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益为人们所理解。鲁迅是经历了长期战斗，“从痛苦的经验和深刻的观察之中，带着宝贵的革命传统到新的阵营里来的。”（注：瞿秋白：《鲁迅杂感选集序言》）他在“左联”成立大会上的这篇讲话，充分显示了这一可贵特点。
“左联”自成立后，陆续出版了《拓荒者》、《萌芽月刊》、《巴尔底山》、《世界文化》、《十字街头》、《北斗》、《文学月报》等刊物和秘密发行《文学导报》（创刊号名《前哨》）、《文学》（半月刊）等杂志，还改组或接办了《大众文艺》、《现代小说》、《文艺新闻》等期刊。至于由“左联”成员出面主持编辑、出版的刊物，为数更多。“左联”在北平和日本东京两地设有分盟，在广州、天津、武汉、南京等地成立小组（分盟和一些小组亦办有刊物），成员不断增加，吸引了大批左翼文艺青年。冯乃超曾撰文说明：只要是“能够理解革命，理解社会变革的必然，而且积极地能替革命做工作”，“能够在‘左联’的旗帜下面，‘左联’的纲领下面斗争，他就是‘左联’的同志”（注：《中国无产阶级文学运动及“左联”产生之历史的意义》，《萌芽月刊》（改名《新地月刊》）第1卷第6期，1930年6月）。可以看出，“左联”正是在党领导下为了克服宗派情绪、广泛开展无产阶级革命文学运动而成立的革命作家的统一组织。它的出现对于中国现代革命文学的发展，具有特殊深远的意义。
“左联”的成立和活动，大大密切了文艺与革命的关系。它明确地宣布自己是无产阶级领导的革命事业的一翼，同国民党反动派和帝国主义展开英勇的斗争，使“五四”新文学的战斗传统得到了进一步的发扬。“左联”执行了成立大会上通过的“参加革命诸团体”、“与各革命团体发生密切的关系”等决议，经常派代表参加各革命团体的活动。“左联”还加入国际革命作家联盟，成为它在中国的支部。从加入“左联”之日起，“盟员差不多全体都有参加实际社会斗争的决心”（注：《萌芽月刊》第1卷第4期《编辑后记》，1930年4月）。一些盟员参加中国自由运动大同盟、中国民权保障同盟等进步政治团体，更多成员从事工人运动，投身反蒋、反帝的实际革命斗争。“九一八”和“一二八”事变后，左翼作家发表《上海文化界告世界书》，成立“中国著作家抗日会”，进行抗日反蒋宣传。“左联”的这些活动，宣传了革命斗争，扩大了革命影响。“左联”鼓励作家创作为革命现实服务的作品，一些刊物上还登载苏区土地革命和反“围剿”斗争胜利的消息。为了使文艺作品更好地服务于革命斗争，左翼作家开始探索文艺与群众结合的道路，因而有了文艺大众化的讨论和初步的创作实践。
由于文艺工作具有很大的群众性，也由于这一时期的革命文艺工作特别活跃，国民党反动派对于无产阶级革命文学运动的迫害，也格外残酷和险毒。就在“左联”成立的那年秋天，左翼戏剧演员宗晖被杀于南京。翌年二月七日，左翼文化工作者李伟森（李求实）（注：李伟森不是“左联”成员，追悼时因他与“左联”关系密切，放在一起，后来习惯地称“左联”五烈士）和“左联”成员柔石、胡也频、殷夫、冯铿被暗害于上海龙华国民党警备司令部。一九三三年五月国民党特务在上海非法逮捕作家丁玲、潘梓年等，并当场杀害诗人应修人。同年，作家洪灵菲被害于北平，诗人潘漠华被捕于天津，第二年牺牲于天津狱中。各地作家和文艺青年被捕杀和监禁的，难以确切数计。鲁迅长期被反动政府通缉，他的名字曾列在国民党特务的暗杀黑名单上。此外，国民党反动政府还查禁革命文艺作品，捣毁进步文艺机关等，仅一九三四年二月，就查禁文艺书籍近一百五十种，作品被国民党审查机关扣留、删改者，更是不计其数。对进步文艺机关的破坏，自一九二九年二月查封创造社、一九三年四月查封艺术剧社之后，愈演愈烈，手段也愈来愈毒辣卑鄙。一九三三年国民党特务捣毁上海艺华影片公司，并恫吓上海各电影院不得放映由田汉、沈端先等编导的电影。湖风、北新、良友等书店也先后被封或被捣毁。在整个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正象鲁迅当时所指出的那样，“无产阶级革命文学和革命的劳苦大众是在受一样的压迫，一样的残杀，作一样的战斗，有一样的运命，是革命的劳苦大众的文学。”（注：《中国无产阶级革命文学和前驱的血》，《前哨》第1卷第1期，1931年4月25日）这正是“左联”和无产阶级革命文学最值得珍视的宝贵传统。
“左联”就是在这样艰苦险恶的环境下，高举无产阶级革命文学的旗帜，英勇战斗并取得辉煌成就的。“左联”通过有斗争、有团结的方法，争取了报馆、书店以及别的文化机构中的成员，不断扩大自己的影响。在国民党反动派十分森严的文网统治下，“左联”一些刊物常常变换名称继续出版。鲁迅则发明了著名的“钻网术”，体现了出色的策略思想和高超的斗争艺术。鲁迅为“左联”提出广泛团结尽可能多的作家的任务，他说：“其实有一些人，即使并无大帮助，却并不怀着恶意，目前决不是敌人，倘若疾声厉色，拒人于千里之外，倒是我们的损失。”（注：致王志之，人民文学出版社《鲁迅书信集》1976年版下册第1060页）瞿秋白在沪养病期间（自一九三一年春夏至一九三四年初），也曾密切地同鲁迅合作，在文化文面“做了许多有益的工作”（注：中共中央《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1945年4月20日中共六届七中全会通过）。“左联”以鲁迅为旗帜，根据“九一八”以后全国人民抗日反蒋情绪日益高涨的新形势，采取顽强而灵活的工作方式，联系和团结一些进步作家，使无产阶级革命文学运动部分地避免了第三次“左”倾路线的影响，巩固扩大了自己的阵地。“左联”原是初步克服无产阶级文学倡导时期宗派主义情绪的产物。“左联”成立后，虽然原先那种“左”的宗派情绪并未肃清，而且在王明路线占据统治地位后关门主义、宗派主义曾再度抬头，但随着抗日反蒋运动的高涨，“左联”同广大进步作家之间的联系逐渐密切，统一战线在一些方面有所扩大，戏剧界、电影界成绩尤为显著。这些工作，为后来爱国文艺工作者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建立创造了条件。
“左联”还重视理论批评工作，努力传播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开展了文艺战线上两条道路的斗争。“左联”一开始就特别重视文艺思想战线上的批评和斗争。一九三一年十一月通过的决议《中国无产阶级革命文学的新任务》（注：《文学导报》第1卷第8期，1931年11月15日），除有明显的王明“左”倾路线的影响外，也着重指出了在理论批评战线上展开斗争的必要性。这个时期里，革命作家以马克思主义理论作为克敌制胜的武器，先后跟“新月派”、法西斯“民族主义文艺运动”、“自由人”、“第三种人”等反动的文艺派别或错误的文艺主张作了斗争。左翼作家在创作问题以及其他文艺问题的探索上，也力求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有了比较系统的介绍和传播。
与此同时，创作方面也获得了出色的成就。在“五四”时期或稍后开始文学活动的作家，受到新的革命斗争的洗礼，世界观发生变化，作品的面貌也随之有了改变。鲁迅的杂感和历史小说《故事新编》，在思想上艺术上都有新的探索和进展，他的杂感在紧张的政治斗争中更显示了锐利的战斗锋芒和批判力量。茅盾的《子夜》和一些短篇，成为这一时期小说创作的重要收获。蒋光赤也写了《咆哮了的土地》等比较优秀的作品。在“左联”的培养下，新的作家不断涌现。他们大多是受到“五四”新思潮的冲激，逐步走上文学的道路，和“五四”新文学传统有着深切的血缘关系。他们在无产阶级革命文学运动兴起以后，正式开始文学创作，给文坛带来许多生气勃勃的作品。其中象张天翼、殷夫、叶紫、沙汀、艾芜等人，成为当时或后来的重要作家。这个时期文学创作最显著的变化，是出现了许多新的具有重大社会意义的题材和主题。革命者和工人群众在白色恐怖下的英勇斗争，成为很多作家努力描写的内容。作品中的这些革命者，或则在艰苦流亡的生活里坚持斗争，或则被捕入狱，毫无惧色地面对着酷刑和死亡。反映工人生活的创作，着重揭露反动统治的罪恶和资本家的剥削，以及歌颂工人阶级的反抗。随着农村革命的深入，农村生活和斗争的题材也逐渐进入作家的创作视野。不少作家原是来自农村，有的还参加过这些斗争，有较深厚的生活基础，因而在表现农村生活方面出现了一批优秀的作品。它们以真实生动的艺术画幅反映了农村贫困破产的景象，也显示了广大农民的觉醒和斗争。此外，三十年代动荡不安的城市生活，也在文学作品里有比较真实、集中的绘状；“九一八”、“一二八”以后，反映人民抗日救亡要求的作品逐渐增多。所有这些作品，大多具有强烈的战斗性、高昂的激情、充沛的乐观主义精神，体现着鲜明的时代特色。
“左联”时期的无产阶级革命文学运动，也存在一些重要的缺点和错误。在政治上，无论是“左联”决议或实际斗争中常表现出“左”倾路线的一些不正确观点，如不适当地强调“反右倾”、“反资产阶级”，不注意利用公开的合法的斗争方式，却要在敌人力量强大的中心城市搞“飞行集会”、“节日游行”、“总同盟罢工”，甚至鼓吹“武装暴动”，以致容易暴露自己，造成革命力量的损失；“九一八”后接受了“只有苏联是我们的祖国”、“武装保卫苏联”之类脱离群众的口号。在理论工作上，未能充分从中国社会和文学运动的实际出发，有生硬搬用外国做法的教条主义倾向。在组织工作上，把“左联”看成政党一样有严密纪律的组织，没有尽可能多地团结争取进步作家共同战斗，表现了一定程度的关门主义毛病。在创作中，不少作品内容上有相当浓厚的小资产阶级意识，缺少中国作风中国气派，有些作品还有公式化、概念化的弱点。尽管文化革命的伟大旗手鲁迅曾在实际工作中提出过许多正确、深刻、中肯而切实的意见，有时却不能被“左联”一些成员较好地理解和接受。这些缺点和错误，在客观上是由于反动派实施严酷的白色恐怖，阴隔了“左联”和苏区革命斗争以及工农民群众的联系；而党内几次“左”倾路线特别是王明路线，更给“左联”工作带来了消极的影响。在主观上，则由于大多数革命作家虽然决心献身于无产阶级的革命事业，却还保留了不少小资产阶级的思想感情。列宁说过：“世界上任何地方的无产阶级运动都不是也不可能是‘一下子’就产生出来，就具有纯粹的阶级面貌，完整地出现在世界上，……无产阶级的阶级运动只有经过最先进的工人、所有觉悟工人的长期斗争和艰苦工作，才能摆脱各式各样的小资产阶级的杂质、局限性、狭隘性和各种病态，从而巩固起来。”（注：《俄国工人报刊的历史》，《列宁全集》中译本第20卷第248页）无产阶级革命文学运动的那些弱点，就主观原因而言，就是革命作家思想感情上还残存着的这些“小资产阶级的杂质、局限性、狭隘性和各种病态”的产物。尽管如此，左翼文学运动在实践中，对于某些缺点错误仍有不同程度的克服。“左联”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占有极光辉的篇章。毛泽东同志《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指出：“革命的文学艺术运动，在十年内战时期有了大的发展。这个运动和当时的革命战争，在总的方向上是一致的。”这是对于“左联”领导下的无产阶级革命文学运动的高度的历史评价。
在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无产阶级革命文学运动以外，还有受到它的积极影响、与之相互配合的革命的或者进步的民主主义作家的文学活动。这些作家没有象“左联”这样共同的严密组织，形成一个统一的文学运动，也没有象前一个时期那样，组成众多的文学社团，各自提出鲜明的文学主张。他们往往由一些文学见解比较一致的作家，出版刊物，编辑丛书，由此集合一批文学好尚与之相近的作家，共同进行活动。他们先后出版了不少文艺杂志，其中著名的有《文学》（郑振铎、王统照等主编）、《文学季刊》（郑振铎等主编）、《文季月刊》（巴金、靳以主编）、《文丛》（靳以主编）等，其中以《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