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祭祀的时候，上帝对自己的餐具非常讲究，那些装饭装肉用的鼎啊、簋啊，酒壶啊，盆盆罐罐什么的，其形态要塑造出令人恐怖的气氛，威严、狰狞，而且上面要刻有繁美的纹饰，他才会胃口大开。最能调他胃口的是饕餮纹，大约上帝也是饕餮之徒。其它夔龙纹、蟠龙纹、云雷纹、蝉形纹、连珠纹、圆涡纹，也不错，摆在祭坛上，让人眼花缭乱，镇慑和迷惑着每一个戴着平顶帽的商朝小民。现在这些礼器都被挖出来了，累计多达数千件，最大是鼎，常在一米来高，重量相当于一个成年大胖子，上面都是铜锈，说实话，铜锈有毒，用青铜鼎煮肉、用青铜杯喝酒，对身体不好。
总之，随着人间产生了商王，上帝也开始在天堂上班，这是古今中外的通例。在以前没有君王的时候，天神是泛神，风伯、雨师、西王母之类的。有了君王，也才有了顶级之神，譬如上帝。凌驾众神之上的上帝的出现，标志着人间专制国家的成形。
商朝的人们比照天上的这位统治者“上帝”，把人间的统治者称为“王”。随着人间造神运动的蓬勃发展，商汤的继任者们把商汤这些早期商王捧上了天，称之为“下帝”，下帝与上帝平起平坐，最后干脆合为一体。商王的早期先祖们，就是上帝。
商汤的时候，商王还不能与上帝平起平坐。商汤表演“焚身求雨”，贞人拿着打火机，差点烧了他。贞人扮演了教皇的身份。贞人垄断着人间与上帝沟通的职掌，所以贞人对政事颇有发言权，这有点政教分离的意思。不过，到了商代后期，王权专制盖过了政教二元化，甚至经常烧了神职人员以求雨。神职人员从此大跌面子，甚至到了春秋时代，鲁国的僖公还要焚烧一个巫师和一个残废人来祈求下雨呢。
最后到了皇权专制时代，宗教权就更被皇权收编了。这就是中国宗教业的简单的悲哀的历史，也是中国和外国一直不同的地方。
商汤死后，他的两个儿子“外丙”和“仲壬”相继走上领导岗位，分别工作了两年和四年，反映了当时人们短命的事实。夏商人平均寿命是32岁。（这么短暂的一生，对于很多人来讲，也确实来不及筹集财富组建家庭啊，那就去欢乐谷乐呵乐呵吧，一小辈子就完了。有一半的商朝人，死后是单独埋了，而说到了媳妇因而“夫妻合葬”的，只有一半不到。）
商汤的两个儿子死后，商汤的长孙“太甲”，在伊尹的安排下接班了。伊尹详尽地告诫了这个年轻人不要轻慢贤人的言论，不要疏远年高德望的人，不要亲近愚蠢幼稚的人——总之要听我们这些老干部的话就对了——伊尹又总结了十种国君必须避免的过错：沉迷于酒色歌舞、贪求财宝、迷恋游乐，又警告他说：“哪怕您做的善事再小，也会使诸侯感到庆幸；哪怕您做的恶事再小，也会给国家带来灾祸。”可是太甲并不爱听他的这些老生常谈，很快就开始胡作非为起来。史料上说他不遵商汤之法，其实也可能是尝试着进行了年轻人的改革。但他的行为招来伊尹的讨厌。伊尹以太甲“暴虐、乱德”为理由，将他放逐到桐宫去悔过自责。然后伊尹独自处理国家的政事，并且接受诸侯的朝见，所作所为和商王没有什么两样。
伊尹作了七年国家负责人，按照一部史料《竹书纪年》上的说法，他最后被太甲发动宫廷政变杀死。太甲在桐宫被关了七年多的禁闭，终于被关腻了，机智勇敢地从桐宫逃回王宫，杀了伊尹，恢复了王位。
伊尹的一生十分复杂，评论起来也很困难。他作了七年代理天子，用意或许都是好的，但以臣子的身份擅自放逐国君，这算不算篡位呢？这是困惑后代学者的一个大费思量的问题。其实，商朝初期，还没有发明后代的忠君思想，一个君主倘若不贤，臣子是可以驱逐他的。所以，伊尹的“大逆不道”之举在当时没有激起舆论界的震惊和谴责，伊尹的后代继续在朝为官而没有遭受清算，伊尹的亡灵也一并得到后代商王的隆重祭祀。
然而后代的学者习惯了把皇权视为至高无上、不可更、九五之尊，看见伊尹驱逐太甲而自代，不由得暗自哆嗦，总不得劲。一方面，学者们承认伊尹是有着杰出贡献的正人君子，一方面他的行为又与篡国者无法区分。一个原本高大全的形象全给毁了。于是，后代学者花了很多功夫替伊尹遮掩避讳这一点。于是，在伪造的《尚书》的一些篇章中，故事被改编成了这样：太甲被关在桐宫，深为悔恨，终于改邪归正，有了良好的表现，于是伊尹又把他迎回都城复位。伊尹又归还了王位，好像根本没抢过一样，似乎伊尹的历史污点自行抹去了。伊尹的人格于是完美无缺了，学者们才舒服起来。
在伪造的史料中，伊尹还称赞太甲悔过自新。太甲的回答也充满文采和成语的雏形：“过去我曾经违背您的教导，将来希望您继续指导我走正路。上天制造的灾祸，还可以躲避；我自己制造的灾祸，就没有办法逃脱了（天作孽，可违也；自作孽，不可以逭）。”伊尹很满意，就向太甲提出退休的请求，又写了篇文章，告诫商王要终生注意保持纯洁专一的品德，不要违背先王之命自甘堕落，治理天下要像张开弓瞄准目标以后再射箭一样，要审时度势，然后再发号施令。总之，罗索了好一通，伊尹才死去了。伊尹去世后连续下了三天大雾——似乎这样写，可以表示连上帝也是给伊尹撑腰的。商王看见大雾，惧怕违逆上帝意志会导致天灾，于是用王者的礼仪埋葬了伊尹——最终还是留下了个尾巴没有伪造好，伊尹还是被用王者的礼仪安葬了，那说明他实际上就是死于王位上。
其实这是替地下的古人瞎操心。伊尹在当时本没有什么思想负担，也不需后人编造“还政”的故事为他开脱。“还政”这样的事，古今中外的现实中还从没听说过。既然抢了，就不好还，还了自己就没命了。而且太甲呆在桐宫里关着，一天两顿饭以外就傻坐着，又何从去判断他回到王位上就能幡然改好，因此还政给他呢。远古时代的人们心中王位正统的观念，也许还没有后世那么强，不称职的人是可以取代的，伊尹取代一个不称职的商王，大约不太会受到舆论和良心的谴责。然而，在忠君思想大泛滥的后代皇权社会里，自诩忠贞的老实臣子们，无端地替伊尹背上一大块心理负担，非替他还了王位不可。当惯了奴才的人，也替从前的人缺乏奴性而忧心忡忡。
商王族似乎把手足之情看的颇重。太甲死后，他的两个儿子——沃丁、太庚哥俩相继即位，体现了兄终弟及的原则。
沃丁、太庚这俩名号，奇奇怪怪的，好像中药的名字，有人说这是天干地支组合出来的日期。商人把一年分成12个月，闰年有13个月甚至更多，月有大月和小月，大月30日，小月29日。当时没有阿拉伯数字，日的记数就以干支循环来标识。这一纪日法，被后代沿用了三千多年直到近代。
一位商王死的那一天的干支日，就演化成沃丁、太庚什么的，作为对死去商王的称谓，准确地说这叫“庙号”——意思是这位商王的“骨灰盒”进入宗庙的时间的编号。人们依照这些骨灰盒编号，排定给他们的祭祀时间。每隔十天要祭祀一个商王，随着死掉的商王越来越多，到了商朝末期，完全祭祀一遍祖宗，需要一年时间（末代商王大约可以体会到“历史的沉重感”吧）。
“骨灰盒”编号为太庚的这位爷进入祖庙以后，他的儿子“高”、“伷”、“密”（这是人名）哥仨相继做了商王，死后骨灰盒编号分别为小甲、雍己、太戊。他们都没有什么值得一谈的作为，除了这时候商朝开始衰败以外，诸侯常常不来朝见。在太戊执政的第七年，宫殿的门前，长出了一颗桑树和楮树，俩树在早晨的时候还是小苗，到了黄昏已经合掌粗了。而且两树互相搂着抱着，合生在一起，姿势也不怎么雅。太戊非常恐惧：“是何方妖孽，跑到宫前来吓唬我？”
伊尹的儿子伊陟这时候作首席政务官，说：“臣听说，妖孽不能战胜道德，现在却有妖孽出现，说明您的政策可能出现错误了吧。”太戊于是努力地改进工作，这两棵树很快就枯死了。商朝从此复兴，诸侯又都来朝拜。（这个妖树事件，向我们暗示了一个很不好的启端，那就是有人（譬如政务官伊陟）开始借助上帝和一些灾异的名义，来左右和干涉商王的决策。这就出现了一种逐渐能够和商王分庭抗礼的神职人员团体。神职人员与商王之间的权力争夺，似乎从此逐渐开始升温。）
太戊在位第十一年的时候，命令一名叫“巫咸”的神职人员在一些优美山川举行了系列的隆重祭祀仪式。巫咸在仪式上，组织男女演员，表演“玄鸟堕卵，简狄取而吞之，生下商人先祖子契”的舞蹈《桑林》，演给上帝看，旁边伴着铙、铎、磬、鼓的打击乐器。
这样的表演，固然是在替商王争脸增光，但神职人员们通过在郊外折腾，也是在增加自己的曝光度。这场祭祀的主持者是巫咸，巫咸于是最终名气很大，连后来的屈原都成了他的fans，在《离骚》里哭着喊着要追随他呢。
巫咸还有个儿子叫巫贤，后来也接班当了神职人员。但巫启贤是不是神职人员，就不知道了。（不过，巫启贤又会主持又会唱，估计跟那时的神职人员也差不多。）
《史记》上说巫咸“治王家有成”，说明这位神职人员巫咸同时也是政府班子中的大鳄。
被桑树精和楮树精吓坏了的太戊死后，儿子仲丁继位。仲丁是经过一番斗争而上台的。仲丁一上台，就采取迁都的办法，目的是摆脱敌对王室贵族的牵绊，就像狗一旦捉到了骨头，一定叼着逃走到没人的地方去吃一样。
仲丁东移五十公里迁都到河南荥阳，就高高兴兴地死去了，这时候王畿以东两个诸侯国叛变。一个是有莘氏的后人，一个是夏禹时代工程师奚仲经营过的地方。这两个部族都是当初商汤革命时的协同军，如今叛商，是一计很响的耳光，很大的震动。于是外壬的弟弟“河亶甲”继位后，北上两百公里迁都河南内黄地区以缓解内焦外困的局面。河亶甲在一些方国的帮助下，使叛乱的诸侯重新安定下来。
河亶甲死后，王族内又产生了争权夺利的斗争，河亶甲的儿子没能继承老爹的财富，而是把王位输给了河亶甲的哥哥前任商王仲丁的儿子祖乙。祖乙照例叼着肉骨头逃跑，去了山东鱼台或者河南温县地区关上门当王。辅佐他的是巫启贤先生（对不起，巫贤，是巫咸的儿子），据说再度复兴了商朝的王业。接下来的几个商王过了一段平淡的日子再次爆发内讧，当局面失去控制，只好又采取迁都的老办法，去了山东曲阜地区。王朝内部的政治局面如此不堪，诸侯、方国也就乘机发展势力，不再向中央进贡朝见，这一烂摊子终于摆在了著名的新商王盘庚先生面前，时间约在公元前1300年，商汤立国后的第三百年。
每到半夜——相当于现在四点钟的时候，盘庚就睡不着了，即便喝上一些酒，也没有睡意。酒精的力量使得他头颅闲适又虚无。夜已极深，所余下的又已很薄，盘庚便坐起来，点上原始蜡烛——芦苇的烛芯被布条裹上，布条再浸以油脂，等着天亮起来。盘庚思索的事情，大约正是迁都的事情。
在这个都城里，人心全是旧的，忧烦全是新的。
盘庚所忧烦的事情，我们谁都不知道。在盘庚以前的一百多年间，商人突然迁都了四次，最终从中原迁到了山东曲阜。如今盘庚也要动了。
商人为什么要迁都，古往今来众说纷纭，最流行的解释是躲避水灾，不过，商人迁来迁去，一直在黄河两岸不远，并没有躲开水。并且甲骨文的记载中也没有河患的信息。另一种说法是反奢侈，迁到新的艰苦的地方去，锻炼灵魂，去掉奢侈之风。用自虐的方法以淘汰奢侈之风，古今中外还真很罕见，而且商人几十年就迁一次都，应该还没来得及积聚起多少奢侈。
阶级斗争也是一种解释：城里的有钱人越来越有钱（有贝壳），而穷的越发叮当响，贫富斗争，搞得社会不安定，所以搬迁一下，富人被迫丢下好多财产宝贝，穷人也有了新的创业机会。古往今来，贫人与富人之间的斗争，确乎处处存在，解决的办法，似乎只是穷人起义这一条路。穷人搬家流亡的，比比皆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