伯侯姬昌”，不过这也是概念错误，“伯”是对外环方国领导人的称呼，“侯”是中环诸侯领导人的大号。说“西伯侯姬昌”，又是伯又是侯的，到底算哪个啊，瞎闹腾嘛。总之，明朝的这位许仲琳老先生的书，《封神演义》，挑剔起它的错来没完没了，我们就别跟他老人家过不去了。
崇侯虎在自己的封国（陕西户县地区）得到谍报，西边岐山下的姬昌正在有动作。插一句的说，我们这里也得严谨，以免落得跟许仲琳一样。我们这里说“姬昌”俩字，也是不对的。当时的姓并不放在名前面连用，就像商王族的“子”姓，不能放在纣王的名“受”前面连称“子受”一样。姓在当时属于一整个家族的徽记，我们只能说商王朝的贵族是子姓，周方国的贵族是姬姓，周方国是姬姓国家，但不能冠在人名前，叫“子受”、“姬昌”都是错误的。对于“姬昌”只能叫他“昌”——这是他的名，但只呼其名对领导是不礼貌的，所以最好前面缀上他的官号，总称“周伯昌”，《淮南子》一书里，崇侯虎和商纣王就是这么称呼他的。另外，叫他“西伯”也行，他也会很高兴，意思是西方的老大，也是官号。我们就叫他西伯吧。
西伯在岐山，有一些特殊动作，崇侯虎把它看在眼里，然后向商纣王作了汇报。
他的汇报内容，历史上给出了两个截然相反的版本。
第一个版本是战国学者和司马迁的版本，说崇侯虎对商纣王汇报说：“西伯积善累德，诸侯皆向之，将不利于帝。”（西伯大行仁善，诸侯都拥戴他，这样下去将不利于纣王您啊！）
据战国学者说，西伯是个大善人，特仁义，连挖坑的时候挖出无主的尸骨来，他都命官吏用公款安葬它，而不是随便扔进垃圾箱——所谓“泽及枯骨”。对枯骨尚如此，对活人就更好了。在他管的那一亩三分地，公共福利达到了瑞典的水平，据孟子说，西伯把国家天然动植物园（山泽）对外开放，随便人们进去打渔打猎砍树占公家便宜，又免征市场交易税和商品流动关税，让商人们发财，对于农夫，只征10％的粮食，对于犯罪分子，也不连坐他们的妻子家产，对于当官的，世代发工资，而对于“鳏寡孤独”这四类无依无靠的穷人，西伯每次行仁义的时候，都先从这四类开始。总之，西伯对民间征敛很少，行仁义发出去的却很多。不过这多是战国学者的美化，西伯如果真这么干的话，“物质守恒定律”就被破坏了——只会导致国库收支不平衡，收不敷出，养不起军队。可是据说西伯还是硬掏出公款，把老年人（包括外国跑来的老年人）都送进敬老院，这就又在消耗他的小金库。
但是，据《左传》记载，西伯发布过“对于逃亡者进行大搜捕”的政令。这说明，有人会从岐山地区逃亡，离开周方国。那就是说，岐山这里并不是世外桃源。那会不会是因为这里税敛太重，劳役太重，外战频繁导致征用兵役太多，人们受不了了，才产生逃亡的？如果真像战孟子说的，西伯“山林不禁，农业只征十分之一，不征关市税，还专门养老抚幼”，这么好，人们怎么会较大量逃亡呢？而且既然都下了搜捕令，就说明这种逃亡不在少数。
从《左传》这句话上，我们得到与孟子所说相反的结论：西伯税敛太重，战事频仍，给人民负担太重，导致人们逃亡。人们逃亡了，他还禁止，还要大肆追捕回来。这就凶巴巴地了，有点法西斯了，总之离仁义越来越远了。
到底该信谁的呢？
我们再看《孟子》中的一段对话，齐宣王问孟子：“我听说，周文王的囿；方七十里；有这种情况吗？”（当时齐宣王的苑囿才四十里方圆，老百姓都觉得太大，因为这种苑囿，都是国君私有的，属于与民争利）。孟子一下子特尴尬，说：“于传有之。”从传记上看，有这么回事。孟子没法撒谎，但是孟子立刻找辙，说文王虽有七十里的大苑囿，但是也不算专利，因为那些砍柴的打野鸡野兔的都可以进去，与民同用（刍荛者往焉，雉兔者往焉，与民同之）。孟子说的不知是真是假，但大约这是“传”上没有的东西。而且，如果民都可以去，那为什么还叫文王之囿啊。既然叫文王之囿，总得是文王在里面有点特权啊。也就是说，就算民可以进去砍柴打兔子，大头的资源还可能是由文王垄断着啊。总之，这句话暴露了周文王“泽梁不禁，耕者九一，仕者世禄，关市讥而不征”这一串话的可信性有折扣，而使得我们怀疑周文王是夺民之利，垄断国家资源的。
其实，并不一定收税少就是好事，收税应该有合理的标准。收的少的话，政府没有财力，无法搞好公共事业和大项目，也无法对外军事扩张，而这些做好，最终还是对民有利的。所以，孟子“泽梁不禁，耕者九一，关市讥而不征”的话既不可信也未必有理。作为周方国，它必须保证一个充足的税收，才能够积累出财富可以和商王朝叫板。
我想，作为一个资源财富极其有限的弹丸小国（周方国东西长约70公里，南北宽约20公里，都在陕西岐山脚下），它一定是把收上来的所有财富尽可能投入军队建设而不是使劲搞公共福利事业或者广施财利于民照顾鳏寡孤独。一个大搞福利、仁义为本的君主只能造就出瑞士、北欧小国那样的文弱国家，不可能有向外迅速扩张的战斗力。我觉得西伯应该是节省每一个从老百姓身上收取的贝壳（钱）取去奉养超出那块土地所能承载的军队（而不是敬老院），这才差不多可以与商王朝兵力匹敌——除非周文王的经济搞的实在是太好了，在奉养了足够的军队之后还富裕很多的钱去搞养老院和抚幼所。
不管怎么样，说西伯行仁义（少收赋税，广施公共福利），和他发展军力的客观现实是矛盾的。
但是，《淮南子》这书，却也是一口咬定说西伯是行仁义的，而且还得到了好报。它说：“西伯这一家，四代都是善人，修德行义，处在岐山脚下地方不过百里，天下却有二分之一都归了他。”但具体西伯怎么行仁义，就得了天下“二分之一”的，没有讲。
司马迁在《史记》上则讲得具体一些，说西伯行仁义，熏陶得本国老百姓也都特仁义，特懂得谦让，于是种地的时候，都留出很宽的田塍，互不侵犯。邻居的虞﹑芮二国之人为一块田地的归属问题产生了争执，跑来找西伯评理。他们一进周国的地界，看见这里的耕者都互相谦让（这也说明了这些农夫不是奴隶，如果是奴隶，那一定是受过高等教育的奴隶吧。当时是奴隶社会的说法值得商榷）。农夫们对于有争议的地都推来让去，谁也不肯要，结果导致这些地干脆都荒了。虞﹑芮之人看了以后，大为惭愧，说道：“我们所争的，正是人家所耻的，咱就别去现眼了，快回去吧。”于是各回本国去了。
这个违拗人类天性的天方夜谭似的故事，我们也不要太当真。倘使周国的民众真是这样仁善和气，如此礼仪之邦，该不会整天想着叛商，组织起来玩命地、勇猛地去进攻商中央吧。
还没完，司马迁接着说，其它四十多家诸侯听说了此事，都对西伯服气的屁滚尿流，于是一起开会，公推西伯当王，于是西伯就是周文王了！
这到底是真的假的啊。行仁义，民众受了教化，他就当了王！
假如这样就能当王，那当时真是一个上古美好社会啊。可惜的是，当我们比照后来的春秋战国时代（比这晚出300年），发现没有点硬手段，诸侯们是根本不可能奉你当王的。
（注：所谓王，就是若干几十个诸侯的盟主。周文王手下有四十诸侯听他的，所以他可以叫王了，跟商纣王是一个级别的了。商纣王之所以叫王，也是因为他手下有数百千个忠于他的诸侯。总之，诸侯的集合体的头领，就是王！）
下面我们看看第二个版本——即我所更相信的《尚书》的版本：
根据《尚书》记载，周文王，每天处心积虑设计政务，往往忙到太阳过了中天，才想起吃上午第一顿饭。他不惜代价，四方延请能人，于是国力日强。与之相邻的大国诸侯都感到了周的威胁而畏惧它的力量，小国则被它拉拢，感怀它恩德。于是大国小国都只好服从它。——总之行仁义是有的，但不是针对自己的民众，而是对外面的小国，那就是一种政治外交手腕，不在我们的讨论范围之内。他是靠着吸引人才等综合手段而走向强大，成了诸侯的王。这是比《史记》更古老的《尚书》的记载。
一个国家要想富强崛起，靠的是行之有效的缜密科学管理，内政外交多方面的优化手段，而不是行仁义。所谓一行王道仁义，就会无敌于天下，不过是后世儒家理想化的学说罢了。儒家应该从“暴秦”是如何并吞六国的事实上，以及“暴秦”成功的原因上，修正一下自己的理论了。
按儒家的观点，大清朝灭了明朝，也是努尔哈赤在关外行仁义的结果喽。你还真别说，到了大清朝胜利后，学者们还真把大清朝的从前美化成“深仁厚泽，遂有天下”！——这个一路杀人如麻的大清朝是因为行仁义，而得了天下！历史的美化前后如出一辙。
之所以美化西伯的仁爱形象，夸大仁爱的效力，并且放大纣王的暴虐，无非是春秋战国的学者，想把本朝开国之君周文王描述成以善讨恶，以正伐逆，把方国进攻帝国的实质变成大快人心的吊民伐罪。
但是，硬说学者们给周政府溜须拍马，这也有点冤枉了他们。当时的知识分子其实还是满有骨气的。实际上，春秋战国学者非要把周文王说成仁义，更是出于另外一个隐衷。是这样的，儒家的人喜欢推崇仁政，以孟子为代表。推崇仁政没有错，总比推崇暴政要强。但是在推崇仁政的时候，他们为了向君主们兜售仁政的功效，就打广告说：“行仁义吧，你就会无敌于天下的。”为了证明这个广告词是对的，他们就举例说：“周文王一行仁义，就灭了商王朝。”于是，就又赶紧去包装周文王怎么行仁义。这就客观上却对历史起了扭曲虚饰作用，误导了后人。周文王从此在中国史书上，就成了一个纯的大善人形象。
经过上面的种种分析，我们有理由相信，崇侯虎观察到了西伯的动向，不敢怠慢，跑去向纣王做了汇报，所说的内容一定不是司马迁记载的那样：西伯积善累德行，所以诸侯都听他的了······
实际上崇侯虎实际说的应该是：西伯通过一系列咄咄逼人的政治改革和结盟扩张的军事政治行动，终于悍然成为了西方一霸，大邦畏其力，小邦怀其德——当然，经过历史的尘风吹动和一代代学者的增饰美化，这种说法在史书已经永远找不到了。
据《淮南子》，崇侯虎在汇报完西伯的情况之后，结尾时说：“臣以为，帽子即使变得破旧不堪，也应该压在脑袋上面。您是一国之主，现在必须早作行动，维护您的帝位。”
接下来的事情，我们依旧不敢轻信司马迁，司马迁说，纣王听了崇侯虎的分析，就立刻采取行动，宣周文王赴商都见驾，然后一举把周文王囚禁在国家监狱“羑里”。但是，周文王手下的人送来了宝马美女，纣王立刻喜笑颜开，释放了周文王。放虎归山不算，还赐他弓矢斧钺，命他作西方伯长，专征伐权，独自处理西部诸侯，当西方的老大。好像纣王怕自己死得不够快似的。
如果纣王真是这样愚蠢不堪，那我真没有再写下去的必要了。他也实在是个太弱而糊涂的君王了，不是亡于周文王，也足以被任何一个心存不轨的有力方国，轻易把他拉下马来。不等周文王来收，商朝早亡了好几次了！——他也不会有屡次平定东夷的成就了。司马迁这么写，也太低估一个管理和捍卫着诺大帝国的王者的DNA了。
事实上，纣王听了崇侯虎的汇报，知道周文王在西部咄咄逼人以后，是通过一场大规模的战役，击溃并捉到了周文王，并且在囚禁之后很可能是杀死了他，并不曾放虎归山。欲知具体过程，请看下回分解。
按照《尚书大传》、《诗经》的记载，以及司马迁在《史记》中所承认，西伯在岐山大本营称王以后，第二年就急不可待地发动一系列军事进攻，表现的非常好战。首先他伐剿了岐山附近地区的犬戎，然后向北七十公里进攻甘肃灵台地区的“密须”，再向北四十公里攻破甘肃泾川地区的“阮”“共”等方国。这些战斗使得西伯——这时候应该叫他周文王了——解除了自己在西方、北方的后顾之忧，从而可以全力向东。（跟努尔哈赤先行统一东北的路数一样）。
周文王对其附近诸侯的一系列攻伐行动，才是周边的“大邦畏其力，小邦怀其德”的根本原因，而不是行仁义使然。这些军事行动，使得它成为了陕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