矛林箭雨。这一场景使人联想起项羽的垓下之战，以二十八骑突围而去。
这时，鸣条西边有汤司令拦截，东边是东夷之地，夏桀只好往南方逃窜，深入了非典病毒多多的荒障之地。他渡江来到长江以南的安徽巢县地区（有巢氏的老家，他发明了巢。在战争年代，燧人氏发明的火，经常烧掉那有巢氏发明的巢——鲁迅语）。巢地的人待在自己的巢里没招谁也没惹谁地过日子，不料战火烧到他们这里来了。夏桀在巢地，终于捂着伤口，死掉了。他临死对妹喜说：“我后悔当年没有把商汤杀死在夏台监狱，结果自己成了这个样子。”（当初夏桀曾以威胁公共安全罪逮捕商汤，由于心慈面软又释放了他，跟项羽鸿门宴放掉刘邦差不多吧。那些历史上的最终胜利者往往属于狠角色，而不是我们儒家号称的仁者。当然这些狠角色在获得胜利以后，会有意识地希望别人把他们打扮成“德至矣”的仁者。所以，不是他们是仁者而使得他们胜利，而是他们胜利才使得他们变成了“仁者”。）
在经历了十七位君主统治之后，夏朝终于灭亡了。如果包括中间有穷朝（Jr。后羿、寒浞）的四十多年，夏朝从禹至桀，共享国四百多年左右（前2070－前1600）。
夏桀在临死前没有反省自己的错误，他只是懊悔从前疏于防范、过于仁义，两度放过了商汤。看来，鲁迅打落水狗的观点，还是值得夏桀学习借鉴的。对敌人仁义，是愚蠢的。“仁者无敌”这话，是骗人的。我想，项羽自刎乌江岸的时候，也是同样的感慨吧，鸿门宴的失算，遂使刘邦竖子成名。
商汤成了商朝的第一任王，“王”字就是战斧之形，象征着他的武力和权威。他把纯白色的衣服定为最高等级，伊尹、仲虺作相，把取代夏朝的过程称为“革命”，就是革去夏朝之命的意思，后来此词被孙中山借用，在中国近代历史上牵动了亿万人的一生。
商汤总结了自己的成功经验，在于能用“非己之民”，也就是联合其它诸侯共同颠覆夏朝。这给他带来了好处也带来了坏处，使他不能独享新的王朝。交通、通讯等技术手段的落后，也要求庞大的国土必须分国而治。商汤被迫或不被迫地分封那些劳苦功高的合作者，在一次诸侯大会上把他的“帝国”分封给三千诸侯来承包。这一数字已经明显少于大禹时代的万国诸侯，体现着整个中国统一化的进程。他把相国的位子就给了“革命”时的盟友薛国的国君仲虺。
我们仍然不能高估商汤对“帝国”的控制力度。我们可以称当时的古埃及是一个庞大的帝国，两河流域的古巴比伦是一个帝国，因为它们都是帝国的统治者在兼并了很多周边城邦诸侯以后，形成的强大的中央集权的统一机体。而把商朝称作帝国还需慎重。当时天下有很多（三千个）诸侯，这些诸侯一直是历来独自存在的，是原始各个部族的自然延伸。所谓商分封他们，只是商汤再次确认他们的既有地位罢了。商王不能直接管理到各个诸侯的内部事务。商王直接控制的区域，不过是五百公里直径的一个圆，所谓“邦畿（念击）千里”，对应于地图上就是河南中东部、山东西部，是华夏族与东夷族的结合部。这个圆圈以外的土地，成为诸侯们的舞台。
诸侯们眼中的商，其实更像是一个头号的大诸侯。这个大诸侯，因为相对地最大也最有功绩，故被众诸侯奉为盟主。诸侯们对商保持名义上的推尊，象征性地纳贡。他们对商的态度，随着商这个“大诸侯”的军事经济兴衰而变换，时而趋炎附势、亦步亦趋，时而将会落井下石、趁火打劫。
三千诸侯与商有疏有亲，为了防御三千中某些野心不死、非我族类、其心必异的诸侯，他干脆把自己锁在一座严丝合缝的城里——叫做亳，是商汤的都城。
建造这样的城，意味着需要砍伐林障、加工木材、堆砌土料、制造工具、设计器械，这些东西刺激了青铜工具的发展。在施工过程中人们还需要缜密沟通，促进了文字的发展。于是，修城这种出于战争防卫目的的行为，给人类文明直接带来了好处。这是战争的积极历史推动力。（两河流域、埃及文明之所以发达，也是由于那里的城邦国家之间不停打架，迫使大家挖空心思发展经济、革新技术。）
商汤的都城亳，准确位置历来众说纷纭。但可以确定的是，商汤及其继承者先后修筑了偃师商城和郑州商城。当时的城邑，都非常狭小，每边长才几百米，像个土围子，跟一两个足球场大小差不多。唯独商汤新修建的偃师商城，规模达到了空前绝后的水准——相当于五个天安门广场大（长1。7公里，宽1。2公里）。
偃师商城现已发现七个城门遗迹，以及纵横交错的道路，把内外切成棋盘形制。城墙全部用夯土筑成，现今还有一到两米高的残迹留在地面，经风受雨。但不要把它想象成外包有城砖，只是裸露着坚硬的黄土罢了。城墙也不是垂直的，需要借助斜坡来支撑，所以上窄下宽，底下最厚的地方确实可以形容某一些人的脸皮，达到二十米之厚。城墙在城门处还设有“马道”，一旦发生紧急情况，士兵可顺马道直登城头。护城河在当时还没有出现。一般有城墙就没有城外壕沟，有壕沟就不用修城墙，二者有一个就足够保家卫国了——因为当时的攻城设备还很不完善，这又进一步要归咎于青铜的匮乏，没有青铜工具就无从制作大型攻城器械。
即使这样一个用现今眼光来看很小的城，在当时已显得颇为宽绰，以至于人们把墓地、大垃圾坑、制陶场都搬到了城里。这两样脏乱差的窝点在很多很多年后，才习惯被移出城外去。把制陶场，以及随后出现的越来越多的青铜铸造场放在城里，特现了当时财富的匮乏，以至于这两样价值不菲的行当要保护在城里。
如果商汤在他的这个新城里游走，他可以看见数十口水井出现在房屋拐角，他的脚下还踩着浩繁的排水网络，可以泄走城里的雨水和人们的小便。不过这种排水系统只对王室居住区铺设。也就是说，在整个城的南半部里边又建了一个小城，是王室居住区，叫做宫城，只有一个足球场大小，四周筑有两米厚的夯土城墙，于是使得整个偃师商城具备内外两重城墙——外面是大城城墙，里边是商汤的宫城城墙，这和老北京的建构一般无二，只不过北京的宫城（紫禁城）在大城区内的北半部，而商汤的宫城在其大城去内南半部。商汤的宫城里边建有正殿、中庭、庑室、门道。宫城的旁边还有两座与之等大的拱卫小城，都是正方形，据说是储藏粮食军需的仓库或驻军的营房。
商汤的王宫是当时的帝国大厦，因为它有两重屋顶，类似紫禁城里的大殿，叫做四坡重檐式，只不过屋顶上没有琉璃瓦，而是白茅和灰泥。它建造在几百平米的夯土高台上。而圆木的柱子，就在每个宫殿的前脸立着，协助支撑着巨大的屋顶。
显然，商汤的这个舒适的老窝已经与后代的城池相去无几，只是迷你一些，而且它可以分成uptown和downtown两部分——就像现在的纽约一样。商汤的宫城是Downtown，在南城里，庄严优美，是贵族游乐居住上班之所。平民区则在uptown，北城，往往是些半地穴式的坑屋，里边是低矮的土床，还保留着神农氏时代的习俗一直没变。坑屋的主人一般都是在手工业场上班的平民，可怜的上班族，居住卫生条件也并不很好，以至于商汤要求，谁敢在大街上乱倒炉灰，就砍断谁的手。这条严苛的刑罚，在商朝灭亡后，还被后来的楚国一定程度保留着。也有一些居民，居住条件较好，是耸立地面上的小房子，方形或长方形的，比坑屋阔气。有的房门口还埋着人殉的骨头和脑袋，这就像停放着一辆辆私家车，是有钱人的奢侈表现——能弄点“人殉”装点门庭的，必是手头宽裕之人，这是平民中的白领。
商汤立在自己的宫殿前柱子之间，无聊地张望着。他右侧有一小片宫殿群，那里是祖先的宿舍，商汤叫它作“宗庙”。宗庙是个恐怖神圣的地方，门廊柱子下面和殿门内外，都埋着人殉者的尸骨，以及牛羊的牺牲，多的情况下，一座房子下面总计十几个家伙。这是国家神职人员——贞人的主意。贞人特别在殿门内埋了几个武士。武士们在地下依旧左手执盾，右手持戈，头戴羽饰，屈身而跪，身后带犬，人犬相守，长短兵器交加，仿佛门禁森严，保护着祖先们于阴间的宿舍。
旱灾还在继续，号称“煎沙烂石”。夏桀虽然亡了，但是旱灾并没有因为人间的改朝换代而终止。宫殿的柱子石础闪闪发光，耀眼刺目，反射到商汤的眼里。
“可惜没有人给祖先打扇子，在这样的热天里。”商汤自言自语地说。
贞人走过来，对商汤说：“按照我们神职人员的学术观点，对付从这场旷日持久的旱灾，燎祭是最好的办法。就是找人作为牺牲，架在柴禾上烧了，烟火慢慢飘上天空，香味献给上帝享用。上帝一高兴，就会降下我们苦苦期待的雨水。”
“这事不要麻烦别人了。我的职责就是事奉上帝鬼神和祖宗，由于我的愚蠢，上帝降下干旱，导致万民受难。余一人有罪，无及万夫，万夫有罪，在余一人。拿我自己做牺牲好了。”于是商汤把自己泡在水里洗洗干净，剪发、断爪（爪是指甲，不是手，剪掉指甲，免得上帝吃我的时候恶心）。商汤素车、白马、身披白茅，脱光外衣，躺在台子上，和其它牛羊祭品杂成一排，伴着咩咩、闷闷的叫唤声，被一齐抬到了祭坛上，周围架起了柴禾。为了方便上帝品尝，人们给商汤的肚子上放了一盘作料。
贞人从兜里掏出打火机，商汤委屈地闭上了老眼。贞人又拿出面具戴上（作法事要戴上面具，好像外科医生要戴口罩一样），贞人蹦了一段儿古典摇滚，然后说“点吧！”——当柴禾劈劈啪啪愉快地燃烧起来的时候，商汤有了烤鸭的感觉。但他一动不动，眼睛像一朵孤独的窗口，挤着重重迭迭的忧愁＋快乐的情绪，如此真诚的视死如归的感人场面，终于振动了鬼神。晴天一个霹雳，哗哗拉拉下起普天同庆的一千里喜雨来了。
商汤在位十三年后，驾崩了，死后不知葬在哪里。如果你要去缅怀商汤革命的伟业，建议去河南偃师商城旅游。这片沉睡底下的遗迹似乎仍然可以找到汤先生游动的身影，他嘴里含过的石球，也许还丢弃在某个土坑角落。偃师这片废墟，清晰地鉴定着早商的历史，使她成为中国历史上第一个有据可查的朝代。而这时候，埃及帝国法老胡夫的金字塔，已经在地球上矗立了一千年了。
“上帝”这个词在中国早就有了，具体开始于商朝。
在商人名目繁多的祭祀中，“上帝”是级别最高的神，排在第一位，代表着虚无世界的最大力量。
在商朝的甲骨文里，以及后来的《尚书》、《诗经》、《史记》里，“上帝”一词屡见不鲜。商汤先生焚身求雨，也是朝着上帝来的，他说：“无以一人之不敏，使上帝鬼神伤民之命。”
所以，“上帝”是一个完全国产的词，后来明朝的传教士汤若望先生，为了让基督教在“顽固”的中国人之间流行，就从古书里翻出“上帝”这个易于接受的中国词，来译他那个God
现在人们一说上帝，好像完全是个外国人，是个高鼻梁大胡子卷曲头发的老外，其实，在商朝人的心目中，自有一个中国脸的上帝在。
假如我们替他们想象一下，商朝人心目中的上帝是什么样的呢？答案是，他梳着清朝人那样的大辫子。从商代墓葬中大量发现的形象资料看，商朝男子多是梳辫子，而且式样较多，有从头顶正中编起一条辫子，然后垂至脑后的；有左右两侧梳辫，辫梢卷曲，下垂至肩的，也有将头发编成辫子，盘梳于顶的（像阿Q那样）——唯一和清朝人不同的是，前半个头并剃光成半瓢。商代妇女也是类似，当然梳髻的人也有，甚至还有前后俩髻。发型多种多样，说明当时的中央集权程度尚不高。
既然商朝人是梳辫子的，那他们心目中的上帝也是一样。
这位拖着大辫子的上帝，具有至高无上的威严。他和人间的帝王一样，也有一套政府班子，就是日、月、星、风、雨、云、雷、旱等气象诸神，他们听从上帝的号令并各司其职，向下界播风布雨。
上帝带着自己的政府班子，住在天上，但他在地面上，也设有驻地球的办事处——祭庙。上帝为了养活自己的政府班子和支撑在天上的开支，就经常跑到祭庙里去和人作生意。“令雨”、“令风”、“令雷”，就是他推销的主打产品，就是命令刮风下雨。人们交上祭品给他吃，他就给这些产品。如果他吃的不顺心，就会降下旱灾，这是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