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此作为奴隶的标志），他们的家园在焚烧，他们在周人的驱赶下跌跌撞撞地走向远方，成群结队去中原各种劳动场所消磨残生。这些亡国奴再不能回到他们的家乡。至于那些惊慌失措的妇女们，则被狂喜的敌人你争我夺。特别是东夷贵族的公主们，她们美丽娇弱的躯体还来不及挣扎，就被剥掉哀悼父兄的丧服，像一具具雪白的牺牲，被献于庆功的祭台。据说只有她们纯洁的血，才能安慰阵亡的战土之灵。
当然，这些想象也许对周公不太公平，而人祭的现象，随着文明的进步，到了周朝也越来越少，但是我们可以确信的是，战争是个疯狂的事情，它一旦启动之后往往偏离人的道德规范。
而纣王遗留的猛将“飞廉”，带着商王朝原本驻扎在山东地区的主力军队，与东夷族并肩战斗，跟周公、姜子牙统帅的周军进行了长期鏖战，期间胜负有起有落，但是失去帝国财政支持的飞廉禁不起消耗，也没有人员补充，他的主力越打越少，直到被追到了海边，山穷水尽。飞廉在告白祭祀了纣王在天之灵之后，拔刀自杀。一个烈烈煊赫的商王朝，经历六百来年风雨历程，至此彻底焚灭。
飞廉是恶来的爹，据说“恶来有力，飞廉善走”，都是飞毛腿，飞廉死后被民间认做风神。飞廉而且是F4中伯益的后代，后来他与伯益一并成为秦人的祖先。
《诗经》“我徂东山，慆慆不归。我来自东，零雨其濛”，就是周公东征士兵一去一回的写照，充满哀情悒郁。当时从征的，不光有周人，也有周人挟持下的诸侯联军。去时风花雪月，回来雨雪凋零。这场东征战斗，不论对于敌人和征伐者来讲，都是一种哀情。
周公反思了周初暴乱的原因，实在是中国地域太广，周人政治中心偏在陕西，对中原鞭长莫及，于是他在当政第五年起开始于天下中央的洛阳地区修建洛邑，以镇抚东方，经济上成为当时的上海（面积则等于清华大学），而政治中心依旧是陕西的镐京。两个地方各有六个师和八个师合计四万多人的常备军驻扎，这也是周王朝所有的国家常备军。再多不是他不想养，而是养不起了。
依靠这样区区几万军队，对付分散盘踞在周控地区以外的上千个诸侯，当然显得力不从心。于是周公费尽心思，创出了一种保家卫国的绝技，那就是“周礼”！周礼规定了人们起坐卧行、吃饭上朝、哭丧穿衣以及等级尊卑的秩序，根本目的在于给周天子撑腰，让诸侯们服气他。
周公把自己制定的“周礼”，下发给全体臣民去练习。
按照《周礼》要求，不同等级的人，见到不同等级的人，在不同的场合，要有十数种不同的磕头方式。不光磕头有分教，连走路说话都有章法：你在尊贵者或长辈面前经过时要“趋”（急走、小跑），而不能平稳地迈着方步过去。在登上堂的时候，从东边上的话先迈右脚，从西阶上的话先迈左脚，每登一级都要稍停一下，让两足都在同一阶之后再登。登堂以后（堂就是大客厅），由于堂空间比较狭小，所以不必趋，而要“接武”，“武”指足迹，“接武”就是后一步要踩在前一步的足迹之半的地方。如果手里拿着贵重的礼玉，那无论在堂上或是在堂下庭院，都不必趋，因为怕跌倒摔坏了玉。
好，我们把整套行走的动作连贯一下，请大圣人孔子给我们示范：进入鲁国国君的宫院大门时，孔子作出害怕而谨慎的样子，好像没有容身之地似的，到处躲躲闪闪。孔子经过的时候，不敢经过门的中央，走过门的时候，不踩门槛。孔子提起衣襟往堂上走的时候，十分恭敬谨慎，好像憋住气不敢放一样。走近鲁君座位的时候，面色矜持庄重，脚步加快，言语拘谨，好像底气不足一样。这种拘谨的状态直至拜见完毕（中间最难的是如何就座、如何磕头我们待会再说）。孔子走出宫室降下台阶，面色才开始放松。下完了台阶，孔子再快快地向前急走几步，犹如鸟儿展翅一般。但是，这也好不了多久，等到回到自己车上的时候，孔子便又摆出恭敬而内心不安的样子了。这简直就是演电影或者跳芭蕾舞那么复杂。核心的指导思想就是尽量显得自己渺小，在尊长（国君）面前不是人。
试想，一个精通了这些繁文缛节的人，整天规规矩矩、必恭必敬的人，还会想着跟人打架和造反吗？礼仪这种东西的神奇之处就在这里，它可以通过约束行为模式而改变心性，最终维护大周朝所追求的等级秩序。
如果上千诸侯都习惯了周礼，就不敢对天子造次了。
《周礼》中无处不在体现天子、诸侯、大夫、臣民这些等级秩序。譬如坐席子——大周朝的人不是直接坐地上，屁股下面有席子——按照规定，天子坐的席子五重，诸侯之席三重，大夫之席两重。席的花纹也有差别，显示了等级差异，不可铺错了，即便是在家独处。孔子有个大贤学生，死前发现躺的席子花纹超过了他自己的身价级别，就嚷嚷着爬起来要换，换成低级的，结果没等抻完席子就把他折腾死了。席子在屋内的摆设位置也有尊卑的差别，离门的远近，是东是西，都蕴涵着等级秩序。臣子不能和君主同坐一席，当然，男人和女人也得分开（当些礼当然都是对贵族士大夫们来的，老百姓可以免了，所谓礼不下庶人。那庶人用什么呢，庶人用刑就行了。拿刑罚治他们。而刑又不上大夫。从某种意义上讲，“礼”就是给大夫用的刑）。
入席的时候，应该从席的后面上去，谁从前边迈上去谁是混蛋。坐下以后，必须跪姿，屁股压在后脚跟上，膝盖离席子前沿保留一尺间隙，以表示谦恭。若是在读书和进食的时候，则又不要保留间隙，尽量往席子前沿坐，以免看不清书或将食物落在席上，那就不乖了。
跪坐的时候，当然也不能穿着鞋。只有资格最高的人才可以把鞋脱在屋里，其他人必须脱在屋子外（就是堂下）。所以，如果看见户外有两双鞋，则知堂上必有三人正在交谈。你在那儿脱鞋的时候，注意不要践踏别人的鞋。
知道怎么脱鞋、跪坐之后，下面开始吃饭，也是满有讲究的。天子吃饭用九鼎、诸侯用七鼎、卿大夫用五鼎、士则用三鼎。鼎中都盛放着不同的肉，吃时实行分餐制，还要搭配了调料，放入进餐者的在几案上的餐具里去。天子的案上，摆着的餐具至少有二十六个（吃不过来啦！），其它级别递减。米饭则放在青铜簋里，天子用八簋、诸侯用六簋、卿大夫用四簋、士二簋，也是落在地上的。上述差异表明，“名位不同，礼亦异数”。
至于屋子里、院子里不同级别的人点几根蜡烛，走上台阶的时候，什么级别的人从东，什么人从西，谁给谁铺席子，谁给谁撤席子，都有详细要求，堪称繁文缛节。中国号称礼仪之邦也在于此。总之，礼仪对于天子、诸侯、人臣、士人的政治生活至关重要。通过演习运用这些礼仪，使得下级对上级的服从被固化在日常生活行动之中，以至于从骨子里都习惯了尊重君长，从而忘记造反了。
也是啊，以当时幅员辽阔的中国，成百上千的诸侯来论，大周朝的三四万常备军哪里看管得过来。礼仪可以起到千军万马所不能起到的作用啊。
不过，即便在刻板的周礼大获流行的时代，周政府还是依照古代遗俗，保留了欢乐谷的娱乐项目。当时有很多人没有专门配偶，打着一辈子光棍，不组建个体婚姻家庭，所以需要欢乐谷，人们呼唤着欢乐谷，欢乐谷神圣不可侵犯。
于是《周礼》中规定：“中春之月，令会男女，于是时也，奔者不禁。”也就是一年中的某些特定季节，男女可以去欢乐谷找性伴侣，找到合适的之后自由结合而不受制约。“奔者不禁”，就是俩人钻高粱地，没人管。说认真一点，俩人不需要办结婚手续，直接去同居，同居也未必很长久，未来又去欢乐谷里找了。这实在是性解放了。甚至鲁国大圣人孔子的出身，也有“野合”的说法。也就是说，某男和某女没有结婚，在欢乐谷里那个，而产生了他。
总之，那些社会上占了很大比例的一辈子不准备结婚的人，他们就有一辈子的自由。
PS：前面讲了半天，都是礼，其实周公还编排了很多样板戏，都属于“乐”。周公编排了大型革命历史剧《大武》，共分六幕，以讴歌和舞蹈的形式再现了武王伐纣从出征、渡黄河到砍下纣王脑袋的全部革命场景。该剧于全体演员在雄壮的乐曲声中手举道具向看台上的周天子致以最高的礼敬（类似后世的高呼万岁）中圆满结束，起到了良好的教育民众作用。
但是这种“大乐于天地同和”的主旋律音乐，以钟鼓打击为主，节奏简单缓慢，听了实在不耐烦，后来终于“礼崩乐坏”了，被靡靡之音的民间小调取代了，把孔子气个半死。
合在一起，这就是周公“制礼作乐”了。周公是个了不起的人啊。唯一遗憾的就是这个《周礼》并不是周公制定的。哈哈！它是后来很多礼仪发展汇总形成的，成书也大约是在战国时期，只是后人让前人周公来挂名罢了。甚至这些礼仪到底有多少真正被严格执行过，还只是《周礼》描绘出的乌托邦，也难以确定。但是不管怎么样，即便还有践奄的事情，周公仍然成了无可争议的圣人，而且人们说，就像尧帝眉分八彩、大舜目有重瞳、大禹耳有三漏、周文王有四个乳头一样，周公手能反握。就是说，他两手如绵，可以反握。这都是圣人的异禀哦。
远古时代的中国，通讯、交通都不利索，技术条件上的限制，使得大周朝只能借助分封制来管理庞大的国土。周天子的弟兄们，各自封出去承包一块儿土地和人口，成为诸侯国。
具体分封的仪式是这样的：周公或周成王造了一个大社，社的空场上面堆着五堆土：东面一堆是青土；南面赤土；西边白土；北边骊土；中央黄土。王室亲戚、战斗功臣以及伐纣中出过力的友邦领导人都团聚到这里来。将被分配到哪个方向的封国去，就从哪个方向的土堆里凿取一把，与中央的黄土混合一起，裹以白茅，送给他，作为分封的信物。这就是所谓裂土分茅吧。
诸侯领了土，跑到自己的封国上，也修建同样的社，定期祭祀。祭肉都是从周天子的社里取来的，是牛肉干儿。诸侯军队出征前，也要到社里领取牛肉干，回来后要在社里献俘。社这个东西，很快普及到基层，一般的城邑和村落都有自己的社，平时打官司也在社前听讼，老百姓节日里跑到社来喝酒聚会，这个聚会叫做“社会”，现在演变成了society的意思。总之社是个神圣而且热闹的地方，即便老鼠也赶来凑热闹。但你不敢放烟熏老鼠，怕一不小心失了火，把社给点着了，那罪就大了。所以“社鼠”，表示天子身边的大坏蛋，君王身边的幸臣，狐假虎威，你都不敢动他。
鲁迅先生曾写过《社戏》，就是在社里演的戏吧，归来的路上还偷了六一公公的豆。
还有一个建筑，与社往往挨着，叫做“稷祠”，是祭祀谷子神后稷的地方。阿Q先生糊里糊涂被人在土谷祠里捉去枪毙，这个土谷祠，大约就是供奉谷子神后稷的吧——可能把土地爷也一并在里边供了，所以叫土谷祠。
稷祠，与社往往挨着。“稷狐”，表示稷祠里藏的狐狸，你也不敢拿水灌它。它跟“社鼠”是哥们。总之，“社、稷”两个建筑物，是国家的象征，政权的代名词，拆掉某诸侯国的社稷，再拆掉其宗庙（里面有祖宗牌位），就表示这个国家被灭了。一般宗庙在公宫东面，社、稷都在公宫西面。
“稷狐社鼠”，有时也叫“稷蜂社鼠”，是稷祠里的一窝马蜂，同样也是不方便拿烟去熏它的。就是领导身边仗势作恶又难以除掉的坏人。而“城狐社鼠”，则是城隍庙里的狐狸，意思都是一样的。
“社稷之臣”，则是褒义词了，譬如诸葛亮，专是指不是效忠于皇帝而是效忠于社稷（国家）的臣子。这样的不是效忠于某个人，而是效忠于其职事的人，在中国是最难找了。可以这样造句：社稷之臣与稷狐社鼠之间的斗争，总是你死我活的，结局往往又都是社稷之臣之死，因为稷狐社鼠繁殖的太快了，而社稷之臣繁殖的太慢了！所以很快就形成了社稷之臣死光了，而稷狐社鼠独占祭坛乐园的局面！
这样的社稷能不完蛋吗。这大约就是中国古代无数个“社稷”，终于没有不被拆毁的原因了。
周初分封制的好处可谓立竿见影，诸侯们感恩戴德，立刻给周人帮忙，从而保障了周公东征的胜利，以及未来周的长久安全。
周公因为功大，被封到山东鲁国，都城就在被他“践”掉的奄那个地方，不知道他到那里时是什么心情。而姜子牙则被封到了鲁国以北的齐国，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