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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她的鼓动下，人们站起采，继续前行。
母亲把五姐送她的药片用手巾包起，装在贴身的口袋里，然后搭上车襻，扶起车子，说：“走吧，孩子们。”
撤退的队伍拉得越来越长，前望不见头，后望不见尾。我们到了王家丘。但王家丘既没热水也没油，更没有萝卜咸菜大蒜头。县政府的骡队在我们进村前已经走了，场院上凌乱的干草和马粪是他们留下的痕迹。百姓们在场院里点起几堆火，烘烤着干粮。有几个男孩用尖树枝挖掘着野地上的胡蒜。我们离开王家丘时，看到哑巴率着十几个区小队的队员迎面而来，重新进入王家丘。他没有下马，只是从怀里摸出了两个烧得半熟的红薯和—个红皮萝卜，扔进了我们的车篓。那个红皮大萝卜险些砸破他儿子二哑的头。我特别注意到他对着大姐龇牙一笑，很像豺狼虎豹。按说大姐是与他订过婚的，那天在杀人的池塘边他与大姐表演的惊人戏剧让在场的人没齿难忘。区小队员都大背着枪，哑巴腰里插着短枪，脖子上挂着两颗黑色的地雷。
太阳落山时，我们拖着长长的影子，挪到了一个小小的村庄。村子里一片喧闹，家家户户的烟囱里，都冒着浓稠的白烟。街道上躺满疲乏的百姓，宛若凌乱交错的圆木。一些相当活跃的灰衣干部，在百姓们之间蹦来蹦去。村头上的水井边，取水的人挤成一团。不但人往里挤，连牲畜也往里挤，新鲜的井水味道令人振奋，我的羊响亮地嗤着鼻子。上官来弟拿着一个大碗——那个据说是秘色青瓷的稀世珍宝，往井台上挤。有好几次她几乎挤进去了，但又被人挤出来。一个给县政府烧饭的老伙夫认出了我们，他提来一桶水。沙枣花与上官来弟最先扑上去，她们俩跪在桶前，都急着往桶里伸嘴，结果碰了个响头。母亲不满地斥责大姐：“让孩子先喝！”大姐一楞，沙枣花的嘴已经扎到水里。她像牛犊一样滋滋地吸水，两只肮脏的小手把着桶边，这是她与牛犊的区别。“行了，孩子，少喝点，喝多了肚子痛。”母亲劝说着，扯着她的肩头，使她脱离了水桶。她余渴末消地舔着嘴唇；井水在她的胃里咣咣当当地响着。大姐尽力喝了一饱，直腰站起时，她的肚子鼓起了许多。母亲用碗舀水，喂了大哑二哑和沙枣花。然后八姐抽着鼻子，循着水的味道找到了水捅，跪下，她把头扎到桶里。母亲问我：“金童，你喝点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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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摇头拒绝。母亲舀了一碗水。我松开了羊，它早就想冲上去，但被抱住了脖子。我的羊从桶里喝水是最自然最得劲的。这家伙白天吃了一肚子碱土，口渴得紧急，汲水时不抬头，桶里的水迅速下降，它的肚子渐渐膨胀。老伙夫感慨万端，但只叹气不说话。母亲对他的恩德表示感谢。老伙夫叹气更甚。
“娘，你们怎么这么晚才到！”上官盼弟不满地批评母亲，母亲没做任何辩解。我们跟随着她，推着车子领着羊，拐弯抹角，在人的细小缝隙里绕来绕去，听了无数的咒骂和抱怨，终于进了一个土墙柴门的小院落。盼弟帮母亲把车上的孩子拎下来。她要我们把车子和羊放在院外。院子外的树木上，拴着十几匹骡马，没有草料筐箩也没有草料，骡马啃吃着树皮。我们把车子放在胡同里，羊却跟随着我进了院子。盼弟看了我一眼，没说什么，她自然知道羊就是我的命。
正房里灯火通明，一个黑色的大影子在灯下晃动。县府干部正在大声争吵着什么。鲁立人沙哑的声音掺杂在里边。院子里，几个小兵抱着枪站着，没有一个站直了的，他们脚痛。天上繁星点点，夜色深沉。盼弟把我们带进厢房。墙壁上挂着一盏昏昏欲灭的灯，灯光黯淡，鬼影憧憧。一个穿着寿衣的老太婆平躺在开着盖子的棺材里。见我们进来，她睁开眼，说：“好心人，帮俺把棺材盖上吧，俺要占住俺的屋……”母亲说：“老婶子，您这是昨啦？”老女人说：“今日是我的好日子，好心人，行行好，帮俺抬上盖子吧。”盼弟说：“娘，将就着住吧，总比睡在街上强。”
这一夜，我们睡得很不安宁。正房里的争吵半夜方止。他们刚停止争吵街上便响起枪声，枪声造成的骚乱平息不久，村子中央又燃起一把大火。火光宛如波波抖动的红绸，照亮了我们的脸，也照亮了舒适地躺在棺材里的老太婆。天亮的时候，老太婆依然不动，母亲唤她一声，没见睁眼，伸手一把脉，果然死了。母亲说：“这是个半仙呐！”母亲和大姐把棺材盖子盖上。
后来的几天更加艰苦。抵达大泽山边缘时，母亲和大姐的脚已经磨破了皮肉。大哑和二哑得了咳嗽症。鲁胜利发烧拉稀，母亲想起五姐所赠灵药，便往她嘴里塞了一片。只有可怜的八姐没病没灾。我们已经两天没有看到盼弟的影子了，县、区干部也一个见不到。看见过哑巴一次，他背着一个受伤的区小队员从后边跑上来。那人被炸断一条腿，鲜血沿着空荡荡的破烂裤管，淅淅沥沥地淌在地上。那人在哑巴背上哭者：“队长行行好吧，给我个痛快的吧，痛死我啦，亲娘哟……”
大概是逃难出来的第五天吧，我们望见了北面的白色大山，山上有一簇簇树木，山顶上似乎有座小庙。在我家房后的蛟龙河堤上，只要是晴天，能望到这座山，但那时它是黛青色的。山近在眼前，山的形象，山的清凉气味，使我们意识到已经远离了家乡。我们走在一条宽阔的砂石大道上，迎面有一支马队驰来，马上的士兵与十七团的打扮一样。部队与我们背道而驰，说明我们的家乡真的成了战场。马队过后是步兵，步兵过后是骡子拉着的大炮。炮口里插着花束，炮兵骑在炮筒上洋洋得意。炮兵过后是担架队，担架队过后是一溜两行的小车队，小车上推着面袋子和米袋子，还有一些草料口袋。逃难出来的高密东北乡村民都胆怯地靠在路边，给大军让路。
步兵队里，跳出来几个背驳壳枪的，向路边的人询问着情况。剃头匠王超推着一辆时髦的胶轮小车逃难，一路潇洒，在这路上却碰上了让他烦心的事。粮草队里一辆木轮车断了车轴，推车的中年男人把车子歪倒，把那断轴抽出来，翻来覆去地看着，弄得双手都是黑色的车轴油。拉车的是一个十五岁左右的少年，头上生着疮，嘴角溃烂，身上穿一件没有纽扣的衬衫，腰里扎着一根草绳子。他问：“爹，怎么啦？”他爹愁眉苦脸地说：“断了车轴了，孩子。”爷儿俩个合力，把那个高大沉重、箍着铁皮的车轮拖出来。“怎么办，爹？”少年问。他爹走到路边，在粗糙的杨树皮上，擦着手上的车轴油。“没法子办。”他爹说。这时，一个背着驳壳枪、穿一件旧单军装、头上戴着一顶狗皮帽子的独臂干部，从前面的小车队里斜着身跑过来。
“王金！王金！”独臂人气呼呼地吼着，“为什么掉队？嗯？为什么掉队？你是不是想给咱钢铁连丢脸？！”
“指导员，”王金愁眉苦脸地说，“指导员，车轴断了……”
“早不断晚不断，上战场你才断？不是早就让你们检查车辆吗？！”指导员越说越有气，他抬起那只格外发达的胳膊，对着王金的脸抡了一下子。
王金“哎哟”了一声，一低头，鼻孔里滴出血来。
“你凭什么打俺爹！”少年大胆地质问指导员。
指导员怔了一下，道：“是我不经意碰了他一下，算是我的不是。但耽误了粮期，我把你们爷俩一起毙了！”
少年道：“谁愿意断车轴？俺家穷，这小车还是借俺姑家的。”
王金从袄袖子里撕出一些烂棉花，堵住了流血的鼻孔，嘟哝道：“指导员，您总得讲理吧？”
“什么叫理？”指导员黑虎着脸说，“把粮食运上前线就是理，运不上前线就不是理！你们少给我罗嗦，就是扛，今天也得把这二百四十斤小米子给我扛到陶官镇！”
王金道：“指导员，您平日里老说实事求是，这二百四十斤小米……孩子又小……求求您了……”
指导员抬头看太阳，低头看怀表，放眼看四周，一眼就看到了我家的木轮车，第二眼便看到了王超的胶皮轱辘小车。
王超有剃头的手艺，手头小钱活泛，又是光棍汉，挣了钱就割猪头肉吃。他营养良好，方头大耳，皮肤滋润，一看就不是个庄稼人。他的胶轮小车上，一边装着他的剃头箱，另一边载着一条花被子，被子外边还绑着一张狗皮。那小推车用刺槐木制成，涂了一层桐油，槐木放着金黄光芒，不但好看，而且还有一股清香可闻。临行前他把皮轱辘充足了气，走在坚硬的沙石路上，小车轻松地蹦高，车上载又轻，人又身体壮，怀里揣酒瓶，走几里路就襻在肩上手撒车把，拧开瓶塞抿几口烧酒，腿轻脚快唱小曲儿，恣悠悠的，完全是一个难民队里的贵族。
指导员黑眼珠子咕噜噜旋转，微笑着走到路边来。他友善地问：“你们是哪里来的？”
没人回答他。因为他问话时眼睛盯着一棵杨树干，树干上留着那汉子刚抹上的黑色车轴油。银灰色的杨树，一棵挨着一棵，枝条都往上拢着长，有直插云天之势。但他的目光迅速地射在了王超脸上，他脸上友善的微笑陡然消失，换成了一幅像山一样威严、像庙一样阴森的面孔。“你是什么成分？”他目光紧盯着王超那张油光光的大脸，突然发问。
王超懵头转向，张口结舌。
“看你这样子，”指导员咬钉嚼铁地说，“不是地主，也是富农，不是富农，也是小店主，反正你绝对不是个靠出卖劳动力为生的人，而是个吃剥削饭为生的寄生虫！”
“长官，”王超说，“冤枉啊，我是个剃头匠，靠手艺混饭吃，家中只有破屋两间，土地没有，老婆孩子也没有，一人吃饱，全家不饿；吃了今日，不管明日；俺那儿刚刚划完成分，区里给俺划了个小手工业者，相当于中农，是基本力量呢！”
“胡说！”独臂人道，“凭着我这双眼睛，你巧嘴的鹦鹉难说过潼关！你的车子，我们征用了！”他回身招呼王金父子，“快点，把小米卸下来，装到这辆车上。”
“长官，”王超道：“这小车是花了俺半辈子积蓄啊，你不能剥夺穷人啊。”
独臂人怒冲冲地说：“为了胜利，老子的胳膊都贡献了，你这辆车子值几个钱？前方将士在等待粮食，你难道敢抗拒吗？”
王超道：“长官，您跟俺不是一个区，也不是一个县，凭什么征俺的车子？”
独臂人道：“什么区、县，都是为了支援前线。”
王超道：“不行，俺不愿意。”
独臂人单膝跪地，掏出钢笔，用嘴咬开笔帽，又掏出一块巴掌大的纸，按在膝盖上，歪歪斜斜地画了几个字，问：“你叫什么名字？是哪个县哪个区的？”
王超一一回答。
独臂人道：“你们的县长鲁立人是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