霹雳娇娃-之巾帼八杰- 第19部分

　　有好事之爱国者还送给她们一个好听的名字曰：“霹雳美娇娃”，所以日本鬼子一谈女人就色变。

　　汪伪特务看到年轻女人不禁毛骨耸然，不管真假都不是好差事，这使他们挨了不少上司的耳光。

　　正在王春立处于这样难耐的煎熬之中，陈颖弘迈着轻盈的脚步来了，他的一颗心才终于落了地，脸上终于出现了难得的笑容。
第三十八章．卖国求荣的叛徒
一．

　　陈颖弘来到王春立面前笑道：“不好意思，老师我又来晚了，让您担心了吧！”

　　王春立立刻接道：“没关系，这年月有几个人又能遵守时间呢。”

　　陈颖弘接道：“是啊，犹其我们这样年轻的女孩儿，出门更不安全，被那些人问来问去，手脚还不老实。”

　　王春立压低声音说：“舅舅对你们都很满意，最近他老人家有一件急事需要你们帮忙，希望你们能够尽力。”

　　陈颖弘高兴地说：“我们一定尽力，都是一家人，姐妹们都愿意为舅舅做事。”

　　王春立当即递给陈颖弘一小页纸，低声说：“看过后你要仔细一一记住，然后立即把它当面烧掉。”

　　陈颖弘半晌无语，默默地记住纸上的话，然后从王春立的手上拿过火柴把纸点燃，俩人看着它在烟灰缸里渐渐地熄灭。

　　王春立用勺子把又使尽搅了搅，对陈颖弘说：“你结帐，我静候你们的好消息，尽快务除此人，否则遗害无穷。”

　　说完还是先陈颖弘一步离开这里，望着老师的背影，她的眼圈有点红了。

　　长江东去，江雾迷茫。

　　从九月上旬以后的一个多月时间内，姓黄的舵手接连带了好几批乘客上船。

　　这些不去搭乘舒适的客轮却跑来挤在既阴暗又闷气的货舱中的乘客，从穿着来看倒是生意人的模样，但大都是文质彬彬，眉宇间总有一种难以掩饰的知识分子特有的气质。

　　不过这些乘客随身大都带着大包小包的货物，却也象是跑生意的样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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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而，这些“生意人”就象约好了似的，无一例外都是从武汉前往上海，似乎那里有什么生意特别值得去做。

　　沿江的各大码头上，全副武装的汪伪警察，日本宪兵以及身着便衣的密探在严密地盘查过往船只。

　　鹰犬们的目光紧盯着每一张脸，竭力想在乘客中发现被通缉的共产党要人。

　　因为这些共产党人差不多每个人的头上都悬有一笔令人垂涎的巨额奖金，警察，宪兵和密探们谁也不想放过这升官发财的绝好机会。

　　敌人们万万没有料到，他们竭力想要搜捕的抗日共产党南方局的一些重要军政领导人，正是藏身于这艘货船之中从他们眼皮下安然通过。

　　并且这艘货船上还藏有中共中央南方局的文件，活动经费以及枪支弹药，这些东西就装在这些“生意人”随身携带的“货物”里面。

　　二．

　　警车不时在上海街头呼啸飞驰而过，凄厉的警笛声令人不寒而栗。

　　各个旅馆客店都受到仔细的搜查，车站码头上更是岗哨林立。

　　特务的眼睛在四下搜索，不放过任何一个角落。

　　日本人和汪伪76号特务与租界巡捕房都张开了一张张有形和无形的网，企图将抗日分子一网打尽。

　　在民族危亡的时刻，总会站出一些英雄人物，他们不惧强暴，抵御外敌。同时，也总有一些没有骨气的败类，丧失民族气节，背叛祖国，卖国求荣，充当敌国侵略工具的人，成为卖国求荣的汉奸。

　　在中华民族处于生死存亡的最危险时刻，这些屈膝变节的无耻之徒，让我们切齿痛恨。

　　爱国的热血儿女，个个痛恨汉奸无耻，愤慨日军暴行。

　　她们是一支超小型的精锐“特种突击队”。

　　成员都经过严格挑选，藏龙卧虎，精英荟萃，个个身怀绝技，胆识超群。

　　她们的任务非常明确，就是保卫中央领导南方局同志的安全，了解和掌握敌人的动向，向上级通报敌情，以及惩办那个危险叛徒。

　　共产党的秘密组织最大的威胁莫过于党内的叛徒。

　　他们遇危叛变投敌，出卖组织，不惜用昔日共同战斗生死与共的革命同志头颅作为自己在日本人那里的进身之阶。

　　上海的租界内，人口众多而复杂，鱼龙杂混，又不实行保甲制度，不查户口，住房也很容易找。

　　租界的街道里弄四通八达，出现紧急情况容易转移。

　　这些就为设立党的秘密机关，进行地下活动提供了便利。

　　租界“国中之国”的特殊性，使它同日本占领当局之间似乎成了“国与国”的关系。

　　日本占领当局只能通过法律程序进行“引渡”，不能随便提走。

　　这就在一定程度上提高了活动在这里的抗日人士的“安全系数”，也为抗日地下组织营救被捕同志提供了种种合法或非法的手段。

　　既然是“老板”，就应该有一位“老板娘”。

　　否则，一个正当盛年的老板长期鳏居，会引起旁人的怀疑。

　　何况，作为中央南方局临时联络机关，自然少不了机密文件，以及各种办公用品，包括洗抄机密文件的密写药水等等。

　　这些东西都需要专人保管和整理。

　　王春立要管理机关，他还要兼任组织的会计工作，一个人忙不过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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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于是，中央南方局就给王“老板”择了一门“亲事”。

　　为他配了一位“老板娘”。

　　这位“老板娘”就是陈慧娟，她是从千里之外的延安“远嫁”而来的。
第三十九章．出污泥而不染
一．

　　祖国是生养我们的大地，更是我们生命的根须。

　　任何民族、任何个人，失去了根须，失去了扎根的土地，只能像随风飘泊的蒲公英，永远无法主导自身的命运。

　　为什么人们喜欢把祖国比喻为母亲？

　　因为祖国不但是你生命的来源，更是你力量的来源。

　　如果没有这个国家，这片土地，我们失去的就是自己的根，没有了根的依托，我们最终将一无所有。

　　多少先进的中国人抛头颅洒热血，把个人命运与祖国命运紧紧联系在一起。

　　他们用毕生奋斗告诉我们一个真理：祖国的衰亡就是民族的衰亡，祖国的强盛才是民族的强盛。

　　认识到这一点的人，怎能不以爱国为最大的光荣！

　　是的，爱国主义永远是插在一个民族灵魂深处不倒的旗帜，尤其是在民族存亡的关键时刻，这面大旗所生发出的强大凝聚力是有目共睹的。

　　可同样是在这样的时刻，还是有一些人背离他的根本，走上危害祖国的道路！

　　到处是断壁残垣，火光冲天，到处是残肢断臂，血肉横飞，到处是被日本飞机炸弹杀害的中国人的尸骨，到处是痛哭哀号的妇女和老人，到处是孤苦无依的难童，其状残不忍睹，没齿难忘。

　　发起全民抗战，前赴后继，英勇战斗，付出巨大的民族牺牲，为夺取最后胜利做出重大贡献，以鲜血和生命的代价，是当时南方局统一战线工作的根本任务。

　　南方局管辖东南，西　南各省，并兼管江西和上海。

　　在抗战时期是高举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旗帜，遵循“坚持抗战，反对投降。

　　坚持团结，反对分裂，坚持进步，反对倒退”三大政治口号，贯彻“发展进步势力，争取中间势力，孤立顽固势力”的方针，坚持国共合作，巩固扩大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争取抗日战争未来的最后胜利。

　　1941年初，国民党顽固派蓄谋制造的围歼新四军9000余人的皖南事变发生，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随即发布取消新四军番号，“审判”军长叶挺的“一．一七命令”，掀起了第二次###高潮。

　　皖南事变发生后，南方局在上海租界里召开了特别会议，全面分析了当时形势，认为存在着两种可能：一是国共合作完全破裂，二是国民党尚不敢全面###，在经过斗争辩论之后，认为国共两党可能继续维持合作抗日关系。

　　并做出了从最坏的可能准备，争取最好结果的全面部署。

　　经中共中央同意，决定一批干部坚持留在敌后工作，其余干部返回延安。

　　这一重大决策，保存了共产党在沦陷区工作的指挥中心和国共联系的主要渠道。

　　“出污泥而不染，同流而不合污”，这是以南方局及其领导下的革命志士在恶劣艰险的政治环境中与国民党反动派作斗争的一个战斗原则和显著特点。

　　这次会议所确定的方针政策及其具体的组织措施，对于　王春立来说，是至关重要的。

　　一方面，由于会议确定把敌后　工作作为党的工作重点之一，而在这条战线上，　王春立又堪称行家里手，他无疑成了中央指定的重要领导人选。

　　另一方面，由于南方局的建立，王春立此后的工作一直在南方局领导同志的直接或间接的领导之下进行，这就为他把握自己，并始终如一地贯彻党的正确方针政策创造了有利的条件。

　　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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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的个人生活也发生了重大变化，一批批热血青年，一群群爱国的知识分子，为了探求抗日救国的真谛，纷纷汇聚到他们的周围。

　　此时上海“孤岛”的形势错综复杂。

　　这里既是敌我友三　方互相角逐的主要场所，又是摄取各种战略情报的重要窗口。

　　作为地下党在港沪地区情报工作的领导者，王春立深感责任重大，同时又清楚地意识到任务艰巨。

　　与过去三十年代的情报工作不可同日而语，现在的情报工作的主要对象是日本侵略者和汪伪汉奸，昔日的国民党中统和军统特务以及上海的各派系地方势力，已经由对手变成了友邻。

　　因此，既要与日伪作殊死的斗争，又要善于利用矛盾，伪装自己，周旋于魔鬼之间。

　　既要与友邻合作和协调，在情报战线上贯彻国共两党合作的统一战线政策，又要处理好双方之间的矛盾冲突，以维护党的根本利益。

　　况且，情报战线绝对不同于真枪实弹的战场那么阵线分明，这里战线模糊，队伍混杂，往往你中有我，我中有你，有时候，一个人甚至有二重乃至多重的身份。

　　因此，在这条战线上不仅需要那种勇往直前的拼搏精神。

　　更需要的是原则性和灵活性的高度统一，斗争的艺术性和斗争的灵活性甚至比斗争的原则性显得更为重要。　

　　为了避免敌人继续追踪，他暂时不恢复情报工作，由组织上安排在豫春饮食餐馆，当个学徒店员。

　　王春立继续从事秘密电台工作，通过敌后电台又把大量情报传送给党中央。

　　特殊的职业、特殊的工作环境，王春立深知敌人有“灯下黑”的弱点，“最危险的地方，也是最安全的地方”，所以来个身入虎｜穴安居，在租界设立了党的秘密机关。

　　有了陈颖弘她们军统突击队的帮助，重返上海情报战线的王春立很快编织成一个颇有特色，卓有成效的情报网络，即以陈颖弘，陈青云，许述同等为骨干，设立了几处活动据点，并在贝勒路及拉斐尔德路两处建立了秘密电台。

　　电台的工作人员，包括报务员，机务员，译电员以　及递送电稿的通讯员，均是从延安特地派来，并且十分可靠。

　　如贝勒路秘密电台的译电员刘月芳，是山西人，曾在延安中央党校学习，她工作踏实，生活艰苦，在上海无亲无故，又不会讲上海话。

　　她的工作的机要性和她本身的性格特点，使她同外界很少有接触，因而增加了电台的安全系数，

　　王春立不仅利用电台，而且还利用邮政联系，派专人递　送等方法，始终保持同延安，重庆，香港的联系。王同军统的联系，除通过陈慧娟传递信息外，在她到上海后，还利用她父亲所开设的香港永亨银行上海分行经理的身份，负责王部的财务。

　　另外，王的情报人员中也包括从原来情报系统调来的同志。　

　　正是依靠了上述的情报网络，王春立以自己的大智大勇，采取极为巧妙的斗争手段，周旋于日本特务和汪伪汉奸之间，展开了一场特殊的斗争，利用敌人营垒中的“两面分子”，晓以民族大义，为我所用，这是王春立情报工作中运用自如的斗争艺术。

　　“奔波为国险如夷”，他创造了抗日情报斗争史上的奇迹。
第四十章．当亡国奴的辛酸
一．

　　这天晚上，躲藏了几个月的童辉终于在李公馆门口出现了。

　　在夜幕掩护下，童辉由李士群的得力干将许云禄及其几名兄弟武装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