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么意思？”
“诸位想过没有，煊赫四方的强大的商王朝，骤然间被我们‘小邦周’所颠覆，不只是商人惊恐，连我们自己也奇怪。那个被商王所礼敬膜拜的上帝哪去了呢？怎么关键时刻掉链了呢？疑问之余，我们只能这样告诉商人：上帝的庇护也不是无条件的，God only bless those who are deserved。你们不是口口声声称上帝吗？那我们就说上帝已经遗弃你们了。而且我们还要造出一个‘天’来，取代他的上帝！这样，我们颠覆了他的国家还不算，我们更要推倒他的精神支柱。”
周人于是创造性地首次明确了“天”的概念，天有自己的心思，就是天意与天命，能治理好国家的人，自然就有了天命。在周人看来，天命不是没有条件的，它只照顾那些“敬德”“保民”的尘世之王。商纣王之失去天命惠顾而亡国，就是因为他没能“敬德、保民”，而我们名正言顺接过大统，就是因为具有“敬德、保民”气质。天命的概念从此兼并了商人的上帝，就像就像狭义相对论被广义相对论所包容。从此，中国人开始提天，而不再奉承上帝。周王也从此获得了“天子”的专称。
这种以“天命”为中心，“敬德、保民”为两个基本点的难能可贵的理论体系，确实比从前商王朝单纯依赖祖先之灵与上帝撑腰的“鬼治主义”迈进了一大步。它引进了“德先生”和“民先生”这两个崭新的充满生命力的概念。
“德”的含义不仅仅限于讲道德，它的甲骨文字型，就是睁着眼睛往前走的样子，差不多什么都包括了，跟后代那捉摸不定的“道”差不多，代表一切正确的东西。
周武王每一想到自己杀死了商纣王，是用武力抢来的天下，就感到很心虚和惶惑。周公旦把这一套“天命”的新思路向周武王汇报了以后，周武王感到豁然开朗，登时底气十足。原来我们是承继“天命”的啊！哈哈！——他立刻祭拜祖先，告慰季牧师、周文王的在天之灵，以及远祖后稷的魂魄，然后登上大周天子的宝位，来自西北老家的威风腰鼓队，不知是否也在登基大典上参加了表演。（此艺据说有四千年历史，很像求雨的仪式：骤雨飞溅样的鼓点，乱蛙蹦跳般的脚步，非常热闹。）
下面就是我们要说的了。既然商朝王把“天命”输给了周人，那一定是商王在“敬德、保民”两个基本点上极其失败，这就有必要拿出纣王失败的证据，才能说服商人认命。于是往纣王脸上涂鸦的运动开始了。周武王在《尚书》中开列了纣王六条罪状：
第一是不用贵戚旧臣
第二是登用小人
第三是听信妇言
第四是信有命在天
第五是不留心祭祀
第六是酗酒。
这些罪条其实都不严重，有的甚至用现代的价值观判断，富于进步意义。比如第一第二条的“不用贵戚旧臣，登用小人”就很有代表性。这里的“小人”注意不是后代意义上的“君子、小人”那种道德观念上的小人，而是相对于“贵戚旧臣”（商王族亲贵，前任商王任用的旧臣的子嗣）来讲的出身低微的人，即没有显贵家族背景的人，说白了就是“非高干子弟”。一直到孔子时代，“君子”、“小人”都是按血统贵贱来区分的。纣王打破血统论，不录用王族中的亲贵和从前商王的旧臣之子，而是提拔录用出身卑微之人，这在周武王看来是不能接受的过失，而今人眼光看来属于进步的用人观：是“唯才是举”，打破了“用人唯亲”的血统论。
从前商王武丁任用出身低微的“傅说”也是一种“登用小人”，不过，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任用出身低微的人而停掉亲戚不用，会遭到亲贵集团的蜂拥攻击，甚至他的敌人都不原谅他。因为当时是一种贵族政治，权力和官位只能给贵族们，在贵族内世袭。所以武丁被迫采取托梦的曲折形式，来提出录用傅说，是借用了神的名义（神托梦给他），来抵挡亲贵集团的反对。
同样，纣王为了挽救帝国的颓势，进行了这些必要的人事调整——录用“非高干”的能人取代腐朽的权贵，也必然导致了以其大哥“微子启”为首的亲贵和旧臣集团的疯狂反对。“微子启”甚至采取不合作的政策，带着自己的人怒而走掉，从而分裂了商王朝的统治核心。从史料上看，类似的上层分裂不限于“微子启”一案。纣王的叔叔比干被处死，另一个叔叔箕子被下狱。这可能也是因用人制度的调整触及了这些叔叔们作为亲贵家族的利益，以及其它的“政见不合”，最终与纣王发生严重冲突。不论谁对谁错，谁好谁奸，高层集团内部发生了巨大意见分歧和形式上的明显分裂，我说巨大是因为有人已经为此而死，这都很大地破坏了商王朝的国运。
纣王这些人事改革，被当时的人（包括他的敌人）所不能接受。就这么一点儿人事变革，都是那么的难啊！可见商王朝之积弊已久，问题之复杂，现实之难办。一个末代帝王又能做点儿什么呢？只有挣扎一番之后，等着去殉死他的王朝罢了。这一点再次使我们想到了明朝末年的崇祯。
其实，也正是纣王任用的诸如“飞廉、恶来”这些出身低微的“小人”，帮助他三征东夷，并且与商王朝共生死，战斗到生命最后一息，倒在战场血泊中。而微子启、箕子这些自命不凡的被后世学者奉为君子贤人的王室贵胄们，反倒在大周人取得政权以后，立刻投入周人的怀抱，变节为官，不惜事奉仇敌。（微子启被周人封到宋国，箕子封到朝鲜）。
至于说纣王“听信妇言”，其实是少见多怪。商朝女性活跃，在政坛上颇有作为，如前代武丁的“妇好”就是一个女性从政的杰出例子，反映了当时虽然是父系主导，但还有一定母系社会的残余历史惯性。不说别人，连姜子牙也是要听老婆话的。纣王听信妲己，即便这是事实，我们也不要奇怪。当“贵戚旧臣”都不支持、不理解他的用人之纲，甚至分裂而去，那他也只有跟自己的媳妇合计国家大事了。当社稷危荡，如蜩如螗，如沸如羹（像蝉那样高叫，沸反盈天），这样的社会动乱局面下，人心惶恐，个怀叵测，也只有媳妇还是跟自己坐在一条船上值得可信赖的啊。并且一直到最后共同自杀。
而且，女人发言参谋国政肯定就是坏事吗？女人智商、能力和意图肯定不如男人好吗？
而所谓第四第五条“信有命在天、不留心祭祀”的罪状，这是与国计民生无关的小节，而且并不属实。从出土卜辞上看，纣王的爹和纣王时期，其祀典体系比前代最为成熟完备。
总之，周武王给纣王定出的这六条大罪，只有第六条“酗酒”算是有点价值和力量的。但是商朝人好酒，喜欢以酒佐餐、聚众豪饮，并不单从纣王时期才开始的，一贯是有这样的历史风气（商朝的酒现在还挖出来了好几坛子）。从出土物来看，商朝后期的饮酒器明显激增，表示了社会饮酒之风蔚然。商帝国积累年头久了，财富丰厚，人们闲逸，走上饮酒的路子，好比古罗马帝国在烂熟时候的豪吃豪饮，是必然的事情。好比美国人现在富裕了，工作也轻闲了，钱也一大把了，就开始吸毒了。你也许会说，商朝社会的饮酒风气都是纣王带的头。这也是想的太简单化了。譬如说，假定如今美国吸毒问题严重，这也是克灵顿带的头吗。商代后期饮酒成风，成为社会隐患，是严重社会问题，原因该是广泛而复杂的，跟社会机制中的固有矛盾导致的贫富分化有关系，还跟社会文化和流行价值观有关，不单纣王一个相干，他推动也好，或者制止也好，想作移风易俗的变革，都不是那么容易。就好像清朝末年吸鸦片蔚然成风，不是某一两个皇帝能改变的了得，当时下层、中层乃至高层亲贵的人拼命要吸，皇帝根本拗不动他们。喝酒、吸毒、吸鸦片，这类问题的解决需要从社会根本机理与矛盾的梳理出发，这对于忙于应付东西外敌、内焦外困的商王末帝纣王来说，固然是无法实现的。其实邱吉尔也是个酗酒徒，但是因为他是时势造就的胜利者，就没有人说他了。
我们中国历史上，历代王朝最后一个帝王在事到临头时一般有四种选择：自杀、逃跑、投降、被俘。能有勇气选择第一种的，为数极少，好歹也应该算是英雄。纣王自焚鹿台，与明朝末帝崇祯自挂煤山，颇为类似啊。光这一点也值得钦佩他俩，并且看出了他们的无奈，这个社稷的根本矛盾实在是闹的无法药救，才最终选择与它共亡。不过，崇祯的命要好一些，没有像纣王那样被清朝人拼命埋汰。
崇祯没有遭到大清人埋汰，是因为大清兵势力雄大，拳头很硬，可以替代嘴巴来说话。而周武王的万把人，拳头没那么硬，需要用嘴巴来帮忙。周国是个起自西方的撮而小邦，面对庞大的商王朝帝国，虽然胜了，但需要拼命辩解，以免遭受四方反弹袭来的灭顶之灾。所以给纣王泼脏水势在必行。但周人泼的并不厉害，只是上述六条的就事论事而已，还不涉及纣王人身，也没有把纣王与“暴虐荒淫”四字挂上钩。
纣王真正之被脸上涂黑，还不是他的敌人周人干的，而是五百年后战国的那些学者们。这些人各自有各自的学说，到处游说诸侯接受他们的学说，或者同别人争鸣。他们在阐述自己的学说的时候，喜欢举例子，比如《韩非子》一书为了说明“小信成则大信立”这一句话，就紧接着举了七八个名人的故事作为例证。举例子的时候又喜欢走极端，喜欢举出极好的好人（也就是他们捧起来的圣人），以及极坏的坏人，作为正反例子，来说明自己的论点。这样就振振有辞、生动丰满，更容易打动诸侯了。于是，尧、舜、大禹、商汤、周文王、周武王这些古代成功人士，都被他们包装打造成了极好极好的完人圣人，他们干过的事就作为正面例子用，有些他们没干的事，也可以编一些说是他们干的（当然是好事了）；与之对应，走向另一个极端的就是极坏极坏的坏人（没有一点好性，坏的彻头彻尾的），夏桀、商纣王、盗跖几位可怜而无辜的先生，因为是失败者，他们干的事，就成了坏典型，有些他们没干过的事，也给他们编上，作为坏例子说。也是，他们是亡国之君，前者是开国大帝，不挤兑他们挤兑谁呢。人们总是对亡国之君严厉，对开国之君百般谄媚。
于是，一说圣贤之道理，就立刻拿尧舜周文王举例子，一说坏典型，就言必及桀纣。
这些人“争鸣”争得狠了，不但会把历史人物夸大走极端，甚至不惜伪造一些事情。譬如孟子就瞎说了很多商汤的仁义，说商汤仁义得到了向东打的时候，西边的人就抱怨，怎么不打我们啊，向西打，东边又抱怨，怎么不来先征伐我们啊。这谁信啊，这是他伪造的。他为了说明仁义的力量是伟大的这个论点，就拿商汤举例子，说商汤能胜利，最后成了胜利者，就是因为商汤仁义——于是就要伪造商汤的仁义以及商汤仁义的功效，混不管到底历史上商汤是不是这样。你看，他们就不可能伪造夏桀仁义，否则就没法证明仁义能战胜天下的这个论点了，即便夏桀是仁义的，也不能这么说他。而墨子先生为了讲“尚贤”（推崇贤人，让贤人领导社会），竟又不惜在尧舜禹之间弄出一种“禅让”作为前例来。
这种编排古代名人来说理的事，学者子贡也意识到了这一点，也有点看不过去了，说道：“纣之不善，不如是之甚也！是以君子恶居下流，后世言恶则必稽焉。”意思是，纣王虽不好，但不至于如此之坏，所以君子都不愿意处在末世和颓势上，否则以后的人说到一些恶和坏的东西，就一定会涂抹了你来充例子的！
意思就是说，不是因为末代帝王是坏人而导致了夏商亡国，而是夏商亡国导致末代皇帝成了坏人。
其实，一个朝代灭亡的原因是多方面的，而且往往是长期因素在起作用的（在好几代前根子就开始烂了，比如汉朝），不能完全归结为末帝本人如何。崇祯没有什么太大毛病，不也亡了吗？清朝的灭亡又岂在末帝身上。
现在，我们可以看到脏水是怎么随着历史年代的推延而一点点泼到纣王脸上去的。在春秋时期，关于纣王的罪状还只限于“比干谏而死”。到了战国，比干的死法被活灵活现地演义丰富起来了，屈原说他是被投水淹死，再往后一点分吕不韦的门客说他是被剖开了心——开始变得令人发指，到了汉朝刘向说纣王剖开他的心是为了好奇，想看看“圣人”的心是不是七窍。到了晋朝，“皇甫谧”（这位喜欢写历史书的医生）干脆说纣王还解剖了比干的媳妇，想看看她的胎儿形态——我看是你这医生想看吧！医生想看活体解剖是可以理解的，但自己想看自己不说，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