪，使他扩大了现实的视野，更深切地感染到时代的精神，同时促成了创作激情的高涨。在抗战前期的几年内，他的诗作的数量和质量都有重要的进展，《北方》、《向太阳》、《他死在第二次》、《旷野》、《黎明的通知》、《火把》、《溃灭》、《献给乡村的诗》、《反法西斯》等诗集，是作者本人、也是我国抗战前期诗歌创作最丰硕的收获。
在这个时期，作者还写了不少诗歌理论，如《诗论》等。这些文字，对于帮助理解作者当时的创作，有着重要的意义。如他曾提出“诗的前途和民主政治的前途结合在一起”（注：《诗论·诗的精神》），认为诗歌“应该教育人民怎样思想……是斗争的忠实的伙伴”（注：《诗论·思想》）等等，都反映出作者对诗歌要为民主政治，为团结人民、教育人民服务的理解。所以他努力地要“作为一个悲苦的种族争取解放，排脱枷锁的歌手”（注：《诗论·诗与时代》），要“从当前的群众的斗争生活中汲取题材”（注：《诗论·主题与题材》）。这些理解与体会，一定程度上指导着他的创作实践。作者抗战开始后写的诗歌，更富现实意义，更多抒写人民群众，诗歌的形象更鲜明、丰富，语言也更朴素、健康和清新。过去流露的忧郁的情绪，已日益带上愤恨甚或悲壮的色彩，而对于光明和革命的追求，则愈趋明确、坚定。
《北方》集内包括了作者在抗战初期的重要诗作。它们记叙着战争给中国人民带来的痛苦和不幸，如《雪落在中国的土地上》、《北方》、《乞丐》、《手推车》等。但更明显的，却是被民族奋起抗敌所激发的热情和信念。《他起来了》象征民族的觉醒，《北方》从民族几千年斗争历史中汲取力量，《风陵渡》则对现实充满信心。面对着苦难和斗争，作者把自己的感情、命运都赋予这时代，这祖国的土地。他向着“中国的农夫”、“土地垦植者”、“少妇”和“母亲”，诉说起自己这“农人的后裔”的“流浪与监禁”的身世和“憔悴”的生命，并询问道：
中国，
我在没有灯光的晚上
所写的无力的诗句
能给你些许的温暖么？（注：《北方·雪落在中国的土地上》）
作者的诗句有时不免悲怆，却正是极度热切的反映：
为什么我的眼里常含泪水，
因为我对这土地爱得深沉。（注：《北方·我爱这土地》）
这些诗歌反映了现实的生活斗争，包含着向上的思想内容，它们既不同于那些抗战口号的空洞的喊叫，更反对了逃避现实斗争的艺术的陶醉，在当时引起很大的反响。
一九三八年春天写的《向太阳》是作者的第一首长诗，它不同于叙事诗或一般的抒情诗，而更象一首颂诗。作者在多年的创作中，一直表现出对于光明、太阳等的向往和追求，《向太阳》是具有代表性的一首，它’以最高的热度赞美着光明，赞美着民主”（注：艾青：《为了胜利》，《抗战文艺》7卷1期，1941年1月）。与抗战初期热烈的情绪相一致，它充满了热情、乐观和希望。长诗共分九段，前三段写他期待着黎明，并在黎明的欢忻中向见到的一切问早、祝福，四、五两段赞颂日出“比一切都美”，它启示一切崇高的创造，启发人们想起和向往革命的事物。六、七两段歌唱太阳照耀下的一切都变得美好，作者的视线转向现实生活，那里一片上升气象，城市、村庄、田野、河流、山峦，都从绝望、痛苦、忧郁中醒来，高呼、欢笑，伤兵们更崇高，陌生人变亲切，少女们歌唱幸福，工人士兵们都为抗战胜利，消灭敌人而奋起。最后的两段转向作者自己的内心感受，太阳驱散了他的寂寞、彷徨和哀愁，召回了他的童年，在“热力的鼓舞”下，他“感到了从未有过的宽怀与热爱”，他奔驰着，向着太阳。长诗诗情联绵，却又层次分明地反映了作者心情的发展，越到最后，作者越渴慕和靠近太阳。后来闻一多在谈到诗人们的“知识分子气时，曾说：“艾青说‘太阳滚向我们’，为什么不是我们滚向太阳呢？”（注：《闻一多全集（三）·艾青和田间》）应该说，《向太阳》中是已经出现了这种思想感情的良好转化的。特别是作者在向往一些民主革命的领袖和理想的同时，更歌颂了社会主义革命的导师列宁和《国际歌》等，这里标志着作者思想感情的趋向。
诗集《他死在第二次》内，最重要的是两首写于一九三九年春天的长诗：《吹号者》和《他死在第二次》。后者着力描写一位受伤的兵士渴望战斗的激情，他接受祖国的号召，再次踏上征途，最后光荣地倒卧战场。长诗歌颂了他的革命责任感和英雄主义，他的激情来自民族的觉醒和解放，他的无畏联系着祖国的生机和希望，一草一木都鼓舞着他再去为它而战斗、牺牲。虽然写的是艰苦的战争，但长诗反映的正是胜利的信念。同样描写战士牺牲的《吹号者》，是比前者更具抒情性、更为丰满动人的，这诗本身就象飞着“血丝”的号角声那么悲凉、庄严，作者的爱与沉痛，也如诗句一样凝炼。他曾自称这是“以最真挚的歌献给了战斗，献给牺牲”（注：《为了胜利》）。长诗形象地写出了吹号者对号角的爱、对黎明的向往等，更深情地抒写了吹号者青春纯洁的心灵和美的形象：
现在他开始了，
站在蓝得透明的天穹的下面，
他开始以原野给他的清新的呼吸
吹送到号角里去，
——也夹带着纤细的血丝么？
使号角由于感激
以清新的声响还给原野，
——他以对于丰美的黎明的倾慕
吹起了起身号，
那声响流荡得多么辽远啊……
直到他牺牲，作者还祝愿：“而太阳，太阳使那号角发出闪闪的光芒……听啊，那号角好象依然在响……”。这些长诗，激动着抗战岁月中斗争着的人们。
作者这一时期的创作面貌更全面地反映在他的大量短诗中，它们分别收录在《旷野》、《黎明的通知》、《献给乡村的诗》等集子里。这些诗歌不仅较广泛地反映了现实生活斗争的动向，渗透着抗战的时代气氛，交织着作者对祖国、人民、原野、农村的爱与希望，同时又清晰地刻划下作者的思想创作的历程。寻找光明总是欢乐的，但也充满艰辛；革命的步履是坚定的，但会出现暂时的困难。理解这种艰辛和困难，就更懂得作者寻找的热忱和步履的踏实。这些集子内较早的诗作，色调明朗，情绪高昂。但在一九三九年秋后的一段日子里，一些诗歌中似乎出现了沉重的消息。这时候，奋起抗战带来的最初的热烈情绪已经平静，现实的困难和矛盾日渐迫近人们，作者此时又正好在国统区的大后方，“远离烽火，闻不到‘战斗的气息’”（注：《旷野·前记》），却感受到了荒凉寂寞的氛围，于是作者的笔有时显得沉重了。如果把一九三八年与一九三九年写的两首《秋晨》相比，同样是山水原野，色泽似乎灰暗了，生机也肖条了。同样描写士兵，《兵车》中找不到《吹号者》的壮美；即使描写了《小马》的“欢愉、新鲜”，却又感叹“它还不曾尝过辛苦”。这偶而出现的沉重，正好反映了作者的思索和探求。所以，与此同时，他在询问：“旷野啊——你将永远忧虑而容忍不平而又缄默么？”（注：《旷野·旷野》）他在积聚：“我的胸中，微微发痛的胸中，永远地汹涌着生命的不羁与狂热的欲望啊！”（注：《旷野·旷野（又一章）》）他更在祈望：在严寒、冰层、残雪面前，“希望春天它早点来……我将穿上芒鞋去寻觅温暖”（注：《旷野·愿春天早点来》），而冰雪也终于融化，“满怀着兴奋与喜悦……汹涌到那闪耀着阳光的远方去了”（注：旷野·解冻）。
不久，作者就写出了另一首重要的叙事长诗《火把》。
《火把》在较宽阔的生命背景下描写一个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在人民大众的集体行动中受到教育、坚定了革命信念的故事。诗篇主要通过正确地认识生活、爱情的意义，来表现主人公对革命的向往、犹豫和转变。这样的题材在小说创作中固然并不罕见，但以长诗的形式表现，具有特殊的意义。由于诗中跳跃着象火把一样燃烧的热情，以及对于人民力量、抗战前途的充满信心和尽情讴歌，长诗是那样的激动人心。尽管工人劳动者的形象不如知识分子丰满，对革命的描写不如爱情之细致，人物的转变也显得简单了些，但这种简单却也真实地反映了那个大时代的特点：强烈的火焰，是能很快地照亮前程并烧去那些矛盾、徘徊或犹豫的。
《火把》不仅鼓舞人们寻找方向，而且也照亮了作者自己的革命道路。一九四年春天，艾青带了长诗《火把》到重庆，见到了周恩来同志。这以后的诗歌，已很难找到前些日子的沉重，而大多是快乐的心情，清新的诗章。如《高粱》赞美丰收与生命，《老人》、《篝火》等表露了对劳动人民的珍爱，《公路》等诗更是真挚地歌唱劳动群众的业绩，并从那里汲取力量，得到振奋：“行走在新辟的公路上，我的心因为追踪自由而感到无限地愉悦啊！铺呈在我的前面的道路，是多么宽阔！多么平坦！多么没有羁绊地自如地向远方伸展——”（注：《黎明的通知·公路》）这诗的情绪由静及动，从低到高，十分典型地反映了作者当时的心情。
翌年初皖南事变发生后，在周恩来同志帮助下，艾青来到了革命根据地延安，这不仅是跨跃到一个新的地区，也是跨跃到一个新的时代。诗人在毛泽东同志和他的革命文艺思想教育下进入了全新的生活和创作的境界。“诗必须作为大众的精神教育工作，成为革命事业里的宣传与鼓动的武器”，“把诗和政治密切结合起来，把诗贡献给新的主题和题材”（注：《诗论·诗到街头》）。这些话写于参加延安文艺座谈会以后，却也反映了作者在延安的整个创作的日益自觉的方向。反映崭新的生活，为工农兵服务，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是收录在《黎明的通知》、《献给乡村的诗》、《反法西斯》、《雪里钻》等诗集中这一时期诗歌的重要特点。所以作者日后曾总结道：“这个时期，我的创作的风格，起了很大的变化”（注：艾青诗选·自序）。
这个变化，首先明显地反映在作者过去喜爱的题材——农村方面。本时期这类诗歌在数量上虽相对少些，但由于革命思想的照亮以及解放区现实的启示，促使作者对祖国的农村、原野有了新的认识和了解，提炼出新的诗意。《河》使人感到，河水只因流经延安，它就具有充沛的生命力。《献给乡村的诗》回忆家乡优美明丽的自然风光和苦涩的生活、不幸的农民之间的不和谐的对照，预言“为反抗欺骗和压榨，它将从沉睡中起来”。这首诗如同站在新的思想的制高点上，回顾过去多年的农村题材的诗歌，作了有意义的概括。
这个变化也明显地表现在作者以极大的热情歌唱延安的革命。一九四一年十一月出席边区参议会时作《毛泽东》，赞颂伟大的人民领袖；一九四二年的《向世界宣布吧》，驳斥反动派的污蔑，歌颂解放区幸福的斗争生活；一九四三年，怒斥国民党对陕甘宁边区的进犯，作《起来，保卫边区！》号召在毛泽东同志和朱德同志领导下紧密团结，进行针锋相对的武装斗争。《雪里钻》是作者第一首正面描写党领导的革命队伍的叙事长诗，与前一时期的《他死在第二次》等相比，反映了作者努力歌颂工农兵、无产阶级英雄这题材上的重要进展。但可以看到，正如不少从国统区来到革命根据地的文艺工作者那样，他们虽然努力地反映新的生活，却由于一段时间内思想感情上的距离，甚至格格不入，他们的作品往往在艺术上比较薄弱；艾青这时的诗作，也曾出现这样的情况。只是随着作者在延安生活的深入和思想的提高，这种情况才有了变化。爱的热烈如果反映出观察的深刻和理解的透彻，它们就能使政治信念化为高昂的形象的诗情。
作者这时不仅歌唱延安的生活，他还站在这块西北的革命圣地上，向全国，向“远方的沉浸在苦难里的城市和村庄”作了“黎明的通知”：“趁这夜已快完了，请告诉他们，说他们所等待的就要来了”。在这喜悦的“通知”中，包含着作者本人多年来等待“光明”、“温暖”、“慰安”的新切的感受。在延安写的《给太阳》、《太阳的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