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来，像一块冰冷的岩浆。
我询问过叶兰，我说你们这位冷美人儿经历一定挺丰富的。她摇摇头，说没人知道她的来历，她也不是青田人，好像是温州人，或者是闻城人，要不就是郦水人。然后她忽闪着大眼睛，一脸坏笑地问：
“想傍她？”
在国内呆了半年，回到布拉格的当天夜里便去了卡西诺。不是那么想赌，是想见见同胞们，了解一下布拉格的近况。
赌场照样人很多，照样是中国人在撑着台面儿。但是小分队却不见了，一连几天都没有踪影。代替她们的是一些新来的青田小姐，依然用一口谁都听不懂的方言在叽叽喳喳地吵闹说笑。我问她们小分队去哪儿了？她们茫然地摇头。我说出了名字，她们仍摇头，说从来没听说过这些人。
我大惑。
终于有一天碰到了那位手气背到死的北京赌客，我急忙问他是否知道小分队的下落？他说他知道一些，但也不是很清楚。吴春英听说去了荷兰，做了专业蛇头。罗丽华吸毒上了瘾，穷途潦倒在布加迪斯拉发。叶兰又傍上了一个老板，好像去了匈牙利。
“沈香妹呢？最漂亮的那个？”我问。
“最倒霉的就是她了——被引渡回国了，有人说是杀人案，也有人说是诈骗案，具体不清楚。”
我想起她对我说过的话来——
“你不知道我的地方还多着呢，知道了吓死你！你信不信？”
“小心点，我是一枝红罂粟，别光看见美丽，毒死你！”
发牌小姐也换了新人，依然丰满、高大、漂亮，她用英语问我半年前那位发牌小姐问过的问题，我粗暴地说：
“Shutup！”
正文 第二十九章 邂逅 字数：2557
认真说起来，她才是我在布拉格认识的第一位中国女人。只不过我们仅相识两天也仅见了两次面之后就分别了。三年之后再度相逢，她已经不愿再提起我们最初的相识了。
1993年6月14日，我的日记里记载着这件事。那是我刚到布拉格的第三天，我没有语言，也看不懂地图，每天出来只是买一张电车票，登上不管哪一路有轨电车，随它载我到什么地方。在任何一站都不下车，沿途看景儿。
我的家门口就有电车站，许多路电车都从这里经过。
这天早晨，我看着站牌上写着的车次——9路车我已经从起点到终点六次了，这路电车几乎穿越了整个布拉格：3路车我也往返四次了，这路车经过许多巍峨的教堂和古城堡。只有这11路电车我还没乘过，于是便上了11路电车。
走了大约四站，我忽然看见电车站旁有三个中国人在练摊儿，两男一女。两个男的瘦瘦小小，那女的却亮丽打眼，漂亮不说，个子高高的，腿也长。我正想下车，车已经开了，索性坐到终点又折了回来。
我先走到两位小个子男士的摊位前，问：“是中国人吗？”
两个小个子眼睛直勾勾地看着我，嘴里也不知叽叽呱呱在讲啥。旁边那女子笑了，说：“他们是越南人。”
我也笑了，说：“我说怎么听不懂呢。”便来到这位漂亮小姐的摊位前。
“先生想买点什么？”
“什么都不买，就看看。我刚来，看什么都新鲜。”我说。
“我也刚来。大哥是北方人吧？”
“对，你是南方人。”
“我是江苏人，大哥看得准。我跟你走吧大哥，帮你洗衣做饭，干什么都行呀，好吗？”她急切地说。
我吃了一惊。
她见我有些疑惑，又说：“大哥，我不是坏女人，你看我像坏女人吗？出国前我是地区歌舞团跳独舞的。”
她那婀娜的身段和颀长的双腿以及举手投足间的气质证实了这一点。
“那你怎么跑这儿来了？”我问。
“嗨，和老公吵架了，吵得挺厉害，我就跑出来，正好碰上个办人的，就这么来了。”
她所说的‘办人的’，和蛇头有很大的区别。蛇头全部是偷渡，而办人却是合法签证。所谓办人，其实就是卖邀请书。那几年，中国人想出去的海了去了，想打工的、想移民的、想探亲的……五花八门，可有一条——没邀请书你办不下来护照，也签不了证。当时专门有一些早一步出去的回国做这类生意，而且明码标价：浙江、福建籍，每张邀请书五千美金；上海、东北籍，四千美金；北京和北方各省的，两千美金。后来干这行的人多了起来，价格也开始往下掉，最低曾掉到四百美金。现在一切都正规化了，“办人的”成了堂而皇之的中介机构。
“那你现在？”我问。
“提不得了。”她悲哀地说：“和十个男人住在一个房子里。那十个男的全是偷渡客，白天黑夜都不能出去，我每天还得给他们做一早一晚两顿饭。这是给老板练摊儿，挣的钱都得交给老板。包吃包住，没工钱。我跟你走吧大哥，我信得过北方人。”
“跟我走也不是办法呀。”我说。
“那你说我该怎么办呢？”她问。
“回国，去跟老公好好过日子。”我说。
“我是想回国，一出来就后悔了。想回去，回去过好过不好是另一回事——他在外边有女人了，吵嘴打架都是因为这个。可我出来的钱都是借的，如今也快花光了，连机票也买不起呢。所以我想跟大哥走，做饭洗衣服，干啥都行。干上几个月大哥给我张机票钱，我好回家。”她说。
“你还差多少钱？”我问。
“三百美金。”她说。
“明天这个时候我还来，你等着吧。”
电车来了，我跳上车。
第二天早上，我从箱子里取出一千美金。数出三百，装到左边衣袋里，其余的装进右边衣袋里——我准备去换些克郎用。本来想先去换钱，走到电车站，正好11路来了，就上了车。
远远地就看见她在那儿孤独的站着。
我突然出现在她的面前，她眼睛一亮，笑了，笑得真好看。“大哥，你来了。”她殷切地看着我，用那双水汪汪的大眼睛。
我点点头，随手把美金掏出来递给她，“去买机票吧。”
话刚出口，我便意识到掏错了口袋。都怪那双美丽的眼睛，我掏出的是准备兑换克郎的七百美金。
可我能说什么呢？
她迟疑了一下，还是伸手接了过去。“大哥，你真是个好人。我只要三百就够了，这四百我不要。”她说。
可你不要就不要吧，为什么先要说我是个好人呢？这样我就不好意思接这四百美金了。要知道，我也不富裕呀！
我说：“不管怎么也是出了趟国，多少总得买点礼物回去呀。”刚说完我就在心里骂自己——真是个笨蛋，说得这么有道理她能不办吗？
果然，她说话了：“太谢谢你了大哥，你可真是好人哪！”
再没提钱的事儿。
我苦笑，说：“好啥好，没见我坏的时候呢。”
“不，大哥，你是好人。”她执意说，我也懒得跟她争。“给我留个地址姓名吧，我回去就把钱寄来。”她说。
“留什么地址呀？都漂泊不定的。不用还了，回国好好过日子比什么都强。”我淡淡的说。
“那哪儿行呀？我叫卢曦，您呢大哥？”
“我叫田力。我走了，我还有事儿。”正好有电车到了，我也不管是哪路，赶紧跳了上去。
车开了很远我才回头，见卢曦还站在那儿，痴痴地望着我。
过了两天又路过那里，她真的不在了。我想，她一定已经回到了国内，说不定正在台上独舞呢。
正文 第三十章 重逢 字数：5679
两年后。
一个夏天的晚上，我应邀去参加一个捷克朋友举行的Party。这位朋友叫瓦尼亚，曾经在中国留过学，讲一口流利的汉语，因此占尽了天时地利人和之便，一边为中国人办事，一边狠赚中国人的钱。几年下来，从一个一文不名的穷光蛋，变成了一个远近闻名的小富翁。他深知赚钱要靠这些中国人，因此非常喜欢交有实力或者有品味的中国朋友。他经常举办这样的Party，但我是第一次来——实在不好意思再拒绝了。
人很多，但主要是捷克人。中国人不多，只是几家大公司的老板和一些自封为作家、画家、书法家的同胞。酒喝了不少，甜点也吃够了，大家正准备跳舞的时候，突然走进来一位身穿黑色低胸晚礼服的漂亮中国女子。瓦尼亚急忙迎上前去，轻轻吻了吻她的脸颊，然后问：“你为什么才来？”
那女子说：“实在对不起，我忘记了时间。”
瓦尼亚说：“没关系，你能来就是我的荣耀。来吧，我把你介绍给大家。”他拉着她的手转过身来，欣喜地向大家高声说：“女士们，先生们，请允许我向大家介绍我的好朋友，刚从布达佩斯来到布拉格发展的美丽的露西小姐！”
大家有礼貌地鼓掌。
露西小姐对大家含笑行屈膝礼。
音乐响起来了，瓦尼亚非常绅士地邀请露西共舞。她跳得非常好，优雅舒展，就像一只优游的天鹅。
我站在角落里，端着一杯葡萄酒，冷眼看着。
夜深了，Party也散了，我第一个出来，坐进车里，发动马达，打开车灯。
灯柱照射着穿晚礼服的卢曦，她含笑站在我的车前。
在一个冷清的酒吧里，我们相对而坐。我要了一杯啤酒，她则要了咖啡。她说：“我一进来就发现了你，你为什么不过来打招呼？”
“我为什么要过去和你打招呼？你去哪儿了？”我直截了当地问。
“我没回国，我去匈牙利了。就拿你给我的钱，从练摊儿开始……，上个月才来布拉格。我还和以前一样吗？”她问。
我摇摇头。
“不一样了？”
“我已经忘记了你过去的样子，要知道，我们仅仅见过两面呀。”我说。
“我可是牢牢记住你了。这两年我碰到的男人可多啦，都他妈是坏蛋！”她恨恨地说，又莞尔一笑，“不提那些了，郭小川说得好——‘肃杀的秋天毕竟过去了，繁华的夏日已经来临’。”
我笑了，说：“难为你还记得这首诗，‘时光像泉水一般涌哟，生活像海浪一般推进’。”
她端起咖啡和我碰杯：“为郭小川，为新生活，更为我们的重逢，干杯！”
她把名片放到我面前，“喏，我的地址、电话，还有新名字。”
我看看名片，是新近注册的一家公司，挺有名的。我说：“我该叫你什么呢？是卢曦还是露西？”
“你随便，反正也分不大清楚。再见吧，我要走了，给我来电话。对了，把你的电话给我呀？”
我没给她去电话，她也没来过电话。
我觉得她显然不愿提起我们最初的相识。
后来，我经常听生意场上的中国朋友提到她的名字，说她生意做的云生风起，有声有色。也有人说她是靠着肉体交易完成原始积累的，说得有鼻子有眼儿。
一个多月以后，我开车去布达佩斯的朋友那里办事。我想通过匈牙利中转，把货发到克罗地亚去。一大早出发，走走停停，中午才到布加迪斯拉发。在布加迪斯拉发吃过午饭，又在车里打了个盹儿，到布达佩斯天都快黑了。
朋友不在家，我就在车里等。等了大约有一个小时，他开着车风尘仆仆地回来了。
刚要开门，我按了两下喇叭。
他转过头来，我立即打开车灯，照得他浑身透亮，他却看不到我。
他知道必是朋友，便用手遮着眼睛走过来，“谁呀谁呀？有这么照人的吗？叫警察了啊！”他咋唬着走到我车前，“哟呵！有朋自远方来呀这是！赶紧走赶紧走，去中华楼搓去！”
我们俩挑了个角落坐下，点了几个凉盘热菜，要了几瓶啤酒便喝起来。一边儿喝一边儿聊，朋友说：“你猜我这么晚回来去哪儿啦？”
我当然不猜，他也不用我猜。
“我去监狱啦，看一个朋友，唉！”他长叹一声。
“怎么回事儿？”我问。
“我有一个好朋友，叫陶川。也是北京的，1991年我俩一块儿坐火车出来的。他国内有路子，来了就发集装箱。那时候赚钱太容易了，很随便就发了财。到1993年的时候，他已经是富甲一方了。老婆也来了，租一大HOUSE，十几间房子，都放着货，还雇了一个南方女子，发货记账都是她。夫妻俩开车跑外地，那女子在家就地批发，干得热火朝天。
“他们有一个好朋友，姓杨，广东人，二十多岁。这小杨也是个怪物，从小父母双亡，一个人在广州混大，什么场面没见过呀？可不知怎么就成了佛教徒。也弄不清信的是什么佛，反正家里是天天香火不断，那香火把家具熏得一道儿一道儿的，房东老因为这事儿跟他吵。吃饭前必打坐，虔诚着呢。
“他们几个互相经常走动，处得挺好。小杨有时候过来给大家做顿粤菜，我还吃过几回，味道确实不错。
“有天晚上，陶川和老婆又开车去了外地批发市场，家里只剩下那位南方女子。第二天晚上一回来，出事了：满满几个屋子的货，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