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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克服新文学脱离群众的倾向，“左联”曾作过努力。大众文艺的讨论和得倡，各种通俗形式作品的出现，创作上由反映生活的深度、实感的增强而具有更多的民族色彩，都使“左联”时期文学在民族化的道路上有了进展。在一些杰出的作品（如《子夜》）中，更可看出作家对中外文学遗产的创造性的吸收。“左联”在介绍外国文学方面所做的许多工作，也已经在较大程度上摆脱了“五四”时期不少人所犯的无选择无分析的盲目性。当时着重介绍苏联文学和各国无产阶级文学，这从总的方面来看具有偷火给人类、私运军火给造反的奴隶的革命意义。鲁迅在这一时期提出的关于继承中外文化遗产的“拿来主义”主张，正是一个极为宝贵的具有理论深度的见解。
但是，“左联”时期在文学民族化方面的进展，毕竟同问题的整个解决仍有很大距离。作家生活上与群众隔离尤其是思想感情上与群众还显得格格不入，阴碍了文学民族化问题的根本解决。当时在继承古典文学传统和创造民族化的新文学使之在本民族群众中生根等问题上，远没有形成明确的认识和普遍的自觉。“左联”本身所带有的“五四”形式主义向“左”发展的成分，也妨碍它去彻底克服同是根源于形式主义的“欧化”的倾向。
真正在马克思主义思想基础上明确地认识这个问题，逐步推动我国文学自觉地走上民族化、群众化的康庄大道，则是在抗战前期毛泽东同志就文化的民族特点及遗产的批判继承问题作了一系列英明指示之后。“离开中国特点来谈马克思主义，只是抽象的空洞的马克思主义。因此，使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具体化，使之在其每一表现中带着必须有的中国的特性，即是说，按照中国的特点去应用它，成为全党亟待了解并亟须解决的问题。洋八股必须废止，空洞抽象的调头必须少唱，教条主义必须休息，而代之以新鲜活泼的、为中国老百姓所喜闻乐见的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注《中国共产党在民族战争中的地位》，《毛泽东选集》横排本第2卷第500页。）在学习毛泽东同志这一指示的基础上，文艺界展开了民族形式问题的讨论。延安文艺座谈会后毛泽东文艺路线的贯彻，随之而来的作家和群众从生活到思想感情的结合，以及对遗产尤其是民间文艺的批判性的吸收继承，使整个解放区文学在短短的几年时间里发生了极大的变化。作品面目一新，“欧化”现象大为减少，从语言形式到思想内容都开始做到真正为群众所喜闻乐见，形成比较鲜明的民族特色。赵树理正是这方面的一个突出的代表。他的小说不仅思想、感情、语言都是地道群众化而有着深厚的民族特点的，而且在作品结构、表现手法等方面也无不从我国古典小说、评话弹词、民间说唱文学中摄取了有益的滋养。解放区的其它小说，或沿用民间传统的旧形式而加以革新，或表现群众生活的新内容而深具情趣，也都为了民所欢迎。对民间文艺的注重吸收，推动了新形式、新风格的形成和发展。新歌剧正是在群众性的新秧歌和秧歌剧的基础上，避免完全搬用西洋歌剧却也吸收了它的某些成分、特别是话剧的某些成分而创制的。诗歌也在学习民歌、运用民间形式以形成新的风格方面取得了可喜的成绩。对旧戏曲进行的改革，则在批判地继承民族戏曲遗产方面建立了一个良好的开端。所有这些，对于促使新文学自觉地走上民族化道路都具有重要的意义。
文学的民族化是一个民族的文学趋于成熟的重要标志。而这种民族化的文学的真正形成，既有赖于深深植根在革命现实生活的土壤之中，也有赖于对古典文学遗产的批判地继承和对外国进步文学的创造性吸收。以新的现实为基础，继承古典文学传统而使之适合于现代需要，吸收外国文学营养而使之民族化，这就是现代文学的发展历史特别是延安文艺座谈会后文学发展历史所证明了的正确的道路。
第一章：“五四”文学革命及其发展 第一节：“五四”新文化运动和文学革命
“五四”新文化运动和文学革命，是中国现代文学史的伟大的开端。
早在“五四”以前几年，中国知识界中就出现了一个思想启蒙运动。这个运动是在内忧外患交迫和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中国新的阶级力量有所增强的历史条件下发生的。一九一一年辛亥革命推翻了清朝政府，建立了中华民国，但由于中国资产阶级的软弱，未能改变从鸦片战争以来逐步形成的半封建半殖民地的社会性质。以袁世凯为代表的封建军阀生了原始的“神”。到了阶级社会，由于阶级对立，脑力劳动，在帝国主义支持下窃取了国家政权，对内实行独裁统治，阴谋恢复帝制；对外迎合帝国主义的侵略需要，不断出卖国家主权，签订丧权辱国条约。孙中山领导的资产阶级革命派，虽然继续进行着他们长期以来已在进行的革命活动，但在封建势力和帝国主义联合压制下，屡遭挫折。国内政治局面极为混乱，连“民国”的招牌也有岌岌不可保之势。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欧洲帝国主义忙于战争，暂时放松了对中国的侵略，中国的民族工业得到了相当程度的发展，资本主义经济逐渐活跃，资产阶级力量有显著增长，无产阶级也随着壮大起来，自发性的罢工不断发生。中国各阶级力量的对比正在起着有利于革命运动的变化。在这个形势推动下，接受了西方新思潮影响的先进知识分子，眼看到封建军阀日益倒行逆施，帝国主义又乘间加紧对中国的掠夺，内忧外患，交相煎逼，而旧文化和旧思想又严重地阻碍着民族意识的觉醒，因此奔走呼号，致力于新的思想启蒙工作，以唤醒民众，挽救民族危亡的局面。这个启蒙运动后来在马克思主义思想得到传播的条件下，转化成为具有伟大历史意义的“五四”新文化运动。
《新青年》（第一卷原名《青年杂志》）便是适应这一启蒙运动要求而诞生的一个重要刊物，一九一五年九月创刊于上海。当时袁世凯正扮演帝制丑剧，提倡尊孔读经，利用孔子学说作为麻醉人民、拥护帝制的工具。《新青年》一开始就高举反对封建文化的旗帜。创刊号上发表的《敬告青年》一文，向青年提出“自主的而非奴隶的”、“进步的而非保守的”、“进取的而非退隐的”、“世界的而非锁国的”、“实利的而非虚文的”、“科学的而非想象的”六点希望。这些主张虽还不够鲜明中具体分析了各阶级在人民民主专政中的地位及其相互关，但实际上包含了后来所提出的“民主”和“科学”两方面的要求，是号召思想革新的宣言。刊物的主编陈独秀当时一个急进的民主主义者，曾陆续发表《今日之教育方针》、《我之爱国主义》等文，攻击专制主义和封建道德，宣传民主政治和“人格独立”。袁世凯称帝的阴谋破产后，代之而起的军阀继续推行祸国殃民的反动政策。以康有为为代表的旧派人物大肆鼓吹孔教，甚至主张奉为“国教”，列入“宪法”。这股思想逆流是思想启蒙运动的严重障碍，因而《新青年》在一个时期内猛烈攻击孔子学说，掀起了后来称之为“打倒孔家店”的浪潮。陈独秀在《驳康有为致总统总理书》、《宪法与孔教》、《孔子之道与现代生活》等文中，认为孔教与帝制有不可分离之因缘，三纲五常违背平等人权学说，孔子之道不合现代生活，定孔教为“国教”违反思想自由、宗教自由原则，主张输入西洋平等人权学说代替孔子之道，也就是说要以资产阶级民主代替封建专制，以资产阶级新道德代替封建旧道德。吴虞发表了《家族制度为专制主义之根据论》、《儒家主张阶级制度之害》（注：两文分别发表于《新青年》第2卷第6号，第3卷第4号。）等文，批判“孝为百行之本”的旧礼教，认为封建的家族制度乃是专制制度的社会根基。当时同样是急进民主主义者的李大钊，也加入了这场斗争，在《甲寅》日刊上发表《孔子与宪法》、《自然的伦理观与孔子》等文，反对把孔教列入“宪法”，指出孔子学说是“历代帝王专制之护符”、“专制政治之灵魂”，并把反对尊孔扩大到对整个封建伦理观的批判，说明道德必然随时代而进化。这些抨击封建伦理道德、批判孔子学说的文章，尽管理论上尚有不确切之处，但具有强烈的战斗性，打击了长期以来被作为封建制度思想支柱的旧礼教，反映了新起的急进民主派知识分子反对封建旧道德的决心和勇气。
反对旧思想旧道德和提倡新思想新道德，在《新青年》上是作为启蒙工作的两个不可分割的方面同时进行的。资产阶级的自由平等学说和“个性解放”思想、社会进化观点，贯穿在许多论述青年、妇女、人生、教育以及婚姻、家庭、贞操等问题的文章和通信里，作为反对旧道德的思想武器，帮助了许多人逐步摆脱封建思想的束缚。同封建迷信相对立的近代科学思想大成。著《六艺论》、《驳五经异义》等，均佚，后人有辑本。，也是刊物的重要宣传内容。针对《灵学丛志》所宣扬的迷信思想，《新青年》发表了许多文章加以批驳，把反对迷信作为反封建斗争的一个重要方面。当时，包括《新青年》编者在内的许多知识分子，对于来自西方的学说缺乏分析批判能力，他们不能区分资产阶级上升时期和没落时期的不同思潮，不能区分各种学说中的积极成分和消极成分，采取了兼收并蓄甚至全盘肯定的态度。卢梭的民约论、弥尔的自由论、叔本华的自我意志说、尼采的超人说、柏格森的创造进化论以及其他许多西方资产阶级学说，在刊物上都用显著地位加以介绍。其中有关“民主”和“科学”内容的宣传介绍，反映了中国进步知识分子寻找真理的可贵热情，吸引了许多知识分子参加反封建斗争，而这些文章中所包含的过高估计西方资产阶级文化和贬低民族文化的错误观点，也产生了一定的消极作用。
《新青年》在反对旧道德、提倡新道德的同时，还倡导了以反对文言、提倡白话，反对旧文学、提倡新文学为内容的文学改革运动，发表了《文学改良刍议》、《文学革命论》等文章。这些文章一开始还没有引起较大的反响。
以《新青年》为主要阵地的新文化运动，在一九一八年以后特别是一九一九年“五四”爱国运动以后有了新的发展，发生了由原先资产阶级思想居指导地位到后来无产阶级思想逐渐占上风的重大变化。
一九一七年，伟大的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发生，在地球上创立了第一个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紧接着俄国革命，一九一八至一九一九年间，欧洲许多国家无产阶级革命运动高涨，芬兰、德国、奥地利、匈牙利先后发生起义，成立苏维埃政权。十月革命开辟了人类历史的新纪元，给予各国的革命运动以极其巨大而深远的影响，也照耀着中国人民前进的道路。十月革命帮助了中国的先进分子，开始用无产阶级的世界观作为观察国家命运的工具，重新考虑本民族的出路，他们的注意力由资本主义的西方开始转向社会主义的苏俄。尽管军阀政府和各国反动派对苏维埃政权施加新闻封锁，多方造谣污蔑，但一部分革命知识分子依然透过层层迷雾，看到了世界革命高涨的新形势，努力接受和宣传共产主义思想，并在新文化运动中起着愈来愈显著的作用。李大钊就是这方面一个杰出的代表。一九一八年七月，他在《言治》季刊上发表《法俄革命之比较观》，指出十月革命不同于法国资产阶级革命，而是值得“翘首以迎”的“立于社会主义上之革命”。同年十一月，他又在《新青年》上发表《庶民的胜利》、《Bolshevism的胜利》两文，正确地分析了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性质及其与无产阶级革命运动的关系，热烈歌颂十月革命，坚信“将来的环球，必是赤旗的世界”，指出中国人民应当沿着十月革命所开辟的道路前进。这些论文表明中国的先进分子已经开始得出了“走俄国人的路”（注：《论人民民主专政》，《毛泽东选集》横排本第4卷第1408页。）的正确结论。这是在中国展开科学社会主义宣传的良好开端，为新文化运动注入了崭新的思想内容。十月革命还大大鼓舞了许多知识分子，使一些在黑暗中摸索道路、长期苦闷彷徨的人振奋起来，使一些正在进行着反封建斗争的人们信心百倍，斗争得更为坚定和更为勇敢。孙中山由此看到了新希望，他在一九一八年初致电列宁，“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