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实，孟子的推理，推得非常“不讲理”。他的大致的意思是说——其实他的意思可以表达为这样一个“三段论”：
大前提，孟子说：仁人无敌于天下，以至仁（就是“超级仁”的意思）伐至不仁，不需要大量杀生就能成功，不需要流太多血、流血漂杵。
小前提：周武王是至仁。
孟子结论：至仁的周武王，打至不仁的的商纣王，不需要流血漂杵，所以“流血漂杵”是没有的事。
我们说，孟子的那个大前提是靠不住的。“仁人无敌于天下，至仁伐至不仁，不需要流太多血”，这个论点是一厢情愿的。即使是正义的仁人，打不正义、不仁的人，更多时候也是要流血的。一个政权的颠覆，没有不流血的，哪怕是推翻非正义的政权，也是要大大地流血的。
譬如在二战中，苏军进攻柏林，这是正义的进攻吧，是“至仁”进攻“至不仁”了吧，但苏军还是往柏林打了一百五十万发炮弹，令德军死伤无数，残肢成堆，才拿下这座变成了瓦砾的城市，并没有兵不血刃。国民党四大家族的反动统治，早已是令天怒人怨，解放军解放被压迫的群众，分配民众以田地，进攻腐败的国民党，这是以至仁伐至不仁吧，但照样是打了三大战役，令国民党军被歼灭过百万，流了很多血，才颠覆了其政权。美国的独立战争，林肯的废除黑奴，这都是正义或至仁的吧，可都是敌我一场混战，流血无数之后才实现的。陈胜进攻秦帝国，是正义的了吧，但也未见秦帝国的七十万刑徒就倒戈了（相反，他们是把“正义”的陈胜给打出去了）。而后来项羽刘邦是杀死了三四十万秦军，流血成河，才颠覆了秦王朝。以至仁伐至不仁，何尝不要流血呢。凭什么周武王伐纣，孟子却非说它不要流血。
纣王之“至不仁”，未必更甚于秦二世，周武王作为附庸国从外部入侵中央，其“至仁”和“正义”，未必高于刘邦、项羽之进攻秦二世，而孟子却说周武王在战斗中兵不血刃、不犯杀戒地颠覆了商王朝，比刘邦项羽打败秦帝国还容易，实在是大言欺人。
这主要是孟子之徒超喜欢周文王父子，为了打扮他们的仁义形象，觉得他们在牧野杀了很多人，不利于二者的形象完美，所以，硬拿推理替代史实，硬定了一个“仁者无敌”的大前提来论证周文王父子没有杀人，实在是强词夺理，遮蔽众听。惜乎后世学者都迷信他这个如此低级的小迷魂弹。但也有不信邪的，比如《论衡》作者王充就有评说：“察《武成》之篇，牧野之战，血流浮杵，赤地千里。由此言之，周之取殷，与汉、秦一实也。而云取殷易，兵不血刃，美武王之德，增益其实也。”——王充是不相信孟子的，说得多好啊！
中国改朝换代的历史，乃至世界革新换代的历史，都证明，“仁者”注定是要战胜“不仁者”，但也是要作出巨大牺牲的。仁者“兵不血刃”就能战胜不仁者的例子，几乎还一个都举不出来。
现在说孟子的小前提：周文王、周武王是“至仁”。这其实也是不全面的溢美之词。
周文王、周武王，因为是大周的开国者，所以整个有周一代，一直是正面的人物，是周代学者们美化的宠儿。譬如孟子就在自己的书中说：“周文王治岐耕者九一，关市讥而不征，泽梁无禁”——说周文王不征商业税、少征农业税，非常仁义，是圣人。
但这是不全面的，是只强调了光亮的一面，而隐去了消极的部分。单按这种“仁义”的路子，周文王是组织不起对商王朝的有效进攻的。是凡组织对外进攻，不论是秦始皇还是希特勒，前提条件都是要对民众加强敛税和民力调用。近代打仗，也是这样，也要加捐加派，要老百姓勒紧裤带，以支撑大炮和枪弹的开支。你要是整天行仁义，那就根本不要想着对外打仗扩张。
其实，从很多层面看，周文王周武王父子不是“至仁”，而是一贯用比较“严苛”的政策和手段，才最终战胜了商王朝。我可以暂举两三个例子：
一是《左传》上说的，周文王大肆捕捉逃亡者。捕捉逃亡者的目的是什么呢，《左传》上没有说，但根据后来商鞅捕捉逃亡者，以及后代帝王们的禁止人们逃亡，其目的都是一样的，是强迫这帮人回来完税、交粮、服役、当兵吧，以直接或间接地支撑自己的对外扩张。要想动员起强大的国家战争机器，要想对外进攻别人（商帝国），势必就要先加强对自己民众的控制，使自己有力量进攻别人，这是一个规律。但这就有点不仁了。
第二个例子，周武王和姜子牙要伐纣，但当时周国内有反战力量。在占卜仪式上，蓍草和乌龟壳发表意见说，进攻是“大凶”。蓍草和乌龟壳当然不会发表自己的意见的，但他们是替占卜师说话，代表了当时的部分政府要人和部分的民意是都反对进攻商王朝的。伯夷、叔齐更是站出来直接反对，甚至拦住了马头。但这些反对力量，被周武王和姜子牙用铁碗手段压制了，他们还是硬去出兵打商王朝去了。可见他们也不是乐呵呵地很仁义，唯民意是从的。
第三个例子，据《尚书大传》、《韩诗外传》、《六韬逸文》、《说苑》等书记载，灭商以后，“天下惶惶未定”，姜子牙提出，把所有商人都杀死，“使靡有余”——这就更“不仁”了！简直是要种族灭绝。而且，这也从反面说明了当时很多商人对周人是不合作态度，所以逼得姜子牙提出要灭绝他们。可见前面商人倒戈为周武王先驱的事，就更不可信其曾出现了。
以上这些例子都说明，周文王、周武王可能不是“恶人”，但用“至仁”、“行仁义”这样的词来简单地概括周文王、周武王这样的历史人物，是失之于脸谱化、概念化，是存在着很大的勉强和片面的。
而且，蓍草、乌龟壳和伯夷、叔齐这种反战反扩张的思想，未必是错误的。至少它说明，周文王周武王的军事扩张政策，未必是代表当时周方国的全部民意的。本国人尚且未必完全拥护他，认为他出去打仗和扩张是不道义和错误的，那，被进攻一方的商朝人，会一致认为他的进攻是道义的，乃至不但不抵抗，反倒要倒戈投降地来拥护他吗？其实，也正是因为商人未肯服从，更不曾倒戈，而是跟周人采取对立态度，所以在攻破商王朝后，姜子牙才提出爱屋及乌的成语，要杀光商人。
最后，姜子牙的意见由于太冒风险，没有得到采纳，商朝的大批遗民，最终都交由纣王的儿子武庚统领，继续呆在原朝歌地区，作为封国存在。这说明，商人对纣王家族是有拥护的，所以周人只好顺应之而封纣王的儿子，让他继续统领旧商民众。这些都说明了当时有这样一个现实，即商人并没有对纣王家族众叛亲离，所以才搞得周人很被动，又想全部灭绝商人，又不敢，最后只好原地封他们不动，接受纣王的儿子领导。
商纣王在覆灭了之后，他的儿子仍然能够把商人凝聚在自己身边，那牧野之战的时候，他家也应该能掌控商人集团，不会出现当地民众纷纷失控，倒戈而战。
而且，在商朝灭亡被封之后，纣王的儿子武庚，又领导商朝遗民，再次进行了军事起义，规模相当大，引得周公和姜子牙发兵，共同来剿灭之。这也再次说明，纣王的儿子还是对民众有号召力的，纣王家族还没有到众叛亲离的地步。如果早在牧野之战的时候，商人就倒戈伐纣王了，纣王已经被商人恨的入骨了，纣王的儿子如何还能领导商人掀起大起义。如果商人真地是曾经倒戈来迎接周武王的，如何后面又要起义。后来，大批商人被迁往洛邑安扎，由周人和洛邑八师紧密地看起来，贬称为“殷顽”，如果商人曾是积极欢迎周武王的，周人何至于要用这种提防和集中管制的办法对付他们。接下来周人为什么又要处心积虑地采取迁徙的方式，把大批商人遗民分遣到各个姬姓封国去，隔离管理。种种迹象表明，周人与商人，是严重对立的，商人大规模倒戈迎接周武王，是没有这个可能性的。
孟子为什么不反着考虑一下：武王伐纣之所以打得流血漂杵，那是因为武王不是什么“至仁”，纣王也不是“至不仁”，商人民众也没有丧失对纣王父子的追随之心，周人并不是全部民意都要求去进攻商人，所以二者相打，流血漂杵，也就势不可免了。
总之，历史的真实情况实应该正如《尚书·武成》所记载的：商人组织力量，对前来进犯自己的周军进行了顽强抵抗，展开激战，并且商人发生了重大牺牲，死伤流血漂杵，染赤千里，最终被占领和灭国。这是可信的。而孟子的推论，是漏洞百出，非常牵强的。而且，从纯技术角度讲，流血漂杵也是可行的。
正是因为周人在进攻商王朝的过程中，对商人采取了大规模杀戮、暴动镇压和种族隔离与压迫，才使得伯夷、叔齐以饿死首阳山来抗议。如果不是周人确实很过分，这两个知识分子何必会采取不想活的方式来表达自己呢？如果商人十几万大军都是衷心拥戴和迎接周武王，商人都如此高兴，那伯夷、叔齐这两个“民主人士”何必那么跟自己过不去，专门要死呢。
而且，不光《尚书·武成》有周武王伐纣杀戮甚大、流血漂杵的描述，根据《诗经》的描写，也可以推想得见周人在对外扩张中，打仗一直是歇斯底里式的。比如《诗经》描述了周人攻打崇侯虎的崇城的场面，无所不用其极。后来，周公三年东征东夷，乃至有“践奄”——在奄国搞大屠杀，这样的残暴之举，也不是孤立的。同时姜子牙还想过搞种族灭绝，都是一帮杀人狂，离“仁者”日去相远矣！
我认为，“尽信书，不如无书”这句话，应该用到孟子的书和后来的学者书、官史书上去——这些人出于一些政治目的，比远古之人更爱撒谎。
总之，纣王之“恶”，未必如后代人所说的那么严重，周文王、周武王，也未必如后代学者们异口同声说的那么之“仁”！异口同声的说法，往往是最可怀疑的说法。武王伐纣，牧野之战，商人“流血漂杵”，在我看来，比商人“临阵倒戈”，更加可信。
附录 附录七 沙丘裸奔
司马迁说，纣王喜欢看人裸奔，他曾经在一处风光旖旎的名叫“沙丘”的园林景区，“使男女裸相逐其间”。
这个“裸奔”的事情，是我们都知道而且向往的，然而又是觉得怪怪的事情。纣王怎么有这样的雅癖呢？
其实，从当时的坟墓中看，半数以上的商朝人，都是自己孤睡在坟墓里，说明他们活着的时候没有结过婚，说明当时结婚组建家庭的事例还不甚普及。社会上大量的男人女人，都是一辈子自己过的——这是当时的历史事实。这不光是因为穷，结不起婚，也跟历史风俗有关。那时候的人，就是没有结婚的习惯。这是原始时代的特点。越是原始时代，男人女人就越是不去结婚。
社会上存在着大量的终生不结婚的单身者，总得有个地方去解决一下自己的性问题，于是，“欢乐谷”的远古习俗就继续发挥作用了。纣王让男女裸体相逐其中的“沙丘”，很可能就是一个被官方指定的欢乐谷。所谓“沙丘”，是河北省南部邯郸附近一个美丽的自然风景苑囿，正适合当欢乐谷。这种作法，即便到了后来讲“礼”的大周朝，也是一样的。
大周朝《周礼》规定：“中春之月，令会男女，于是时也，奔者不禁。”也就是说，一年中的某些特定季节，周的各级政府会指定某些地方作为欢乐谷，命令不在结婚状态的男女们聚到这里，互相认识、挑选，找到合适的性伴侣，然后不必履行结婚手续，就可以开始同居。所谓“奔者不禁”，就是俩人不履行结婚手续而同居，没人管。
这些“奔者”，奔到某个地方去进行同居。但二人同居，关系并不稳靠，等到下一次欢乐谷开放的时节到了，可能又跑回去重新挑选性伴侣了。总之，他们并不结婚，也不建成稳定的长期的家庭关系，而永远是寻找临时的，建立一阵子同居关系，随后又换了——现代一些落后部族里的男女，仍然是这样的。这不光是财力或者道德的问题，更多是历史习惯使然。
这种“终身不婚”、“一阵子又一阵子的同居”、“得过且过”的生活方式，历史上曾长期流行过。譬如从前的大禹就是这样的生活方式。大禹“得彼涂山女，而通之于台桑”，就是说大禹和涂山女不履行结婚手续，也不想组建家庭，而只是在台桑“通”，俩人happy，“嗜不同味，而快朝饱”——俩人就为了爽一把，尝试不同的滋味，这就是大禹的生活方式。这是屈原的诗《天问》中说的。俩人就以这种不尴不尬的形式，生下了个孩子启。大禹又通过打架，硬把孩子从涂山女手中抢去了。事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