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不认识他。你认错人了吧？”她双目炯炯地看着他。
他感到脖子后面嗖嗖冒凉气，忙改口道：“对不起，对不起，我认错了。”
她告辞了，看都未看他一眼。
“怪不怪？”他问。
“怪，”我说，“你也得管住自己的嘴巴，布拉格藏龙卧虎，你说不定就遇上了一只吊晴白额母大虫。到处乱讲，小心要了你的命！”我故意吓唬他。
“我哪儿敢乱讲呀？也就是跟你说说。”
海关到了，我把车开进停车场。刚下车，便看见卢曦正从我旁边不远的车位上往出倒车。她看到我，便笑着停下车，落下玻璃，说：“嗨！”
我走过去，问：“干什么来了？”
她说：“海关找麻烦，摆平了。你呢？”
“一样。”我说。
“用不用我帮忙？我有关系。”她关切地问。
“不用了，我先试试看。”我说。
她点点头，“那我走了，不行就给我打电话。”
她开车走了，还是那辆红色BMW。
朋友一脸惊慌地下了车，问我：“她是谁？”
“一个朋友。”我淡淡地说。
“熟吗？”
“熟极了。”
“她叫什么名字？”
“卢曦。”
“就是她！”朋友大声说。
晚上，卢曦来看我海关的事情办好了没有。听说办好了，她挺高兴，说：
“你也不请我喝一杯？”
我说：“你要喝什么酒？我这里可只有芬兰伏特加——要不我们出去喝？”
她说不用出去，就在家里喝，芬兰伏特加蛮好的。“不在于喝什么酒，而在于跟什么人喝。跟你田大哥喝，哪怕是水，也能喝出稽康和阮籍的豪气来。”她说。
“别晕我。”我拿出两个杯子和一瓶芬兰伏特加，又从冰箱里找出一袋榨菜，两个人便喝了起来。
三杯酒下肚，谈话便开始向纵深发展。我问她当初为什么没有回国，她说我反复考虑，还是不能回去——老公是歌舞团的第一把大提琴，报幕员已经怀上了他的孩子，我回去怎么办？烦都烦死了！我又问她在匈牙利的情况，她只说受了许多苦，“往事不堪回首，原始积累阶段的残酷无情对谁都是一样的。”她说。
我们都沉默了。
我笑笑，说：“我想起两个人来。”
“哪两个人？”她问。
“一个是黑格尔。黑格尔曾经说过这样一段名言：‘人们以为，当他们说人本性是善的这句话时，他们就说出了一种很伟大的思想；但他们忘记了，当人们说人本性是恶的这句话时，是说出了一种更伟大的多的思想。’从国内到国外，这些年我见过多少说不清道不明的事儿呀！谁还敢说人性是善的？除了特蕾莎修女──她不是人，是神。”
“我赞同你的话，这些年来，我亲历了多少丑恶和恐怖呀，来，为黑格尔干杯！”她举杯和我轻轻一碰，然后又笑着问：“另一个人是谁？”
“另一个是恩格斯。他在《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这本书里，对黑格尔的这段名言进行了极为精彩的解释。恩格斯说：‘恶是历史发展的伟大动力和杠杆，它表现为对某一神圣事物的亵渎，表现为对习惯所崇奉的秩序的叛逆，表现为人与人之间的冲突，表现为恶劣的情欲力量。’我还不能完全理解他的本意，只是觉得这段话说得棒！”
为了黑格尔和恩格斯，我们把一瓶芬兰伏特加喝的干干净净。
“我要走了。”她眼睛迷离地看着我，却不起身。
“喝这么多酒怎么能开车？这里TAXI也不好叫，你就住这儿吧。”我说。
“哼，我就要看你留不留我。”她笑了，“那我先去洗个澡。”
我把我的干净浴衣取出来交给她，“对付用吧，没女式的。”她接过浴衣，去卫生间了。
我打开电视机，N正在播国际新闻：耶路撒冷又发生针对犹太人的爆炸事件；印度教徒和锡克教徒发生流血冲突；斯里兰卡泰米尔猛虎组织绑架西方旅游者作为人质；米洛舍维奇在科索沃地区实施种族灭绝计划，大规模屠杀阿尔巴尼亚族平民……没有一条好消息。
卫生间的门开了，卢曦笑盈盈地站在那儿，乌黑的长发散披在肩上，容光焕发，芬芳扑鼻。她穿着我的浴衣，并不太长，因为她个子很高。但过分肥大，像袍子一样。
她问我：“合适吗？”还就地转了一圈。
我笑了，说真好看。
她说：“真的？”
我点点头。
她又问：“我在哪间睡？”
我用手指给她，说被褥都是干净的。
她想了想，又问：“你不来吗？”
她长久地注视着我，目光十分复杂，然后快步走到我身边坐下，用双手搂着我的脖子，问：
“你必须告诉我为什么？”
我的浴衣对于她来说本来就肥大，此时袖子已褪到了肩膀，两条丰腴的胳膊环绕着我的脖颈，更要命的是浴衣的腰带已经松落，她美丽的乳房和白嫩的腹部尽在我眼前。
她感觉到了我的身体反应，笑了，用手摸着说：“我还以为你有毛病呢，现在你更得告诉我到底为什么了。”她一边说，一边跨坐在我的腿上，浴衣早已滑落，就那样赤裸裸的，我可以闻到浓郁的肉香。我艰难地把头扭向一边，因为她那丰满的乳房已经贴在了我的脸上。
她在我耳边急促地呢喃：“来吧，我不漂亮吗？我的下面都湿了。”
我努力克制着自己的本能，说：“你漂亮，你是布拉格最漂亮的女人，我只是想和你能保持一种纯洁的友谊。
她仔细地审视着我的眼睛。
我问：“你不相信我的话？”
她松开了我，说：“其实我也希望在这世界上能有一个纯洁的朋友和一段纯洁的友谊，只是我以为这样对你不公平。那我睡觉去了？”
我点点头。
她拣起睡衣，却并不穿上，只是在手里拿着，就那样裸体走到她的门口。
在门口她又回过头来扑哧笑了：谁会相信今天晚上我们没在一个床上睡觉？连我自己都难以置信。Goodevening！”
她轻盈地去了。
早晨我醒来时，她已不在。
两年匆匆过去了，我们经常在电话里交谈，也见过几次面。我知道她生意做得非常好，手里握着大把的客户，着实赚了些钱。我劝她找个人嫁了，或者正式的同居，安安定定地过日子。她说嫁谁？和谁同居？是你吗？是你我就愿意，可你又不要我，还讲什么？天涯漂泊我无家，早想开了。
我苦笑。
有一天晚上，她又打来电话。这次不是漫无边际地瞎侃，她上来就问我对捷克市场的看法。我们俩都一致认为这里既不可能做大，也不可能做长。然后她说：“既然这样，我们为什么不挪个地儿呢？”
“能去哪儿呢？”我反问。
“我倒有个好地儿，到时候你跟我一块儿去，好吗？”
“哪个国家？”我问。
“暂时保密。不是不相信你，是你身边儿人太多。”她娇嗔地说。
“好吧，走的时候记着来找我就行。”我其实也是开玩笑。
她没来找我。
倒是陶川出狱了，在满世界找她。
她不见了，如同水滴蒸发。
正文 第三十二章 黎海民驾到 字数：6629
12月21日一大早，我开着车一路打滑象蜗牛一样在雪地里慢慢爬到了布拉格机场，——我的朋友黎海民今天要从雅典飞来。
我几乎一夜未睡。
他昨天从希腊打来电话，告诉了我他乘的航班号码和到达时间——早上7点25分。我的车子化油器好像不大好，天一冷就不好好着车。按这两天的温度，我要是早晨醒来再去着车，肯定走不了。怕误事儿，我就隔两三个钟头去着一下车，隔两三个钟头去着一下车，哪里还能睡觉？
黎海民是我少年时代的朋友，我们共同度过了“文革”的悲惨岁月。他年龄已经不小了，大约长我八九岁的样子——文革前一年就考上大学了嘛。他家本来在北京，他的父亲是1938年入党的干部，大学文化，在当时的干部队伍里可算是凤毛麟角，因此被一位中央领导人看中，调去做了秘书。不幸得很，那位领导人在50年代党内残酷斗争中倒了台，从国务院副总理的位子上一个跟头栽到底儿，文革一开始又锒铛入狱。在当时的政治环境下，株连九族是再正常不过的事儿，更何况秘书这样的幕僚了。黎海民的父亲被连降六级，发配到我们这个边疆大省做了一名小干部。按说日子也安稳，此地民风淳厚，不会冷眼看人。谁知没几年就爆发了文化大革命，好人都要脱层皮，更不用说他这种底儿潮的人了。
凄惨和苦难人人都知道，打住。
黎海民于“文革”中间大学毕业，被分配到一个百八十人的农机厂做翻砂工。工人们更是质朴，谁也不歧视这位“可以教育好的子女”。大家跟他亲亲热热，一家人似的。两年过去，他竟把厂里最漂亮的女工娶回了家。要说他太太也真是好人，在那种暗淡的岁月里谁还能指望他有出头的一天？厂革委会主任和工会主席都找他太太谈过话，指出她的阶级立场没有站稳，告诫她如果一意孤行，她一生的前途就毁了。不仅永远不可能入党，而且一遇政治运动就要首当其冲地受到审查。
她不回头。
她说前途毁了就毁了吧，不能入党就不入吧。我要是不嫁黎海民，谁还会嫁他呢？他父亲是他父亲，他是他。他不是坏人。他都笨成那样了，能是坏人吗？她爱上黎海民似乎完全出于一种善良的本性，一种怜悯——他什么也不会干，什么也不想干，除了一个人悄悄哭，就是发呆。她不忍看人痛苦，便去安慰他，讲故事给他听，约他去看革命样板戏。和他一起跑腔跑调地唱“要学那泰山顶上一青松……啊……”，跟他一块儿去食堂吃饭——那时吃饭要粮票的，还分粗粮细粮。每个人一个月有三斤细粮，也就是白面，其余都是粗粮，玉米面、红薯面、高粱面什么的。她把细粮都给黎海民吃，自己顿顿吃粗粮。
有一个星期天，她来黎海民的宿舍帮他拆洗被子，见他又在一个人流泪，赶紧过来问他又怎么啦？没想到黎海民抓住她的手不放，说你要是真可怜我就嫁给我！她愣了半天，轻轻叹口气，说好吧。
黎海民的感觉是幸福到顶儿啦，再也不可能有新的幸福了。他清楚得很，他爸爸的问题不同于我们这些人父亲的问题，他爸爸是受老首长的牵连，而老首长的案子是伟大领袖毛主席御批的铁案！
除非乾坤倒转，
除非红日西升，
除非改朝换代，
他这辈子根本不可能有出头之日。
能娶这样一位又漂亮又善良的女工人阶级做老婆，还不算幸福到顶儿了吗？
新婚之夜，黎海民泪流满面的搂着她说：“这辈子我是没指望了，如果真有下辈子，我做牛做马也要报答你！”
太太斥责他：“又哭，又哭，那么大个男人，泪水比尿还多。”
他们有了一个儿子，过着平淡甚至有些拮据的生活，但黎海民已经非常非常满意了。
可谁想到真的就天翻地覆了！
1976年10月6日，平地一声惊雷！
紧接着，好消息接踵而来，先是批判了两个凡是，接着又是全国范围的真理标准大讨论。
黎海民的心里有了一丝希望。
1978年，中共召开了十一届三中全会。大批历次政治运动造成的冤假错案纷纷得到平反昭雪，黎海民父亲的老首长再度复出。黎海民欢欣鼓舞，他知道云消雾散的日子不远了——用不着老首长说话，老首长的复出就说明父亲的问题全部是莫须有。他兴高采烈地对太太说：“等着瞧吧，老爷子的问题很快就会得到解决。”
太太倒不觉得有什么，解决不解决吧，日子不还是照样过吗？当然，老爷子的冤案应该得到平反，也让革委会主任和工会主席看看我阶级立场到底站得稳不稳？
没过多长时间，一份平反决定和一份任职决定几乎同时宣布：黎海民的父亲彻底平反，就任省委秘书长。
黎海民告别了翻砂车间，来到省广播电台当了记者。
那时我们这帮纨绔子弟整天无所事事却又兴奋得紧，常常聚会，当时还不懂走私贩私倒卖批文拉大旗做虎皮骗钱花，只是痛饮啤酒后趁着三分醉意指点江山，臧否人物，人人都是一付舍我其谁当仁不让的劲头儿，狂妄得很——也难怪，憋了十几年了，不疯一阵子也收不了心性。
在聚会中屡出惊人之语的当属黎海民，因为他是记者，加上又有通天的关系，经常有内部消息透露给我们。当时中央正在召开理论务虚会，新观点不断提出，他便不断给我们传达：
“东方红不能唱了，这支歌是违背马克思主义基本观点的。要唱东方红，就不要唱国际歌。要唱国际歌，就不要唱东方红。东方红说毛泽东是人民的大救星，而国际歌说从来就没有什么救世主。”
“大海航行靠舵手也不能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