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节平安地度过。元宵节的夜晚，母亲背着我，领着六个姐姐，去大街上看灯。村里家家挂灯，都是些小灯笼，只有福生堂大门口悬挂着两盏像水瓮那么大的红灯，每个灯笼里插着一根比我的胳膊还要粗的羊脂大蜡烛，烛光闪闪，使灯笼放出耀眼的光辉。二姐招弟哪里去了？母亲不管不问。她已经是我们家的游击战士，有可能三天不回来，也可能突然回来。大年夜里。我门正要放鞭炮迎财神时，她身披着一件黑斗篷回来了。她故意炫耀着紧紧束住细腰的牛皮腰带，和那沉甸甸地挂在腰带上、闪烁着镍光的左轮子手枪。母亲用近乎嘲讽的口吻说：“想不到上官家又出了一个女响马！”说完这话时母亲一脸哭相，二姐却咧开嘴笑了，她的笑是准纯情少女式的，使母亲感到还有挽救她误入歧途的可能，于是母亲说：“招弟，我不能让你去给司马库做小。”上宫招弟冷笑一声——这冷笑完全是毒辣妇人式的——母亲心中刚刚燃起的希望之火随即便熄灭了。
大年初一，母亲去给她的姑姑拜年，说起来弟和招弟的事情，她的大姑姑——久经磨练的老女人——说：“儿女情事，只能随其自然。再说，你有沙月亮和司马库这样的女婿，这辈子还愁什么？这两个人，都是钻天的鹞子！”母亲说：“我只怕他们死不在炕上。”那个老妇人说：“死在炕上的，多半是窝囊废！”母亲还想罗唆，她的大姑姑很不耐烦地挥挥手，驱赶苍蝇一样把母亲的话一扫而去。她说：“让我看看你的儿子吧。”母亲把我从棉布袋里提出来，放在炕上。我恐惧地看着母亲的大姑姑那张又窄又小、千沟万壑的脸和镶嵌在深陷的眼窝里那两只炯炯的绿眼睛。她凸起的眉骨上竟然没有一根眉毛，眼圈周围却生着密匝匝的黄睫毛。她伸出枯骨般的手，摸摸我的头发，揪揪我的耳朵，捏捏我的鼻尖，甚至把手伸进我的双腿间，摸摸我的鸡芭蛋。我厌恶极了她的这种侮辱性的抚摸，尽力向炕角爬去。她一把揪住我，大声说：“小杂种，站起来！”母亲说：“大姑，他才七个月，怎么能站起来？”老妇人却说：“我七个月时就能去鸡窝里给你奶奶掏鸡蛋了。”母亲说：“大姑，那是您，您不是平常人物。”老妇人说：“这个小子，我看也不是个平常人物！马洛亚这人，可惜了呀。”母亲的脸红了，接着又白了。我爬到炕里边，手把着窗台，双腿一挺站了起来。老妇人拍着巴掌说：“看吧，我说他能站起来，他就能站起来！回过头来，小杂种！”“大姑，他叫金童，你怎么老叫俺小杂种！”
“杂种不杂种，只有娘知道，是不是啊，我嫡亲的大侄女？再说，我这是爱称，小杂种啦，小鳖蛋啦，小兔崽啦，小畜生啦，都是爱称，小杂种，走过来！”母亲的大姑姑吼叫着。
我转过身，双腿颤抖着，望着母亲泪水盈眶的脸。“金童，我的乖儿子！”母亲伸出双臂，召唤着我。我扑向母亲的怀抱。我会走了。母亲紧紧地抱着我，喃喃地说：“我的儿会走了，我的儿会走了。”
母亲的大姑姑严肃地说；“儿女就是一群鸟，该飞的时候，留也留不住。你呢？我是说他们都死了你怎么样呢？”
母亲说：“我挺好。”
老妇人高声说：“好就好，凡事住天上想，往海里想，最不济也往山上想，别委屈自己。你明白我的意思吗？”
母亲回答说：“我明白。”
告别的时候，老妇人问：“你婆婆还活着吗？”
母亲说：“活着，在驴屎里打滚。”
老妇人道：“这个老东西，强梁了一辈子，想不到落了这么个下场！”
如果没有母亲与她的大姑姑这次密谈，我不可能在七个月时便能行走，母亲也不可能有兴致带我们去大街上观灯，那样我们只能过一个索然无味的元宵节，那样我家的历史有可能不是目前这样子。大街上人很多，但似乎都是一些陌生的面孔。人与人之间洋溢着安定团结的气氛。很多的孩子，提着噼噼哩哩滴火花的金老鼠屎，在人缝里钻来钻去。我们在福生堂大门前停住，观赏着大门两侧那两个庞然的大灯笼。灯笼暖昧的黄光映照看大门额头上悬挂着的金字匾额。福生堂大门洞开，深深的庭院里灯火通明，传出一阵阵的喧哗。大门外聚集着很多人，袖着手，静静地立着，像等待着什么。多嘴多舌的三姐上官领弟问身边的人：“大叔，这里要施粥吗？”那人不置可否地摇摇头。身后一个人道：“姑娘，腊八节才施粥呢。”三姐回头问：“不施粥在这干什么？”那人道：“要演文明戏呢，听说是从济南府搬来的名角。”二姐还要絮叨，被母亲捏了一把。
终于，福生堂大院里走出了四个人，每人手里握着一根高竿，竿梢上挑着四个黑乎乎的铁家伙，铁家伙喷吐着灼目的火苗，照耀得大门前亮若白昼，不，比白昼还亮。离福生堂大院不远处，教堂的破烂钟楼上栖息着的野鸽子惊慌地飞腾起来，在白光里咕咕鸣叫着飞过，飞到黑暗里去。人群里有人高叫一声：“瓦斯灯”！从此我们知道了这世界上除了豆油灯、洋油灯、萤火灯之外，还有这能把人眼照痛的瓦斯灯。四个挑灯的黑大汉在“福生堂”大门前站成一个四角形，好像四根黝黑的柱子。大门内又出来几个人，扛着卷成圆筒状的苇席，咋咋呼呼地走到四个挑灯人规范出来的宝地中间，使劲儿把席扔下，然后，解开束席绳，苇席便自动地展开。他们弓看腰，拽着席角，快速地挪动着黑色的、毛茸茸的小腿。由于他们的脚步太快，也由于瓦斯灯光太强烈，使我们的眼睛出现重影，所以我们一致地看到，那些扯着席子跑动的人，都生看四条以上的腿，腿与腿之间，还牵拉着一些透明发亮的蛛网状的东西，由于这些东西的缠绕，他们的奔跑就好像在蛛网上做着无奈挣扎的小甲虫。席子铺好后，他们直起腰来，对着观众亮了一个相。他们的脸上，涂抹着一道道油彩，好像一块块新鲜斑斓的兽皮。有的像豹子皮，有的像花鹿皮，有的像猞猁皮，有的像在庙里偷食供果的花面獾的皮。然后他们便跑两步退一步似的蹿回福生堂大门里去了。
在四盏瓦斯灯嗤嗤的喷气声中，我们静静地等待着，崭新的苇席也在静静地等待。四个高举灯竿的黑汉，变成了四块黑色的石头。一阵锣响，抖擞起了我们的精神，所有的目光都射向大门里边，但都被那镶着斗大福字的白色影壁墙挡住。我们等待了仿佛半辈子，司马亭——福生堂大掌柜、大栏镇原镇长、现维持会长——哭丧着脸出了场。他提着那面饱受打击的铜锣，仿佛极不情愿地敲着锣绕场转了一周。然后站在席地中央，对着我们说：
“各位乡党，大爷大娘大叔大婶大哥大嫂大兄弟大姊妹们，俺兄弟扒铁桥打了胜仗，好消息传遍了四面八方，七大姑八大姨都来祝贺，送来了嘉奖令二十多张。为庆祝这一个特大胜利，俺兄弟请来了戏子一帮。他自己也将要粉墨登场，演一出新编戏教育乡党，元宵节不能忘英勇抗战，决不让小鬼子占我家乡。司马亭是一个中国男儿，决不再当这维持会长！乡党们，咱是中国人，不侍候日本人这帮狗娘养的。”
说完这段合辙押韵的话，他对着观众鞠了一躬，提着锣往回跑，与正从大门里走出来的胡琴师、横笛手、琵琶匠撞在一起。音乐师们挟着乐器，提着板凳上场。
乐师们坐在席边，吱吱呀呀地调弦，以横笛手吹出的两个音符为基准。高的往下落，低的往上拧。胡琴、琵琶、横笛，统一在一起，编织成一根均匀的三股绳，编了一段，停下来，等候着。然后鼓手、锣手、钹手、镲手，夹着家什提着凳子出来，与乐师们对面而坐，咣咣采采嘁嘁嚓嚓敲打一阵。小锣清脆单调地响了几声、小鼓敲出点儿，胡琴琵琶横笛齐鸣，编织着绳子，捆绑着我们的腿让我们不能走，捆绑着我们的魂让我们不能想。曲调缠缠绵绵，悲悲凉凉，有时又哼哼唧唧、嘟嘟哝哝，这是啥戏？高密东北乡的茂腔，俗称“拴老婆的撅子”，茂腔一唱，乱了三纲五常；茂腔一听，忘了亲爹亲娘。于是随着节拍，观众的脚在抖动，观众的嘴唇在翕动，我们的心在颤动。我们的等待就像那弦上的箭，到了临界发射的最后关头……五、四、三、二、一声高腔，在高腔结尾处又声嘶力竭地翻卷上去，拔得高上加高，刺破了云天。
俺本是窈窕一娇娘——呐——在放声歌唱的袅袅余音里，我二姐上官招弟头戴一朵红绒花，身穿蓝士林偏襟褂，扫腿裤子蓝绣鞋，左手挎竹篮，右手提棒捶，迈着流水般的小碎步，从司马家大门里流出来，流到耀眼瓦斯灯光下，在席地上煞住浪头，亮了一个相。眉毛不像眉毛是天边的新月，目光如水洒在我们头上，鼻子瘦削高挺，厚厚的嘴唇涂抹得比五月的樱桃还要红艳。然后是寂静，万眼不眨眼，万心不跳动，憋足一股劲，齐齐地喝一声彩。接下来我二姐舒腿、下腰，跑圆场，腰肢柔软如池边春柳，脚步轻捷似麦梢蛇在麦芒上滑动。这天晚上虽无风但还是寒冷异常，我二姐却穿着一身单衣。母亲吃惊地看到，自从吃罢鳗鲡之后，二姐的身体已经发起来了；胸前那两坨肉已经与成熟的鸭梨不相上下，而且形态端正、优美、继承着上官家女人丰｜乳肥臀的光荣传统。二姐绕场旋转一周，气不喘，神不乱，顿喉唱出第二句：嫁给了司马库英雄儿郎——这一句平稳过渡，尾腔没有往上扬，但引起的反响如石破天惊。众人交头接耳，窃窃私语：这是谁家的女儿？——这是上官家的女儿——上官家的女儿不是跟着鸟枪队跑了吗——这是二女儿——啥时攀上了司马库做小老婆？
——操你们的娘；这是唱戏！操你们的娘，闭嘴！我三姐上官领弟和其他几位姐姐在人群里大喊着，为我们的二姐辩护。人群顿时安静下来。——儿的夫他本是毁桥专家，洒烧酒布火阵在蛟龙桥上。五月里五端阳蓝火万丈，烧得那小日本哭爹叫娘。我的夫他屁股受了重伤。昨夜里大风雪天地皆白，我的夫带队伍去毁铁桥梁……接下来我二姐做敲冰状，做在冰水里洗衣服状。她浑身瑟瑟，犹如一片挂在腊月树梢的枯叶。观众进入戏境，有赞叹不已者，有用袄袖子沾泪者。突然一阵锣鼓响，我二姐站起来往远处张望——耳听得西南方震破天响，又望见夜空中熊熊火光，一定是儿的夫毁桥得胜，小日本军火车见了阎王。俺回家速速把烧酒烫上，再杀两只鸡炖锅鸡汤——然后二姐做收衣状，做爬堤状，接唱：猛抬头发现四条豺狼先前扛出苇席那四个腿脚麻乱满脸油彩的人，翻着连串的空心筋斗从大门里滚出来。他们围定我二姐，你一爪，我一爪，像四只猫围定一只小耗子。那个脸画成花面獾模样的，怪腔怪调地唱着：俺本是日本国龟田队长，出来找一个花花姑娘，早听说东北乡美女成群，一抬头看到了美貌娇娘………
…
小娘子呀，走呀走，跟着大太君去把福享。紧接着他们把我二姐叉起来。我二姐身体一挺；绷得像棍一样直，被四个“日本鬼”高高举起，在席地上转圈。锣鼓敲得紧急，犹如急风暴雨。观众涌动，往前逼近。母亲大叫着：“放下俺的闺女！”母亲呐喊看冲上前去。我绷直双腿站在棉口袋里，这感受与我后来骑在马上的感受颇为相似。母亲伸出双于，像老鹰捉兔子，抠住了“龟田队长”的双眼。他哀嚎着松了手，其他三个人也松了手；我二姐跌在席地上。那三个演员跑了，母亲骑着“龟田队长”的腰，在他的头上胡撕乱扯。我二姐拉扯着我母亲，高声嚷嚷着：“娘，娘，这是唱戏，不是真的！”
又拥上去几个人，把母亲和“龟田队长”分开。“龟田队长”满脸是血，逃命般蹿进大门。母亲气喘吁吁，余恨未消地说：“敢欺负我的闺女，敢欺负我的闺女？！”二姐恼怒地说：“娘，一场好戏，全被你搅了！”母亲说：“招弟，听娘的话，咱回家去，这样的戏，咱不能演。”母亲伸手去拉二姐，二姐一甩胳膊，懊恼地说：“娘，你别在这儿给我丢人啦！”母亲说：“是你给我丢人！跟我回去！”二姐说：“我就不回去。”这时，司马库高唱着出了场：毁罢铁桥打马归——他穿着马靴，戴着军帽，手持一根真正的皮鞭，跨下是一匹想象中的骏马，他双脚跺地，往前移动，上身起起伏伏，双手挽着虚无的缰绳，做出纵马驰骋状，锣鼓喧天，丝竹齐鸣，尤其是那根横笛，发出穿云裂帛之声，令人魂飞魄散，不是因为恐怖，而是因为笛声的感召。司马库面孔如铁，又凉又硬，严肃得要死，没有一丝丝油滑肤浅忽听得河堤上