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几个月以后，地主的女儿在春耕来临的时候嫁到了村上成了苏金根的老婆，苏如的妈妈。苏如是在那年元月出生的。因为产后出血，村里的接生婆用一种草药止住了，但也从此绝育。在后来的岁月里性情凶蛮的苏金根开始无休止地殴打这个他曾经梦寐以求的女人。他甚至仇恨这个女人，为什么不会生出一个儿子来为他传宗接代。当他第一眼看见从母体坠落的那个女婴时，他就气呼呼地骂了一句非常难听的话，转身离去。以后连给这个女婴取名的兴趣都没有了。满月的那一天，那个满腹经纶的老地主——她的外公在一种压抑的气氛中为这个女婴取了一个名字叫“如”，他希望这个孩子在未来的岁月里一切能如愿以偿。同时，在这个含义不明的字符里也隐含了他对这个孩子及她的母亲未知命运的担忧。在苏如童年的记忆里，母亲的苦难就像苏金根撒在上海女知青颈背后的那把柯树屑一样让她有一种透骨的难受。如果不是那个外地来的男孩给她的童年那点亮色，她真是生活在无边无际的黑暗里。但是，这个男孩已经杳无音信了。自从母亲把她送到体校来的那一年以后，她就再也没有见过他了。在后来的岁月里，她常常会想起那个浓眉大眼的男孩，不知道他现在在哪里。
我和苏如的分手源于后来苏如所作的一次选择。自从那次成功的贸易之后，苏如和她的科长的关系突然变得非常恶劣起来。那个心胸狭窄的男人逢人便说，这是一个极有野心的女人，给她机会，她会成为武则天。其后不久，科长从那次贸易过程里找到了一个差点让苏如栽进监狱的证据。据科长写给厅里纪检组的一份报告说：苏如的那批服装贸易的全部利润共有近一百万美元。其中后来苏如私自将其中的十五万美元截留在台湾商人手上，然后被两人私分。纪检后来查证的结果是，当时台湾人也有一批对欧洲某国的纺织品贸易。当时他同意把自己借来借去的条件之一就是把这批纺织品，连同苏如的那批服装一起进行谈判和结算。这件事虽然没有给苏如带来致命的后果，但让苏如对外贸生出了一种绝望情绪。她说当时台湾人就跟她说过，让她跟他做生意，如果同意就任命她做他的大陆代理。如果那样，那一百万美元她就能拿百分之二十，即二十万美元，而不是十五万人民币。苏如说，我当初完全可以这么做的，外贸里一些人吃里扒外已经成了公开的秘密了，我死心塌地为你们工作，你们却把我扔到火里去，这是一些什么人！外贸的问题多得像厕所里的苍蝇，总有一天会搬石头砸自己的。苏如又在田书记的安排下，到了外经贸厅下属的湖滨大酒店做副总经理。那是一个四星级的大酒店，因为独特的地理位置和豪华的设施使酒店在整个城市里显得卓尔不群。苏如到这里不久，酒店的群楼刚刚竣工，正在对外招商。台湾人对苏如说你也不要当那个破经理了，我们一起成立一个娱乐公司，把这四层楼一起租来搞个饮食娱乐一条龙服务，而且是市里最高档的。苏如说，让我想想。那天晚上，苏如把台湾人的话告诉我时，我说：“除了从事Se情业你就没有别的选择吧？”苏如愤怒地看着我。“那个台湾人肯定不是什么好东西。”我说，“他可能……”“够了。”苏如说：“这是我自己的事，我会做出选择的。如果你觉得有一个Se情业的女友是耻辱的话，那我们就分开吧。”“苏如，你就不能平和一点地生活？干嘛要折腾自己。”苏如一言不发地走了。几天后，她和那个台湾人一起来搬东西。出乎意料，那是一个气质儒雅的年轻人，戴着一副无框眼镜，整个感觉无法让人捕捉到一点商人的影子，他其实更像一个学者。我是在他们把东西快搬完的时候才回去的。我看见那个台湾人对正在搬着影碟的民工不停地说着小心点、小心点，一路跟着下楼往门口那辆奔驰车上放。像一个刚做父亲的男人追着从产房里抱出的婴儿。台湾人转身上楼时我站在门口堵着他。我说：“是谁允许你进来的？我一个电话就可以把你抓起来，信不信？”台湾人尴尬地望着我。苏如从屋里走出来看了一下我，对他说：“你到车里等我吧！”民工把最后一点东西搬下去后，苏如坐在床上默然无语。我靠在卧室的门框上一边吸着烟，一边看着坐在床上的那个仿佛一夜成熟的女人。我说：“难道钱真的对你那么重要？”“我不只是为了钱。”她说，“对不起，我也不是你所期望的那种女人。”“我们在一起完全可以生活得很好的。”我说，“为什么这么快就结束呢？”“谢谢你这几个月来对我的照顾。你让我快乐过。”她站起来扑到我的怀里紧紧地抱着我，然后在我的脸上吻了一下快步离了屋子。楼下的车子无声无息地走了。这样，我和苏如之间便结束了。而对于苏如来说，她自己风生水起的生活才真正开始了，我想，她不应该为她后来的一切后悔。哪怕她真的被法院宣判有罪。
接到苏如的电话是在二审结束后十天左右。当时检察院已就这个案子向省高院提出抗诉，省高院在接到抗诉后并没有做出任何反应。但是检察院方面却在接受报纸采访时声称：虽然直接凶手已经死了，但我们一定会把幕后指使的人挖出来。“你有空吗？我想见一下你。”苏如说。这句话与她第一次找我时说的一模一样，可是时间却过了数年，我突然有一种恍若隔世的感觉。“还在从前的茶楼吗？”我说。“不。”她说，“我现在不想到一些公众场合去了，这你知道。如果你有空就到我住的地方来吧。”“可我不知道你住在什么地方。”我说。“我让车来接你吧。”她说。我原想她的家应该是那种豪华别墅或者庄园式的地方。却没有想到是江南大学教授楼一栋四层的房子，顶楼周围有些栅栏。苏如穿着一套天蓝色运动衣在客厅里等我。我是第一次看到她穿着运动衣的样子。在我的记忆中她的着装相当简约而时尚，虽然很少有华丽的盛装，但每一种装束都非常优雅，连饰物都精妙。这种样子让我感到了她心态的变化。“你还住原来那儿吗？”她问。“没有。”我说，“住到台里去了。去年调了一套房给我。”“哦。”她歪了一下身子，用手支着沙发的扶手向我倾斜了一点，另一只手把玩着一只类似布娃娃一类的造型怪异的卡通物。“几年里我们只见过几面，同在一个城市里。”她自言自语道。“我常常地见你，在我们的节目里。”我说。她笑了一下。“你相信我是幕后指使的人吗？”她突然问。“法律不是为你开脱了吗？”“可是他们还咬着我，”她目光黯然，“他们是不是另有企图？”“大多数市民也是这么认为的，”我说，“我采访过一些市民对这个案子的看法，他们都认为如此。”“的确，我有太多的杀他的理由。可是，我没有。”苏如说。“相信法律吧！”我说。苏如沉默了一下说：“我想离开一段时间。”“这种时候你不宜离开。”我说。“不。”她说。“你要到哪里去？”我问。她说：“我想到法国去。他们发出了邀请。”“是和你有过合作的转基因植物生产企业吗？”“是的。”她轻轻地揉着、翻来覆去地看着手上的那个怪异的卡通玩具，仿佛那就是她。“可是，”我说，“你现在不宜出去。据高院透露，这个案子可能不久会发还到中院重审。你一走，检察院就可能认定你有其它企图，他们可能就采取一些极端措施。”“法院既然已经认定了无罪，我就是一个自由的公民。”“你是想重新振作一次吗？”“我不知道。虽然我心态苍凉。”她说。然后她沉默着，过了一会儿她又问我：“你相信是我指使他去杀人的吗？如果没有这个判决，你会相信吗？”“我当然知道你不会这么做！”“但检察院为什么还要指控我？还要抗诉。”“前两天，你的代理律师在我们的节目里谈另一个案子时，我顺便问了一下你的事，况律师说，主要原因是在案发前你和疑犯突然过往密切，案发的当晚疑犯打出的惟一一个电话号码是你的。而你在法庭上说的电话内容没有人能证明那是事实。”“既然这样，那为什么不判我有罪呢？让他们判我有罪好啦！”“法律上有一条原则：谁主诉谁就要负责举证，而检察院也没有你指使疑犯的确切证据，所以法院就判你无罪。”“这些，况律师都跟我说过了。”她显出一种欲言又止的神情，但最终还是沉默着。“其实，你是可以找到当晚通话内容的证据的，对吧！当时另一个人就在你身边。”苏如吃惊地望着我，说：“你怎么知道？”“因为我太熟悉你了，我们在一起生活过。”苏如坐在那儿，她的目光越过几乎是一个整体墙面的玻璃窗，望着校墙外的远处的郊外。“为什么你不让他出庭作证？我很费解。”“我不愿意。”“你是在拿自己的生命作赌注。”我突然觉得女人有时是不可思议的，她们常常会把一些东西看得比生命更重要。“从你那儿走后，我就开始了另一种生活。”苏如茫然地望着窗外，不仅是茫然还有一点痴迷。然后她就漫无边际地说着自己以及她身边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